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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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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这个人擅长庶政，精于理财，在户部干得有声有色。万历十九年，后来因为边患不断，又充任兵部尚书，这才上任没满一年，雄心勃勃想作出一番事业。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丁酉）。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救于孙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无复可为，不如具奏天朝，请兵来援。”（《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再造藩邦志》）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wＲsＨu。ＣoＭ》，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支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宣祖实录》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啺萦氲钡厥鼐唇幔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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