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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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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
〖上曰:“偾閯t然矣,天將之欲和者,何意耶?”元翼曰:“碧蹄一敗之後,畏縮如是。”上曰:“自古,兵家勝敗,不可常也。豈以一跌而如是也?”
……
上曰:“天朝糧餉,不用故耶?”元翼曰:“天朝糧餉亦用,亦留兵粍食者,幾一萬六七千,往來之數不在此中。所以難繼也。”上曰:“予意提督雖進,似無可爲。其軍不滿三萬,雖進何能爲也?”元翼曰:“天將亦言其如此,謂曰:‘兵少而能有濟耶?不量而請戰,眞是癡朝鮮也。’”〗
可见朝鲜人自己对于补给问题的短板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还是坚决认为李如松是“畏缩”,这其中心态,可堪捉摸。
二则是无论是对李如松以及宋应昌来说,没粮草最多就是在临津江一线呆着,等粮草补给上来,战马补充完了再开战就是。宋应昌和李如松又不是朝鲜君臣,他们是明军的大帅和经略,完全不介意朝鲜晚几年解放,他们两人最介意的是明军的伤亡。不过这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对朝鲜人说的。
所以粮草问题提过就可以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用不着多说。至于其它的,恐怕李如松根本不在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成。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很可能是老子给你个理由就不错了,哪怕不给理由都没什么,你们能怎么样。因此张世爵当着他面殴打李薲,除了明军将士们因为缺吃少吃病困交加而普遍满腹怨愤之外,很可能也是李如松暗示的。以他那骄横的性格,在国内就敢殴打同僚文官,何况是朝鲜官吏。柳成龙自己工作没做好,居然还敢和他当面叫板,那么让手下给对方点教训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反正打了也是白打,还可以不再和朝鲜人扯皮,打得好。
至于他在退兵时对朝鲜人耍的一系列手腕,如果真的有这些情节,那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当初祖承训兵败回撤时一样,生怕朝鲜人给他捣乱。譬如万一朝鲜人不知进退甚至故意使坏,乘他及明军还在坡州时,直接向汉城开战,那么明军势必只能和出动的日军决一死战,这类情况是李如松绝不愿意愿意看见的。不过李如松也很清楚,只要他大军开到平壤,没了明军撑腰,这几位朝鲜官员就绝不敢去招惹日本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再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是朝鲜人的屈笔。因为只要故意不提他退兵的理由,不用说其他的,单单李如松转身就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让人觉得他是因为胆子小逃跑了。这个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是最大的。因为事实上,朝鲜人这个“辨诬”策略非常成功,几百年来九成九的人都说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后退兵,是因为被日本人打破了胆,他们和柳成龙们一样,几乎一致忽视了明军因粮草不足而陷入的惨烈现状,更别说还有侧后一支敌主力军团的窥视和正面几乎一倍于明军的日军了。
可怜的李大提督,从宁夏战场下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风尘仆仆赶到异国他乡的朝鲜,一路前进冲到平壤城下,神机妙算身先士卒,仅仅两天半就拿下了平壤坚城。孤军远征悬兵海外,以伤亡三千的代价,杀死杀伤敌军一万多,强攻敌人大军防守的都城一战而下,这在军事史上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笔了。
碧蹄馆一战,他依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三千骑兵对日本战国名将统帅的三、四万精锐,与五倍于己的敌军直接交战,部队在野战中坚持了数个时辰不溃,最后以伤亡千余的代价杀伤三千以上日军,重创对手后全身而退。以这两战的表现,称李如松和他所部为亚洲第一强军都一点不过分。
两次战斗,明军总计伤亡四千灭敌万五,在这个数字中,明军死亡不过两千,日军死亡则超过了一万,上限能到一万二、三,如果以死亡数来算战损比的话,高达到一比五至一比六。不夸张地说,这两次战斗明军杀伤的日军数目,在日本国内足以让一个百万石的大名灭国。
如此优秀的一位军事统帅,被一群文人的屈笔抹黑成这样,并足足蒙冤了几百年,真叫人哭笑不得。
最后顺便说说咸镜道威胁的解除。
把加藤清正这股威胁解决掉的人,不是朝鲜任何一支部队和将领,依然是明军,准确地说是明军的总参谋长袁黄。
袁黄已经把朝鲜局势研究透了。他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战略态势与加藤清正的性格后,准确地判断出第二军团在咸镜道的尴尬地位:加藤清正现在又想占个便宜,又想早日脱离苦海,首鼠两端,左右摇摆,自己都无法作出决断。
袁黄不介意帮加藤清正下一个决心。
他请示过宋应昌之后,派了麾下一位策士冯仲缨,面授机宜,带了十几个人直奔咸镜道。
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朝鲜人根本不相信这十来个人能阻挡第二军团的兵锋,屡屡提出质疑,对此冯仲缨解释道:“用兵诡道。平壤城刚刚被攻克,倭寇完全不清楚我军虚实。咸镜道那些人现在胆战心惊,怕大明怕得要命,十几个人足以唬住他们了。”
结果日军的反应不出袁黄所料。当听说明军派来使者谈判时,加藤清正以下的日军将领个个笑逐颜开,忙不迭地在安边扫洒馆舍,准备热情接待。
冯仲缨是个有胆量的人,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了安边以后,把其他人留在外围,自己单骑赴会,独闯倭营。加藤清正等人没想到他一个人来,不由得感叹说公万骑之中单骑入来,可谓唐突。冯仲缨没跟加藤清正废话,劈头就把他训斥了一顿,加藤清正居然不敢回嘴,唯唯诺诺。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冯仲缨告诉加藤清正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明军在北境的动向:明军已经从平壤抽调了一部分南兵炮手,又从第二批入朝明军中分出万人,协助李镒防御平安道。李如松提督也已提兵返回平壤。
第二个信息,小西行长一直在跟大明暗通款曲要求封贡。
这两个信息对加藤清正的刺激相当大。第一条信息,让他彻底绝了偷袭平壤的念头;第二条信息,让他更迫切地早日返回汉城,免得被药贩子抢功。
袁黄虽然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可对这种二士争功的套路,可见得太多了,稍微一撩拨,便能起到离间之效。
冯仲缨分析完局势,加藤清正赶紧把自己的团花战袍脱下来,给冯仲缨披上,跟他歃血为盟,发誓早日返回王京,好重启谈判。临到告别,他还把两位被俘的朝鲜王子叫出来,跟冯仲缨见了一面,报个平安以示诚意。
冯仲缨一看加藤清正从善如流,便多加勉励了几句,大摇大摆离开了安边。朝鲜人问他谈的怎么样,冯仲缨一摆手:“搞定。你们这边不用屯兵提防了。”
朝鲜人不太敢相信,结果过了几天派人去一侦查,果然如其所说,倭寇全走光了!
安边会谈的效果立竿见影。大明使者促使加藤清正下定了决心,不再考虑出什么奇兵,会谈结束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坚定不移地继续撤退。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九日,历尽艰辛的加藤军团终于返回汉城。至此,临津江一侧再无日本军事力量存在。
袁黄轻轻的一记推手,便把这一支日本最犀利的军团驱赶回了汉城,为接下来的东进与和谈铺平了道路。
可惜袁黄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被罢职了。
说来有些可笑,导致袁黄罢职的,不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件陈年旧事。
之前袁黄曾经在吏部担任主事,他与另外两名官员被人弹劾渎职,朝廷派了赵南星进行调查。赵南星是后来东林党的大将,和首辅王锡爵是政敌,结果在王锡爵的干预下,赵南星反被罚俸降职,吏部的其他两个人也被夺职——这时候袁黄已经被石星调去兵部,去往朝鲜的路上,暂时逃过了一劫。
想不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事又被礼部精膳司署员外郎事陈泰来提了出来,把赵南星、袁黄等人大大地称赞了一番,痛斥王锡爵。这事被王锡爵解读为私自结党,万历大怒,把陈泰来、赵南星、袁黄一古脑都禠职了事。
正好李如松对袁黄也多有不满,先后上了几道书骂这个老和尚不是好人。这新仇旧账联合到一起,袁黄只得黯然走人。
这位一代才子和奇人,真是躺着也中枪……
总参谋长袁黄在朝鲜的功绩不显,历来被人提及较少。可实际上明军的进攻计划,都是袁黄呕心沥血制订出来的,不然李如松在朝鲜断不可能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闲逛般轻松。
抗战的胜利,有李如松的一半,也有袁黄的一半,可惜袁黄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袁黄被弹劾之后,索性挂职回家,潜心修行,后来写成了《了凡四训》与《功过格》,在民间影响极大,几与著名思想家李贽齐名。比起其他几位同僚的下场,他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李如松回到了平壤,任凭朝鲜人如何恳求,就是不动如山,牢牢地守住临津江一线。龟缩在汉城的日本人却先坐不住了。
碧蹄馆一战虽然日军伤亡比明军惨重,却不妨碍他们将其夸称为一场大胜。眼下明军主力后撤,汉城的宇喜多秀家与几位奉行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反击,给远在日本的太阁大人一个交代,提升一下士气。
汉城此时聚集了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八一共五个军团,总兵力六万余人。这五个军团里面,小西行长的第一和加藤清正的二军团处于半残废状态,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也伤亡不小。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黑田长政的三军团与宇喜多秀家的八军团阵容齐整,完全可以一战。
可究竟打哪里呢?
明军主力此时驻扎平壤,在开城留下了三千辽东军和两千南兵炮手。临津江以东,只有查大受的小股明军侦察队与坡州的朝鲜义军。按照常理,日军应该挥师西进,占领坡州,再渡江攻打东坡驿——就算打不下开城,也要抢占临津江天险,占据战略主动。
可明军将官和士兵在平壤,尤其是碧蹄馆前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和过人军事素质,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汉城的三个几乎半残的兵团里,有一个半是被李如松打残的,除非万不得已,宇喜多秀家实在不想再和这位爷发生正面冲突了。
要知道坡州是明军在临津江东的唯一据点,万一日军一碰坡州,开城那机动能力极强的三千骑兵和两千擅长火器及肉搏的南兵顶上支援,然后平壤的明军主力倾巢而来,那么势必在开城和坡州之间有一场恶战。而且这一来攻守易势,刚在平壤和碧蹄馆损失了几近整一个大军团兵力的日军,绝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和明军在野外死磕一场。
既然明军这头猛虎碰不得,日本人只能把目光放在一些软柿子上。接下去及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和明军再战的勇气,几乎是惊弓之鸟。
当时在汉城的周边地区,活跃着许多朝鲜义军,他们战斗意志却比朝鲜官军强烈得多。这些义军专门袭击小股鬼子,等日军大部队赶到,他们立刻化整为零,散到山里去。朝鲜山多,日军被他们东敲一榔头,西砸一棒子,搞得不胜其扰。
可是这些义军的人数太少,多则两、三百,少才七、八十,就算全歼了,也不是什么大胜。宇喜多秀家需要的,是一场又好打,又可以称之为大捷的胜利。
他思前想后,终于选中了一个绝佳的目标:幸州。
幸州位于汉江下游,距离汉城二十八里。在这里,汉江忽然折向西北方向,与临津江交汇,再奔流入海。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的北方是碧蹄馆山区与昌陵川,距离汉城也相当近。
如果这座城市掌握在明、朝联军手中,便可以在陆地上威胁日军西进的路线,而且还可以让水军沿汉江一路逆流而上,直接进逼汉城——对于汉城日军来说,碧蹄馆是咽喉气管,幸州是支气管。哪一条断了,都喘不过来气。
此时在幸州的朝鲜守军,只有两千多人,据说都是些未经过正规训练的义军。看起来只消日军轻轻一推,这座山城便会轰然倒塌。
为了扎扎实实地取胜,同时也为了防备明军可能的突袭,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朝着幸州城杀去。
比起两眼一抹黑经常胡乱给明军提供假情报的主场朝鲜队来,身为客队的日军情报,异常准确。幸州城此时的守军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可是他们忘了调查一下朝方指挥官的名字——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朝鲜军将领都是废物,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伤大局——可是,惟独这个指挥官日军不应该被忽略。
这个人叫做权慄。
权慄是朝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唯二的名将,他与李舜臣一陆一海,并称为壬辰双壁。
和苦孩子出身的李舜臣不同的是,权慄是光州当地名族,是前朝领议政权辙的儿子,高干子弟。他这一辈子没作过官,也没遭过罪,交游来往的都是高官贵人,还有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好女婿叫李恒福(知道为什么这人写的书里权慄能厉害成那样了吧)。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权慄大概会就这么悠哉游哉地在光州过完一生。
壬辰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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