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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泉:周恩来与中国民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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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定：争取两航起义，中央由李克农负责，日常具体安排罗青长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全力策动两航起义；陈毅、粟裕领导的上海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
争取两航起义一经周恩来批准和部署，马上行动实施。
这是摧枯拉朽的年代！
这是春风化雨的岁月！
8月间，周恩来在北平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准备派往香港的吕明和查镇湖，作了重要指示：组织两航集体起义，一是要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二是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周恩来特别嘱咐吕、查二位，在见到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时，可代表他本人欢迎他们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和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并且转告他们将来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要大发展的，它必将超过两航的规模。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航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北洋政府“筹办航空事宜”，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国民政府依托美国力量由孙科主持的航空公司，运营不到９个月，随即夭折。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7年，国内有中美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德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还有一个两广地方政府兴办的西南航空公司。它们的经营规模和运输业务，大都处于发韧的上升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航空公司停办，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则在战局动荡中苟延残喘。
又过了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航因陆续补充飞机和技术装备，并积极投入“驼峰空运”而得以迅速发展（1942年至1945年，中航承担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到中国云南的昆明之间的航空运输任务。这条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空中生命线”的后勤补给航线，必须飞越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山东段和横断山脉地区，绵延起伏的高山深谷——就像骆驼的肉峰，因此被称为“驼峰空运”）；
欧亚航空公司则因中德断交、公司改组（改组后命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等原因，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致使运输业务一落千丈。
随着时光的流逝，抗战胜利后2～3年，两航参与“复员运输”（运送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接收人员及货邮物资）、军事运输及撤退运输，业务得以畸形膨胀发展。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牢牢控制两航，时时设障加以排斥，两航地位一言以蔽之，充当国民政府利用的内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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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2）
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的周恩来曾经坐过的飞机
到1948年末，中航已拥有运输飞机60架，员工4808名，其中正副驾驶员134人，随机报务员59人；共有国内外航线27条，连接38个城市，航线总长45868公里，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当时的远东和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当时，央航已拥有运输飞机42架，员工2764人，包括正副驾驶员72人，随机报务员27人；共有国内外航线18条，连接24个城市，航线总长33550公里，成为在国内与中航并驾齐驱，在亚洲亦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1948年9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溃退西南一隅作困兽悲鸣挣扎。
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离。其中，央航先迁广州、再迁香港；中航主力南迁香港，一部分迁到台南。
随着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相继解放，两航航线急剧萎缩，通航地点合计仅有26个，年运输量同比下降60％ ，并且每况愈下。
当此时也，国民党政权垂死攥命，强令两航全盘殉葬台湾；港英当局视本土航空公司，尤其是运输业务量仍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航空公司之首的中航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回溯历史，两航合营时技术和业务两大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尽管股权份额都大（中方股份，中航占55％，欧亚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二），断无独立自主可言。
刘敬宜接掌中航时，力争强化中方对公司的领导权，争取中方技术业务人员与美方人员同等培训，争取中美双方飞行人员同工同酬等，得到中方员工的拥护，即为明证。
即使国营后的央航，仍然是官僚资本控制和帝国主？##殛斓暮娇赵耸浠埂？/p》
遑视窘状，两航迁往台湾，无航线、无经营业务，无异于命运的自我了断终结。
然而，绝望孕育着希望。
希望就在于从祖辈、父辈开始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痛苦的两航员工，是一代不愿当亡国奴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人们；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中仍有不少参加抗日作战、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驼峰空运”）的幸存者，他们有资格续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唾弃腐败的国民政府，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中断定国民党政权的覆沉指日可待，不甘心坐而待毙；
希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祖国人民，召唤两航员工归来施展抱负（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半年之前，先后在两航参加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43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民航。
时代潮流与人心所向融汇，两航员工在山重水覆疑无路中，走向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中航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张迺荣回忆道：
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曾对我说，我们起义是在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起义的，而你们两航起义是自由的选择。
当时我们两航起义人员有两点是毫不动摇的。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因为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中国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两航的命运也只能寄托在新中国上。二是强烈的事业心。我们非常希望把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份财产保留下来，大家凝聚在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国民党把两航当作内战的工具，排斥、限制它的发展，所以两航要发展，就一定要回到大陆来发展。
从两航起义决策、部署，到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中航刘敬宜、央航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当日率两航12架飞机冒险飞回祖国怀抱，这整个过程周恩来始终关心，运筹帷幄。
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道：
周总理思维缜密，从情况分析、人员选派、斗争策略、组织安排到行动步骤，他都一一过问，检查落实。他不仅抓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关注许多具体工作的安排。当时，每天晚上不论多晚，总理都要求我汇报两航起义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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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3）
“时把海涛清肺腑”，“敢教日月换新天”。
震撼中外的两航起义，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了一份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珍贵厚礼。
这一历史壮举，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两航起义当日，周恩来致函两航员工，对起义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章伯钧、李克农、刘亚楼、钟赤兵、乔冠华、刘敬宜、陈卓林等开会，宣布政务院决定：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为章伯钧，副董事长为李克农、刘敬宜，董事为钟赤兵、凌鸿勋、凌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会理事长为钟赤兵，副理事长为李运昌、陈卓林，理事为刘亚楼、杨立三等。）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播发题为《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
12日，毛泽东致电刘、陈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同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时说：
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了“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946年的一天，周恩来与林雨水等5名归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南京梅园新村附近的咖啡厅偶然相遇。
交谈中，周恩来赞赏他们反内战的态度，勉励他们将来有机会要为新的国家贡献专长。
因当时没有纸张，周恩来应邀在纸币上为他们签名。
这次相遇，对林雨水等人促动很大。
两航起义北飞中，林雨水破釜沉舟，是惟一的全家三口同机北飞的人员。
周恩来不知道这次林雨水携眷归来，在宴会上大声问：那位带着夫人回来的飞行员在哪儿？
林雨水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并被周恩来亲切拉到身边就坐。
席间，周恩来依次向每位北飞人员敬酒。
两航起义惟一直飞北京的主机机长潘国定回忆：
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潘国定。”
“好啊，国定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能为新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潘国定具有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深邃的飞行理论知识，曾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总飞行师、飞行技术检查员，中国民航总局航行局顾问，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抗战时期，潘国定等人参加开辟“驼峰空运”航线试航成功，受到美国航空界人士高度赞许。
驼峰飞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难飞的航线，必须在群山上万英尺高空飞行一个半小时。据统计，中航在驼峰飞行40个月里，牺牲了25套机组人员，损毁了46架飞机。
年轻的潘国定，在驼峰航线上安全地飞行了400多个来回。
1956年5月，潘国定成功试飞“空中禁区”拉萨航线，他驾驶“北京”号飞机从成都起飞，在万英尺的高峰上飞行3个小时，将飞机平稳降落在比当时世界上可供使用的秘鲁的库斯科机场（海拔11440英尺）、###的拉巴斯机场（海拔12200英尺）还要高的西藏当雄机场上，此行标志着中国民航飞行技术的提高。
这一壮举得到周恩来的嘉奖。
1991年3月，76岁高龄的潘国定，还认真地参加了波音757飞机从北京到拉萨的示范飞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国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禁了4年零7个月，出狱时胃萎缩了大半，背也驼了，瘦得皮包骨头。这位久享盛名的优秀传奇飞行人物，昔日英姿飒爽的风貌已荡然无存。
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4）
潘国定在美国、加拿大、香港都有子女或亲戚，大家欢迎他去定居。但潘国定的信念没有动摇。
当年周恩来的一番亲切话语，无时不在激励着他。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政权堪称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企图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促进了西南地区的解放。同时，带动了在香港及九龙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单位相继发表护产宣言和通电起义。
对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不难预料。
两航起义后滞留在香港的资产，飞机就有71架之多（中航40架，央航31架）；还有中航留美未交付的convaiz飞机两架，价值美金数千万元；还有备用发动机、无线电器材、维修厂房和大仓库等大量设备设施。
如此庞大的资产，引发了中外野心家的觊觎。
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港英当局纵容下，对两航员工百般利诱分化，进而与美国和英国合谋，对两航资产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劫夺活动。
在险恶的形势下，我党领导广大起义员工，配合我政府开展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
周恩来多次勉励两航员工：要明确抢运物资的观念，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存飞机资材完整，抢运物资回归祖国，以尽全功。
同时，他以中国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的身份，针锋相对，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周恩来年谱》对相关重要事件均有记载。仅举一例：
1952年8月11日，周恩来就7月28日香港英国政府将中央航空公司留港飞机40架非法判归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公司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为了回击英国劫夺我国飞机，“中央决定先行征用上海英商英联、马勒两船厂的全部财产”。征用命令拟用上海军管会名义公布。“望即刻着手准备，组织力量，并委派专人负责领导征用工作。准备就绪后，可立即宣布征用命令并执行，日期不要超过8月15日，愈早愈好。”
15日，上海军管会发出征用令。
关于索赔两航资产问题，经过中英两国的长期谈判，直到197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生效，中国向英国索赔两航资产一事乃告结束。
两航起义为新中国民航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物质基础。
飞机。两航北飞的12架飞机（convaiz…240型1架，C…46型3架，C…47型6架，DC…3型2架）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7架飞机（包括C…46型14架，C…47型2架，水上飞机1架），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
航空器材。1950年1月，完成中航2477箱电信器材的内运工作；3月14日至5月6日，完成中航9787件器材及3600桶航油的内运工作；3月26日至4月26日，完成央航678件器材的内运工作；年底，抢运回两航器材2779箱；还有1951年、1953年分两次陆续运回两航档案、办公用品和部分器材等等。所有这些，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要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而后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
人员。据统计，参加两航起义的员工为2527名。到1950年底，两航回大陆参加建设的员工累计1717人，加上随同回来的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中一支重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他们在岗位的贡献和成就，诠释着周恩来“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这一论断的重大和深远意义。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民航局首届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在接见时，毛泽东询问周恩来，代表中是否有两航起义的同志，在旁边的民航局长邝任农指着黄锟同志说，有，这位就是。毛泽东同黄锟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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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5）
随后邝任农又把参加过两航起义、在民航通讯导航工作中做出贡献的林立仁工程师请到前面来，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又和林立仁亲切握手。
原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两航起义时是一名普通的年轻机械员。他深情地回忆道：两航起义给我个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使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贡献力量，并且在民航得到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民航在一个薄弱的基础上，历尽曲折与坎坷，最终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日益强大。是两航起义使我与新中国民航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能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我深感荣幸。
翻检有关史料，除了上面提及的一些人物，对两航起义作出重要贡献的、不应忘却的名字还有蒋天然、吴克坚、乔冠华、任以沛、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王汶、朱汉明、任泊生，以及以潘国定、陈达礼为代表的北飞12个机组的成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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