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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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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他的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了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是否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7年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地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又都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看着它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因为###门的领导将来学校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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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如何记忆（2）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并不是这样，他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30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30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30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和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和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30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4/5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1/5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基本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撒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谐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及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了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关于这场灾难只有两本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才被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生在1976年这个敏感时刻，被视作政治秩序改变征兆的大地震中蕴含的更多细节，我们仍一无所知。巨大灾难是考验一个政府与其人民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迟钝、智慧、麻木、勇敢、同情心、英雄主义，种种复杂的反应都会在期间涌现出来。30年过去了，所有这种细微的、值得珍视的情感，理应吸取的教训，都被压抑在建设一个“新唐山”的过度热情与速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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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如何记忆（3）
“不用担心，唐山人不会忘记这些。”张庆洲说，我们谈了一上午话，在楼下的小餐厅里吃了桂林米粉。唐山人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每年7月27日的夜晚，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烧冥纸，纸灰满天飞舞。地震后的尸体无法辨认，况且也不可能再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了大坑中掩埋了，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哪里，他们在所有十字路口都继续送自己的亲人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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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南京中山陵（1）
沿着中山陵漫长的石阶往上走，我期待的肃穆淹没在人群的喧闹中。人们总是在拍照，在台阶上、入口处、华表前，为了看谭延辏樾吹谋模冶匦肽托牡氐却�10分钟，一个又一个游人站在石碑前，姿态各异，表情喜悦，等待同伴将自己装入镜头，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在没有被摄入照片前，你不能肯定你游览过此地。
像很多游览胜地，游客总比景观更像是主体，也像中国所有的景点一样，在中山陵门口最醒目的位置，张贴着“禁止随地吐痰与大声喧哗”的“游人须知”。在由“博爱”、“天下为公”、“民族”、“民生”、“民权”这些词构成的中山陵里，“游人须知”显得格格不入。
当然，没有人注意这些。天气炎热，我看到了裸露上身的男士，喧哗声即使到了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墓室中也没完全消失，而每隔几分钟，总会看到人扭头向石阶旁的草地上吐痰……
我突然想起1924年3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除去表达对中国与世界正在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观察，他还提到“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那是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之前生活的一连串挫折，只有很少的时刻，某种意外的荣光才降临于他。
他试图寻找到一条帮助中国摆脱屈辱处境的道路。1894年，他曾向李鸿章自我推荐，却被拒绝。他们是两个时代的思维，李鸿章的一代相信通过“坚船利炮”实现军事上的现代化，就可以应对西方的到来这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1895年的甲午战争摧毁了这一信念；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半调子式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再次加强了孙中山彻底推翻帝制、引入西方政体的信念。但是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并不那么顺利，在意外而短暂地成为中国民国第一任总统后，权力还是回到前清大臣的手中，一个旧世界分崩离析了，新世界却并未建立起来。孙中山相信过修建足够的铁路可以救中国，期待过南方的军阀可以帮助他统一中国，晚年时，苏联的经验则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始终不无惋惜地看到，他一心期待获得新生的国家，似乎总是在睡梦之中，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无法摆脱种种经年累月的陋习。他越来越觉得，中国人不随地吐痰，像政治上的共和制一样至关重要。
南京充满了种种政治痕迹。紧邻中山陵的是明孝陵，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埋葬于此。他开创了政府对普通人强大控制的传统，他也是政治清洗传统中的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是稳固的、停滞的、内向的、小农传统的……
我在7月29日那个闷热的下午到来时，南京似乎正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堪。本地主要报纸《现代快报》说，“博爱之都”、“第一城垣”、“绿色之都”，这些别号似乎都不足以表明南京的独特性，至于“六朝古都”，记者抱怨说几乎找不到昔日遗迹了。南京人试图创造一些，于是为了迎接7月31日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两万名青年男女在公园中速配，在巍峨的明代城楼中华门上，相亲的男女还叠了77万只被称作“爱情鸟”的纸鹤，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中华门上闲荡时，夕阳业已下山，城市变得富有诗意起来，600年前的凝重的青砖墙配上放置的廉价的纸鹤，有种说不出的奇特效果。我想起了下午在长江路总统府里的感受，两江总督府，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曾居住在此，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传统中国的无力；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南京时，这里被改造成天王府——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固执地相信自己正是耶稣的弟弟，《圣经》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将缔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但他们的失败却是缘于他们互称兄弟的领导者间毫无怜悯的内部屠杀；孙中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总统的，而蒋介石则在此商讨围剿共产党的计划，汪精卫、李宗仁、冯国璋甚至“辫帅”张勋都曾是这里短暂的主人……解放军战士1949年将红旗插到这里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在前往南京的飞机上的一本杂志里，我还看到了陈逸飞1976年的油画《攻占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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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南京中山陵（2）
坐在昔日的总统府订阅报纸办公室门口的长凳上，眼前正好搭着一件正在晾晒的绿色军大衣，不远处正是蒋介石在1948年接见一些国家新任驻中国大使的黑白图片。历史的恍惚感此刻变得鲜明无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历史是依靠时间点划分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确切的年份，似乎将历史一分为二，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又是另一个世界。
我差点忘记了，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洪秀全面临的是同一个中国社会，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作出回应，一些人更为敏锐、更果敢、更高尚，另一些人则可能顽固、残忍，有人拥有政治理想，有人则干脆是赤裸裸的野心家……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激活一个被惰性、分裂、资源匮乏所逼迫的社会，如何重新在外来者面前赢得尊严。他们中最有力的是那些最能体察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人，他们知道那些看起来迟缓、忍耐的中国人，随时可能变成一群躁动、为了目标甘愿抛弃一切的中国人……孙中山抱怨中国人缺乏现代人素质，40年后，新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刻上了毛泽东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十里秦淮河尽头，飘散着浓烈的臭味，夫子庙码头，霓虹灯闪烁，读书人在北岸的贡院里考试，探求安邦之道，而南岸则是烟花之地。400年前，即使在南明王朝覆灭前夕，这里的狂欢也未中断。距离夫子庙500米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东王府，1856年一场血腥屠杀便发生于此……
种种彼此矛盾的现象，总是在这个国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灾难、变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与抚平。每代领导人都面临着孙中山式的尴尬，在他演讲80年之后，中国人仍习惯性地随地吐痰，这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毫无变化。每代政治领导人都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往往发现他们更多受困于漫长的传统。倘若南京要寻找自己的特性，倒是它的政治传统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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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认同焦虑（1）
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性，却无助于了解真相。即使在全民崇尚经商的时代，中国人也不仅是消费动物。
我们的车第二次穿越北京东四的八条胡同时，我深感不安。正值盛夏夜晚，居民们拥挤在胡同的大排档里，喝啤酒，打牌，为家常琐事和国际局势争论，感慨社会之风的堕落……在狭窄的、夜色下才特有的放松感的胡同里，穿行的汽车像是不速之客，人们不情愿地挪动身体，冷漠、厌烦地看着它的经过。
我深知被人打扰的不悦。在北京，生活总是轻易地被扰乱。一觉醒来，你门口平整的马路已被挖开；经过安定门时，你熟悉的那片民宅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一阵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夜晚11点时，西直门却仍在堵车——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一直伴随着你，如果你早晨8点钟坐着直升飞机在北京上空巡视，会发现这座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和一个昼夜不停的工地。它还非常脆弱，一场不大不小的雷阵雨，就可能让全城瘫痪，一场政治会议的召开，就能让当地人怨声载道。
我无意描绘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与焦虑感确是北京日益显著的特征。与这些焦虑相伴随的是那种无法描绘的亢奋。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北京是各种建筑师的实验场，你可以把天安门旁的国家大剧院修成一个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线条的高楼上加一中式阁楼，你还可以在交通最拥挤的地段，毫不照顾未来，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将更多的人引向这里。城市里到处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与口号，就连防火、防盗也似乎与这一体育赛事有关，它像是这座城市的强心剂，所有的紧张、混乱，都可暂时遗忘。
两次穿越东四的八条胡同，是为了寻找一家酒吧。我们最终在六条找到了它，紧邻一间公共厕所。没有门牌，要敲门上的铜环，才会有人来开门。北京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城市最时髦的人，喜欢在故宫旁建餐厅，在中南海旁边的小巷里开酒吧。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工具。
酒吧是个小四合院。院子中间有窄小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在那个中国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年代。房间里挂着革命年代的油画，茶几上陈列着1969年的《北京日报》，而那四把沙发则是“决策椅”——据说是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榛都喜欢在这里抽烟。房间里那种政治气氛扑面而来，因为连酒单上鸡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机”、“长征”、“黑猫白猫”，它们分别是蓝色的、红色与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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