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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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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陈吾德《条陈东粤疏》)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神宗实录》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三),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神宗实录》二十年二月壬酉条六)——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甲午条七、癸卯条九)——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养成的防御性心态。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朝鲜诸位使节辩诬成功,还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陆续得意洋洋地返回汉城,升官封爵,君臣从上到下其乐融融。一直到开战前,李朝唯一做的准备,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庆尚道巡视了一圈,打的是整饬军备、修造堡垒的旗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天晓得。
这种身踞火炉而不自觉的心态,迟早要出大事。
结果大事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还不迟,是非常早。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朝鲜李朝的釜山镇佥使郑拨刚刚从宿醉中清醒过来,他昨天带着麾下三艘战舰去釜山港附近的绝影岛打猎,收获颇丰,于是晚上就喝多了点。这时有部下向他报告,说远处海域出现了奇怪的船只,不过现在海雾很大,只能看清一团黑影,无法辨别身份。
郑拨算算日子,以为是日本的岁遣船来晚了,也不以为意,依旧不急不忙地洗漱、用早餐。突然,对面的船传来一阵轰鸣声。郑拨脑子一激灵,酒立刻醒了大半。
他也算是一员老将,立刻分辨出这是火铳射击的声音。尽管从这样的距离,火铳对自己的坐舰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十分可怕——老百姓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火力。莫名惊骇的郑拨不顾危险,登舷远望,然后他就呆住了。
逐渐从海雾里出来的,不是一条船,也不是两条船,而是无数的战船(朴东亮《否泰小录》)。所有的史书谈及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句话:“蔽海而来。”
很快,位于釜山附近的加德岛鹰峰烽燧台燃烧起了狼烟,表明瞭望台也观测到了敌情(《物語韓国史》)。一瞬间,整个釜山附近都狼烟四起,惊慌失措地传递着倭寇来袭的消息。
郑拨所目睹到的日军舰队,准确数字是四百艘,差不多是日本海军二分之一强的战力(天荆《西征日记》)。这些船上运载的,是小西行长的侵朝第一军团,总计一万八千人。
当写到“蔽海而来”“七百艘”“一万八千人”这些词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山伐》。里面有个情节,是两名朝鲜士兵向国王报告唐军来伐,两人先说唐军一共有多少多少只船,每只船有多少多少名士兵,然后说:一共是……是……接下去两人开始伸出四只手,经过二十个指头轮指N遍计算,算完又互相对视数眼,最后同时大喊道:“那是不计其数啊!”
我当时非常奇怪这一情节的设计,里边还有很多类似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搞笑。因为,这一部很正经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
在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电影里,夹杂了这么多无厘头搞笑的小情节,这让我觉得极其怪异。只不过当我发现在这场被朝鲜称为护国战争的过程中,也一样出现过无数给我这种感觉的事件后,我便因此揣测这也许是代表了他们某种传统吧。
侵朝日军第一军总指挥小西行长,现在就带着“不计其数”的精英战士,正站在船头。他望着远处郑拨的坐舰以及更远处的釜山港,心里充满了兴奋。小西本是堺港商人之后,按说这辈子是没什么出头机会的。幸亏他碰到了秀吉,蒙其赏识,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一路青云直上,出征前已是肥后国二十四万石土地的藩主。
对一个药商之子来说,二十四万石土地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但对于伟大太阁的心腹来说,却太过狭窄。小西行长认为凭自己的功勋和才干,理应拥有更多土地。现在这一片丰腴的大陆徐徐向自己敞开了胸怀,只消轻轻一跨便可将其掌握在手中,小西行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站在小西行长身旁是他的女婿、对马岛的岛主宗义智。这一对翁婿在秀吉麾下,常年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工作,对朝鲜情况十分熟稔,麾下兵将也多出自是九州籍贯,称得上是对朝鲜知根知底。所以秀吉派遣了他们作为先锋军团,承担最艰巨的登陆任务,以及试探朝鲜军的虚实。
小西行长根本不在乎先锋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商人,他明白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如果这一次他作为先锋顺利地打开朝鲜国门,将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好处。眼前的小小釜山,不过是他成功的第一块踏脚石。
想到这里,小西行长挥动军扇,下达了前进的号令。
郑拨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战舰,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朝廷一直在讨论的倭寇入侵,是真的。他顾不上埋怨朝中那些颟顸大臣,立刻下令转舵回城。他知道,日本人筹谋已久,凭借自己的三条船是绝无胜算的,回到釜山城内据守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在前一天的釜山城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征兆。平时釜山倭馆里有许多日本商人,可昨天却离奇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四个人留守(《惩毖录》)。现在郑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大军来袭之兆。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看到朝鲜人已经被彻底震慑,小西行长这才下令全队转向,开始寻找合适的登陆场。釜山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岸多为沙滩,平均潮差不超越一米三,适合登陆的地点很多。小西舰队在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登陆场,距离釜山城不到四公里。
大批的士兵从关船和安宅船上攀下来,转乘小早船,如同飞蝗一般冲向海岸线。第一名战士在快接近海滩时,迫不及待地跳下小船,趟着水花,大叫着登上朝鲜的陆地。
就这样,日军终于迈出了踏上朝鲜的第一步。要等到七年后,他们最后一名战士才会离开这片土地。
看到日军阵容如此庞大,郑拨被吓坏了。面对日军在眼皮底下的登陆,他没有做出任何袭扰,只是把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器具。小西行长登陆之后,并未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建起了一个营盘,忙着把大船上的物资都卸载下来。在忙碌的间隙,朝鲜人民的老熟人宗义智与玄苏和尚联袂送了一封信给郑拨。这次他们两个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笑脸,而是声色俱厉地要求他立刻开城投降。
郑拨拒绝了。他虽是个有气节的人,投降倭寇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
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日本人没有继续勉强郑拨,开始在登陆场附近专心致志地通宵卸货。而郑拨为了不让城内居民发生骚乱,封锁了倭寇来袭的消息,还命令乐队吹萧弹唱,以安定军心。
于是在双方都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次日清晨,大股大股的日军开始朝着釜山浦城进攻。主攻将领是宗义智,他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为日、朝联盟奔走,屡遭朝鲜人的白眼,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发泄一下了。
郑拨是位值得尊敬的大将。他亲冒矢石,身披黑甲,在第一线指挥守城。他的行动激励了守城的所有士兵。在一开始的攻城战中,日军毫无进展,在朝鲜人犀利的弓箭下伤亡惨重。
但优势很快就转换了。
一支军队万万不能没有士气,但有时候士气不是万能的。决定战局的,还有经验和技术装备。
日本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对于如何笼城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这不是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所能比拟的。
从装备来看,守城的朝鲜军队身覆皮铠,头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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