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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万人，是日军两次侵朝的绝对主力，绝大部分战役都是由他们承担的。秀吉没让他们回国，一是需要他们监视联军动静，以免干扰大部队渡海；二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能在朝鲜保留一个落脚点，以便日后再图。

可惜秀吉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这位日本霸主在伏见城内溘然去世。在临终前，秀吉向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以及上杉景胜五位大老表达了托孤之意，希望他们能辅佐丰臣秀赖，把丰臣家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在五位大老先后都表达了忠心以后，秀吉停止了呼吸。这位壬辰战争的元凶，就这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无论秀吉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后世的影视文学电子游戏对他进行怎样的渲染和美化，对于大明以及朝鲜来说，秀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他的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明、朝军民的鲜血。这个元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死去，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丰臣秀吉的侵朝，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邻国展开以灭国为目标的大侵略。它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数百年后。秀吉的精神信徒们再次踏上朝鲜，开始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其思想渊薮，即肇始于秀吉。

八月二十七日，除了宇喜多秀家以外的四位大老，集体签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根据秀吉的遗命，要尽快把驻朝日军都撤回来。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形成一份决议，要求设法大明和谈，以争取时间。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四大老第二次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这道命令，驻朝的六万日军没有立刻执行。

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实在忙得走不开。

因为一个绝大的危机，正朝着他们汹涌袭来。

第十九章　大增兵

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七年。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贪财——其实贪财不算怪，怪的是刘綎总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贪财。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一桩稳稳的大功已经到手，刘綎还想再多捞点，就去贿赂御史宋兴祖，结果被一状告到部里，朝廷念在他在朝鲜呆了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深究。后来朝鲜战争打完以后，他被派去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在总督李化龙的强烈支持下，刘綎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他老毛病又犯了，去贿赂李化龙的父亲，结果又被捅上朝廷，功过相抵……你说这人到底图什么。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这次援朝大增兵，朝廷想起刘綎的资历，觉得是个好人选，就命令他带领他麾下那支“多国部队”再次出征。刘綎出发的很早，在二月份就抵达了前线，驻扎在全州负责西线防御。

第二个人是董一元。

董一元和麻贵同属宣大系，也是将门出身，远祖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父亲董旸和哥哥董一奎都是一代名将。董一元本人长期驻守在蓟州、宣府、宁夏、延绥等地，战功累累，是个精熟于边事的老将。

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朝鲜战场上谈判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董一元被调到了辽东担任总兵，接替李成梁之位。他跟杨镐、李如梅等人合作，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蒙古部的把兔儿，消除了一大威胁，大受万历皇帝褒奖。二十五年被弹劾去职，接替他的恰好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

现在杨镐被弹劾丢官，李如梅又因为李如松之死而留在辽东。董一元战功卓著、资历老，又同时拥有宣大、辽东背景的将领，能镇得住场子，于是他被选中担任御倭总兵官，三月份抵达朝鲜，独带一路。

第三个人叫陈璘。

这个人特殊在何处，只要看他的头衔就知道了：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

他的到来，只意味着一件事：大明水师出动了。

在漫长的抗倭战争战事中，大明水师一直保持着沉默，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战争初期，朝廷无法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生怕他们佯攻朝鲜，实袭沿海，因此各地水师都以保卫地方为第一要务，不敢轻易北上集结。第二：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清晰了以后，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李舜臣，打得日本水师七荤八素，朝鲜水师足可以应付，不需要大明水师千里迢迢赶过去。

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对峙中，一直缺少大明水师的身影，不是没想到，而是不需要。

在这期间，大明水军只有两次登场的机会。一次是在李如松攻克平壤以后，为从山东、天津等地向朝鲜运送补给物资的船队提供护航；一次是日军从汉城撤退以后，一支舰队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南下全罗道，试图配合他偷袭釜山的计划。后来和议声起，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于是这支舰队也就撤退了。

一直到丁酉再乱的漆川梁海战爆发，朝鲜水师全军覆没，经略邢玠才惊觉水师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尤其是蔚山之战后，日军在水面来去自如，让邢玠更痛感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来配合陆上攻势。李舜臣确实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就那么几条船，袭扰可以，正经打仗就不够力了。

朝廷对邢玠的要求回应非常迅速，很快就派遣了以陈璘为首的广东水师前往助战。

陈璘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尤其是擅长水战，在广东声名赫赫，声望连在北京的万历皇帝都有所耳闻。可惜他性格不是特別好，为人贪渎，曾因虐待士卒而引发哗变，屡遭弹劾，在官场一直上上下下，经历颇为坎坷。

陈璘与抗日援朝的结缘，比任何将领都早。早在万历二十年，朝廷还没决定出兵的时候，万历已经在全国提前开始挑选将领。两广总督萧彦力荐陈璘，把他夸得无比英勇。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份，北京下文，把陈璘从南方召到京城，担任神机七营参将，以备咨询。

陈璘一看居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从家乡招募了五百多兵子弟，配备了精良火器，奔赴京城而去。战争开始以后，陈璘很快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防备日军登陆。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陈璘却倒霉了……

陈璘是个彻底的主战派，他一直强烈要求带着水军上战场，不停地给上峰上书。你说他是真心要为国效力也行，说他是为了故意表现自己的勇气也行，总之闹得是全军皆知，谁都知道有个陈姓大将跃跃欲试，要求带着水军入朝参战。

这个请求在战争初期一直被人忽视，因为李如松打得一直很顺利，用不着水军。到了碧蹄馆之战后，宋应昌深切地感觉没有水军，不能成事，他一下想起来陈璘，一纸调令让他过来助战——但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兵部尚书石星。

大家都知道，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后，石星逐渐变成了主和派，与宋应昌龃龉频生，两个人就战和问题分歧很大。现在宋应昌要调陈璘入朝，摆明了是要扩大战争规模啊，这与石星的方针完全相左，必须要阻止！

当时封贡之议刚起，对日方略朝廷还没取得一致意见，和谈的气氛尚不浓烈。石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举报陈璘向自己行贿。

其实驻京武将向文官敬献礼物，在大明已成了官场潜规则，人人皆是如此。陈璘到北京以后，也未能免俗，送了石星几件绒毯和几个琉璃杯子。他万万没想到，石星为了打击宋应昌，居然拿此事发难。

行贿证据确凿，陈璘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撤了职，带着陈家军灰溜溜地被调回广东、福建一线去了。他可真是躺着也中枪。

现在邢玠提请水师助战，万历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陈璘，跟内阁议了议，着兵部发下一纸调令，让他带着广东水营北上抗日。

陈璘带着自己的几个心腹和儿子陈九经，总兵力八千六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朝鲜而来。这八千多人里，只有陈九经率领的两千人是两广水兵，还有两千广东步兵以及四千六百名狼土兵。

狼土兵是明代抗倭的一段传奇。早在嘉靖年间，抗倭名臣张经就曾在俞大猷的建议下，调派广西田州等地的壮族土兵，谓之“狼兵”，又叫“俍兵”。与湘西土家族士兵合称为“狼土兵”狼兵作战极为悍勇，曾经在王江泾一战剿灭倭寇近两千人，是戚家军之前的明军抗倭主力。陈璘带的这支狼土兵，其成分已经不同于嘉靖年间，混杂了壮、土家、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不过战斗力丝毫不减。

邢玠大概觉得只有两千水军太过单薄，又向朝廷发问，调来了邓子龙的三千水军，归陈璘统一管理。邓子龙是一员老将，这一年都七十了，他在福建抗过倭，在江西平过乱，还在边境跟缅甸对峙了十二年，打得缅甸人不敢北望。他的出席，让陈璘的水师如虎添翼。

同时开赴朝鲜的，还有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广东水军，由陈璘的老战友副总兵吴广率领，编制上归刘綎管辖，是独立于陈璘的一支水师部队。

等到陈璘进入朝鲜后，又有一支来自南直隶水师与之会师。这支水师是由游击将军梁天胤和把总李天常统领，总兵力五千人。

仅仅只是陈璘这一支部队，就超过了朝、日两军水师的总和。

陈璘的先头部队早在二月底就抵达了朝鲜，驻守在鸭绿江口，他本人在四月份入朝，而广东水师的主力抵达的时间，是在五月十六日。陈璘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就地熟悉朝鲜附近水文情况。恰好这时候丁应泰弹杨镐案爆发，明军陷入停顿状态，一直拖到万世德接任经理一职以后，陈璘的水军才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全罗道开进，一共五百多条船——注意，大明的“船”，和日本的“船”无论是吨位还是威力可都是截然不同。

陈璘到了朝鲜以后，很得朝鲜君臣欢心。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时候，陈璘什么礼品都不要，只要求提供诸如解硝、瓦罐、石灰之类的作战物资，慷慨表示不干掉日本人我就不回去了。这种态度，让李昖十分欣慰。

他们的高兴劲还没过呢，问题就出现了。

李昖在汉城设宴款待陈璘，吃饱喝足以后，一群人出走消化食儿，走到一处叫青坡野的地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惨叫声。朝鲜君臣和陈璘凑过去一看，傻眼了。

一个叫李尚规的朝鲜官员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在地上像狗一样拖来拖去，绳子那头，是陈璘的一名部下，一边拖曳一边还骂骂咧咧。

虽说大明将领虐待朝鲜官员不是第一次，但当着国王的面这么干，可实在是太打脸了。陈璘也觉得不太合适，喝叱部下赶紧住手，跟李昖告罪，然后匆忙离开。

陈璘走了以后，李昖和几位大臣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派人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陈将军是以脾气暴烈而著称的，发起火来什么都敢干，手底下养出来的也全是骄兵悍将。他带兵北上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因为拨粮稍微迟缓了一点，陈家军一齐鼓噪，把当地的旗鼓官给打了一顿。这事一直闹到朝廷，可是水军集结在即，朝廷也不好深加惩处，只得口头申饬了一番，另外派吴广赶紧与陈璘会师，以保证军心不乱。

陈家军对付自己人都毫不手软，更别说对待朝鲜人了。

柳成龙一听到这些事迹，面如死灰，连声道：“这回麻烦大了，这种人去了李舜臣的营中，肯定会骑到他头上拉屎。李舜臣若是反抗，水军内讧，不战自败；如果不反抗，反而滋生了陈某人的骄横，早晚也要败。”

朝鲜人嘀咕的小话，陈璘才不在乎。他离开汉城以后，带领水军直奔古今岛。他一进水营，就看到李舜臣带着全体朝鲜水军列队相迎，摆下许多山珍野味和酒水，专候明军到来。

伸手不打笑脸人，李舜臣如此谦抑，陈璘也不好摆什么谱儿。主宾相见，互相寒暄，相谈甚欢。陈璘的部下见有酒喝，不用劝，也纷纷自斟自饮起来，现场气氛颇为热烈。

喝完酒，出事了。

鸣梁之战后，李舜臣招募了大量壮勇，他们的家眷也都随军驻扎在古今岛附近的陆地上，逐渐形成了几个小村落。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明军士兵在岸上到处溜达，看到有村子就一头闯进去，骚扰百姓不说，甚至还发生了数十起抢掠事件。

李舜臣一看，面色大寒，当即下令部属拆除帐篷，准备上船。陈璘喝得不算多，他看到李舜臣要走，连忙过去问怎么回事。李舜臣说：“我们是盼着天将来助战的，结果您的部下到处劫掠，把好不容易聚拢在的百姓都吓跑了。我这个当将军的，没脸留在这里。”

他这一番话绵里藏针，让陈璘有些无地自容。好在陈璘是一代名将，轻重缓急还能分清，他没一脚把李舜臣踢开，反而向他道歉。李舜臣趁热打铁，说如今两家合兵，最好统一管理，大人您是最高统帅，军纪这类事情，就让我来代劳吧。

陈璘琢磨了一下，答应了。

李舜臣治兵的手段，那是没得说。他得了陈璘保证以后，连续严厉处理了数起滋扰百姓事件，于是明军都知道这位朝鲜将军的厉害，军纪比入朝时强了不少。

明、朝水师联军会师以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联合作战。八月十三日，联军出征折尔岛，击溃日军一支小舰队。这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是战朝鲜水师斩级百余，而大明水师因为还未习惯朝鲜海面与日军战法，基本没怎么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一仗下来，一无所获。

陈璘面子有些挂不住，把手底下人叫过来痛骂了一顿。他正骂的唾沫横飞之时，忽然来了二十几个朝鲜使者，手里拎着四十多个倭寇脑袋。为首的对陈璘说：“我家提督说了，朝鲜水师的胜利，就是大明的胜利，所以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献上四十个首级，请您笑纳。”

看来李舜臣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终于不再是那个官场楞头青了，也懂得人情练达之道了。

李舜臣这种友好态度，让陈璘十分感动。

一般脾气暴烈之人都有个特点，好走极端，对你坏起来，恨不得把你吃了；对你好起来，恨不得把你供起来。李舜臣的谦折态度，让陈璘感觉非得投李报桃不可。他先劝李舜臣移民大明，担任高官，遭到婉拒以后他还不死心，专门给万历上书，盛赞李舜臣的各种光辉业绩，最后竟替李舜臣讨来了一枚九叠篆文铜铸都督印，规格高得惊人，还附赠了虎头令牌、鬼刀、斩刀、督战旗、红小令旗、蓝小令旗、曲喇叭、号称“八赐”。除了八赐以外，还赠送了长柄镰刀和龟船。

其他都好理解，唯独这个龟船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龟船不是朝鲜的独门武器么？怎么还用得着万历赠送呢？我推想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朝鲜物资匮乏，难以再建造大规模龟船，因为万历特意在大明境内建了几艘——或者说备好了物资材料——再转赠给李舜臣。

李舜臣得了这些赏赐，面色发光，把它们高高挂起在军营里来，谁来了都要带过去炫耀一番。

有了这一番交情，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从最初的互相忍让，变成了互相欣赏，见面彼此都要道声爷，没事就作诗唱酬，出门乘轿都是并驾齐驱，关系比蜜都甜。

这种意外发展，让汉城以柳成龙为主的悲观主义者们眼镜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果他们有眼镜的话。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