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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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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有的保密时限到了，方可归还本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个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了一点东西，给老人送来时我还没有走，有幸一睹。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像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像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像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颤巍巍地起了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已经完了，我说得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大陆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2
我的职业注定我有些游手好闲，喜欢游山玩水。我在浙江沿海长大，生于六十年代，小时候，只要夜空中出现什么异常的灯火，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是台湾飞机在空降特务。所以中国那么多省市，台湾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外省，比北京、上海都还先知道。那时我总把台湾想得很近，感觉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看。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是离世界很近，离台湾很远，你可以轻松去美国、阿根廷、冰岛、澳大利亚……却不一定去得了台湾，虽然它是我国的一个省。这么难来的地方来了当然要好好游玩一下，我订了一个五日游计划，台北、高雄、新竹、桃园、阿里山、绿岛……然而，每到一个地方，再美的景色都驱散不了老太太的音容，才玩两天下来，我笔记本上已经记有五大问题和一些小问题。五大问题分别是：
一、老鳖是怎么将情报成功送交组织的？当时他已被敌人全天候监视，而且整个事情发端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传情报给老汉时被敌人截获，那么此次传递又凭何保证不给敌人截获呢？
二、老人家几次说到，她发现李宁玉在用她的笔迹传情报后非常恨她，后来决定不告她并帮她把三只药壳子放回原地，是因为她怕李宁玉反咬，可最后李宁玉死了，其实已经不可能反咬她，她又为何还要帮她？
三、事后肥原把软禁在裘庄的人，包括张司令和部分工作人员都带走了，去了哪里？那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是生是死？
四、肥原到底是被什么人杀的？
五、老人家对潘老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以前就有什么过节？
这些问题像毒瘾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无心观光，一心想去见老人家。几经联系均遭拒绝。到了第四天，绝望之余，我索性搭乘出租车私自闯去，可谓毒瘾发作，无法无天。老人家正在花园里纳凉午休，看到我不期而至，惊诧之余，她像个普通老人一样，摇头叹息，喃喃自语地费劲。我没有道歉，因为我知道道歉只会唤醒她犀利的心智，对我不利。我略施小技，先声夺人：
“我不请自来，是因为我觉得您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
“怎么可能？”这一招果然灵，老人家出招就是辩解，“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要的就是她的辩解——良好的开端预示我将不虚此行。
果然，老人家对我提的问题很重视，几乎大大小小都作了认真回答。只有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她对潘老的情绪问题，她显得颇不耐烦，只丢给我一句话：“你别提他，提起他我就心烦！”
我感觉两人以前一定有过什么过节，但有什么事会让一个古稀老人依然如此不能释怀？我人到中年，已经越来越相信一个哲学家的话：时间会消逝世间所有人为的颜色，包括最深刻、最经典的爱恨情仇。也许借用哲学家的话可以扰乱她的阵脚，引发她一吐为快。然而我实在不忍心，我已经很满足了，有些东西捅破了也许还没有封存的好。
3
当然，有些东西是必须捅破的，比如问题一和二。
对问题一，老人其实不是当事者，好在后来她曾去牢房见过老鳖，多少了解一点情况。老人说，那天晚上肥原没有抓到老K等人，断定这些人中必有老鬼的同党，于是，回来即把老鳖抓捕归案，连夜审问，想从他嘴里知道到底谁是老鬼的同伙。但老鳖宁死不说，所以肥原应该是至死也不知道底细。后来肥原走了，老鳖一直被关押在牢房里，有一天她偷偷去看他，那时老鳖的有生之日已经不多。正是那次见面，她从老鳖那里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是如何把情报传出去的。
“老鳖告诉我，遇到突然丢给他的特急情报，他必须马上看，然后根据情报的紧急程度作出不同的处理，最紧急的处理方式是去邮局直接打电话。”老人解释道，“这当然有点冒险，可能让敌人获知他组织上的电话。但有时候该冒的险还是要冒，没办法的，干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冒险，脑袋别在裤带上的。老鳖说他后来就是打电话通知组织上的，因为太急了，其他方法都不行，只有铤而走险。他这一走险反而好了，因为敌人不可能贴身跟着他，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即使看到他在打电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李宁玉算是没有白死。”
我紧接着抛出问题二。老人一听，神情一下变了，变得激动，伤感，感慨万千，后来说着说着竟然忍不住呜咽起来，一个古稀老人的呜咽啊……擦了一把热毛巾，喝一口温水后，老人才平静下来，对我再度回忆起那天晚上发生在厕所里的事情。老人说，那天晚上李宁玉是跪在地上把三只药壳子交给她的，而且一跪不起。
“她要我对她发誓，一定要帮她把东西传给老鳖，否则就是不肯起身啊。”老人家连连摇着头，仿佛又亲历现场，看到李宁玉跪在她面前，“我拉她起来一次，她又跪下一次，反复了好多次啊。我本来确实不想对她发誓的，凭什么嘛，你求我办事还要我发誓，哪有这道理的？可她就是那么绝，跪了又跪，最后膝盖都跪破了，鲜血直流，血淋淋的。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答应她，对她发了誓。说老实话，我后来犹豫过帮不帮她，毕竟这也是有风险的，但每当犹豫时我总是想起她对我长跪不起的样子，脸上泪流满面，裤脚上血淋淋的，可怜哪！可叹哪！人心是肉长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是在一念之间促成的。”
老人的话，我没有理由不信服。
对问题三，老人告诉我，事后肥原确实把她和那些人都带走了，因为他到最后也不知谁是老鬼的同伙，只好把人都带走，弄去上海审问。但到上海后她和那些人分开了，她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后来只有王田香和她被送回部队，另外那些人的下落谁都不知道。“估计都不会有好下场，即使不是死，也是生不如死。”老人家如是说。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杀了肥原？对此，老人家一点不谦虚，明确告诉我是她，并把杀人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有关细节，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总的说，她是花了四根金条从黑社会雇了两个职业杀手把肥原干掉的，按照要求杀手把肥原碎成三段，抛尸街头。我问她为什么要花重金去杀他，老人家久久盯着我，末了，闪烁其辞地告诫我：“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努力忘掉一些事情，你去追问它是不道德的！”
此刻，说真的，我已经从王田香的后人那里了解到个中隐情，但我决定不公开。我要替老人保守秘密，无怨无悔。我可以想象，老人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一定是为了想让她这个秘密永远不受侵扰。现在她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就让我们为她沉默一次吧。不要因此有什么遗憾，事实上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多。
·18·
外部 静风
1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其实风总是有的，有空气流动就有风，只是当这种流动小到一定程度（每秒零点二米），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一个意思：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的。我觉得，除了跟那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写成，我想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一六九一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2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林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不管？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
3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非亲非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
4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对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5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七〇一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当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七〇一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林金明、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连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不存在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一边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七○一，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发送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一条短信：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6
我不走。
我觉得一切才开始。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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