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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空白处到身边怪现状:无所畏与无所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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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三个面相（2）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而内*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被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难以令人信服。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
袁世凯对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对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他们的反抗将被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有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民国的三个面相（3）
二、制度扞格
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这种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得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民国的三个面相（4）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进步，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源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主义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必须有所变通。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2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充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3、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国的三个面相（5）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显然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是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变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制度居然还能发挥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只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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