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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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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善续邻国宝记》)。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萨摩旧记杂录》义久公御谱记)。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日本战史》)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全浙兵制考》卷二近报倭闻)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徐光启《海防迂说》)。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秀吉对明朝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

在望不见的遥远的西方尽头,有着一块陌生大陆,大陆上有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名字也很美丽,叫做“明”。

这个“明”国虽然富饶而美丽,物产丰富,各种技术也非常先进,可以制造无数让日本无法想象的产品,但却非常无能。想当年那些在日本战败了的大名手下,那些败军之士,那些失去了土地和俸禄沦为浪人的武士和农民、盗贼们,有时只凭数十人居然就可以在明国纵横千里,劫掠了无数的财宝和女人。于是,日本有无数的浪人和强盗,甚至无能的农民,都凭借去明国抢劫而发了财。

如此富饶而美丽的地方,统治者却如此无能,这对秀吉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觉得这是在暴殄天物,是一种罪孽。

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像他这样伟大的统治者去统治那块地方,这样一来,那里一定会更加美丽和富足。

而最关键的是,日本国内紧缺的土地资源也将获得极大缓解,那些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大名和他们的家臣们,就此可以获取大量在子孙繁衍时分家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他要征服那块大陆,去征服那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度。

他相信,以他几十年来谋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出色智慧和胆识,还有手下那些身经百战数以万计的武士,那数十上百的勇将,那些精通兵法的一流军师,足以完成这一宏大构想。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和测绘都太落后,以至凭丰臣秀吉的想象力,根本不能想象出那个叫“明”的国家到底有多大。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叫“明”的国家,最高时拥有不下两百万人的常备军。

丰臣秀吉触动了一头他无论如何都不该触动的龙,一头他绝对无法抗衡的巨龙。

更要命的是,丰臣秀吉不但触动了它打搅了它的沉睡,甚至还试图去拔它的胡须。这就不免会让那头巨龙朝他打上几个喷嚏了。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仪后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徐光启《海防迂说》)。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给中文做了一种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成就,李朝君臣很是自得,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拷贝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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