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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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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明半灭大明朝(9)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半明半灭大明朝(10)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半明半灭大明朝(11)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之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被作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半明半灭大明朝(12)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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