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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别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想窥探我内心的意思，都会让我觉得痛苦，难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在伤害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却总是改不了。好吧，也不是改不了。说点儿什么并不是难事，但是刚说完内心就会觉得困惑、别扭……我的天快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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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4日
昨天，第一场考试我才得了个“良好”（伊琳娜也是）。我不觉得考得不好是我的错——老师也有责任，她没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材料去准备，也没讲过什么课。所以我没有特别难过，虽然是这样，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这是唯一一场没法让我高兴回顾的考试。
　　昨天傍晚，妈妈和我在奶奶的房间里坐了很久，等着爸爸回来。我很诧异地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一点儿也不想他回来。这想法真让人震惊。多可怕！太糟了！我一点儿都不明白，这样的念头怎么会偷偷溜进了我的心里。我平静地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读书，很清楚一旦爸爸回来了，这平静就被打破了。我得被迫停下阅读，勉强对他微笑，比这更糟的是，很有可能还得跟他聊聊我的近况。
　　爸爸大概是半夜回来的，就在我们差不多决定不再等他的时候。为了掩饰住自己的恼怒，我起身去了走廊。对话与问题开始了，爸爸告诉我们莫扎斯克挺不错的，还让我一放假就和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了，但是……我暑假的计划怎么办——我的梦想是不是永远都实现不了了？听爸爸说，他住的地方还不错。鸟语花香，附近小溪潺潺，到处都有小树林：桦树、榛子树、灌木丛——树丛里还有成百上千的夜莺。
　　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日记内容加了下划线，是为了表明尼娜的父亲在流放中的深夜探亲是违法的。他们同时认为，考试取得“良好”（而不是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公民应该为之不愉快的事。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地，我就注意到了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日记本就在那抽屉里多余的床垫下面。抽屉没关好，还有白色的纸片伸在外面，像被匆忙塞回去的样子。我冲过去打开了抽屉，日记本躺在边上，没被床垫遮住。“奇怪，有人偷看过吗？”一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内心世界，发现了我的渴望与抱负，发现了我最私密的想法与感受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怒火。“肯定不可能有人读过！”不一会儿，热妮娅拿了个红色的小丝绸枕套进来，上面还放着一件针织套衫。“来，尼娜，这是你的吧，是吗？”
　　“是的，”我回答，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但她一走，我就懊恼地把枕套往桌上一扔，双手抱头，大叫：“噢，畜生！猪！”枕套原本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的，现在我确信不疑：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蹲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想起放在窗台上的多年的那把旧得发锈的钥匙。“说不定就是那把。”我拿起钥匙，试了几下，就把抽屉给锁上了。
　　对于那个偷看我日记的人，我并不是很生气。我知道他们不会再看第二次，现在完全安全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又发现了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有人试着开抽屉，但是钥匙保护了我。我决定找出这个人是谁，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去问莉莉娅：“你开过我的抽屉吗？东西都被翻过了。”“东西有没有被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把它打开，你上锁了，对吗？”
　　“是的。”
　　“为什么上锁呢？我想要那个植物标本集。”
　　我真是无话可说。
　　热妮娅和莉莉娅还在开心地唱歌玩耍，叽叽喳喳。我的心好痛，喉咙里堵着什么。生活真可怕！有时候好想找个人诉说一切，这让我窒息的一切，我想依偎着妈妈或是姐姐们，像孩子般痛哭一场，尽情地流泪。那样儿会好受些。可我以后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要是有点儿毒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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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2日
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昨晚很早就到家了，是30号早上出发的。不会有人认为我对爸爸带我去的乡下很失望吧？噢，当然不！我还没待够呢。
　　妈妈和我当时是坐9点的火车离开莫斯科的。车厢里人不多，火车开得慢极了，车轮滚动发出响亮痛苦的撞击声。窗外吹进一阵凉风，天色发灰，云雾低沉。火车驶过田野、森林和小村庄。铁轨的右侧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低矮的冷杉。墨绿色的冷杉与柔嫩新绿的合欢树小树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着摇曳的桦树、冷杉，还有偶尔出现的细长的红棕色杨树。大自然的景象真的能用语言描述吗？描述之后能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它色彩鲜明又自然的画面吗？不可能，那种触及不到也无法定义的“某种感觉”无法言喻。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捕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目标就是描写大自然，我很努力地去做，但是……没什么进步。我已经决定用画笔代替钢笔或铅笔来描绘自然了——毕竟以前学过画画。没准毕业后还能去纺织学院的艺术系工作呢。当然了，得努力才行，但那算得了什么呢？有目标就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些，这绝对就是我要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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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3日
在交叉纵横的铁轨边走了几步我们就看到了爸爸。他慢慢地靠近我们，拄着根白色的拐杖，那佝偻憔悴的身影和胡子拉碴、晒得发黑的脸，显得他非常劳累。时间真是无情。
　　我们三个走进了火车站旁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的牌匾上写着“大堂”与“便餐”。门口的右边，有卖报纸、杂志的。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爸爸排在了最后面。我和妈妈走到一张桌子边，把东西放在椅子上等着。几分钟后，爸爸拿着报纸走了过来，我们就出发了。在穿过小镇后，开始沿着两旁是无尽的绿色田野和红棕色耕地的湿泥路往前走。
　　穿过一座小桥之后，我们又走上一条湿滑的路，面前是两座石头垒砌的小平房，中间还有个半圆形的拱连着，上面好多石灰泥已经剥落，掉在这条必经的路上。我们走进院子，爬着摇晃陈旧的楼梯进了一个门廊。爸爸打开最后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墙上贴着浅蓝色的墙纸。尽管空气中飘散着发霉的味道，但第一印象还真不赖。房间里充满了从小窗里照进来的让人惬意的暗光，瓶子里还插着毛绒绒的鸟樱枝和垂着的花朵。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纸，靠墙放着一张铺着深蓝色毯子的朴素的铁床。床背后的墙边角落里，宽架子上放着些小物品。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架子靠着窗对面的墙。架子下面放着一个盖着白纸的小柜子。一堆榛木的细棍钓鱼钩躺在角落里。门的右边有一只小瓦炉。这小得可怜的房间和这些破家具看上去很脏，如果少了桌上铺的白纸，以及从那个小柜子上插着的鸟樱枝散发出来的芳香，会显得非常不讨人喜欢，而那有点儿泛蓝的柔光，多少会让所有的东西都看上去更漂亮，也更优雅些。
　　

1933年6月7日
从来没有哪天比去看爸爸的那两天过得更开心了。在那遥远的小地方，我感受到了一丝特别的气息，与众不同而又富有诗意。在河边冻得发着抖回来，全身湿透，肚子也饿坏了，打开炉子取暖，倒在床上身心完全放松。
　　当我和妈妈一起坐在桌边，累得几乎睁不开眼等着爸爸回来时，心里一点儿烦恼也没有，真的好高兴，心跳也平稳。一边读着屠格涅夫的小说，一边听着墙那边传来的吉他单调的拨弄声、工厂机器有规律的轻响以及那穿插其间的、不经意的滴水声，感觉真是好极了。躺在硬硬的草做的床垫上，用温暖的毯子裹住自己，一夜无梦地沉沉睡去，好像生活在天堂一般。
　　第二天，我和妈妈准备离开。那时风小了一点儿，雨已经停了。黑色的乌云已经散去，天空布满了浓密静止的黄灰色云彩。河面上升起一阵白色的浓雾。我们大约9点出发，走之前我给了爸爸一个特别温暖的吻，因为觉得有些遗憾，不能和他一起住在那里。
　　泛黄发脏的路像条没有尽头的带子般在眼前伸展。几个小时候后才看到了莫扎斯克。我们穿过后面的小巷和小块园地，走上通往小镇郊区的路，路的两旁排列着许多摇摇欲坠的小房子。我们沿着泥泞的路爬上一个坑坑洼洼的陡坡，来到镇中心。接着穿过广场，走在了通向火车站的小马路上。
　　车站挺漂亮的，草地上到处都是弱不经风的小树，列宁像边还有一块单独的花圃。这座纪念像应该就是莫扎斯克镇上的景点之一了。塑雕像的工匠一定是想创造一个讽刺的形象，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却最终有了如此殊荣。雕像的底座被刷成了大理石的样子，上面站着个人，就是这个脑袋，还有突出的小胡子和演说者的姿态，才可能使别人认出，这个从背后看来像是用大石头胡乱凿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没到12点，我们非常疲惫地搭上了回莫斯科的列车。
　　苏联每一个城镇上都有不止一座列宁像。列宁去世后，尸体被涂上防腐香料，安置在红场上的花岗岩墓中，保存至今。他的大脑被送到莫斯科一处特设的研究所，协助对于天才的研究。
　　

1933年6月10日
日子过得很单调，却快得要命，快得让我觉得暑假的三个月会不留踪迹地溜走，我会没时间面对新的情况，适应不同的日程安排。简直等不及想上课了，那样就可以远离这些烦忧，什么事都不用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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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4日
莫扎斯克——麻芬布洛德镇
　　今天天气很差，必须承认我闷得发慌。一点儿可干的事儿也没有。热妮娅和莉莉娅在画画，我只想看会儿书，可是没书可看，每样东西都留在了那个倒霉的包裹里。庆幸的是，我们搬到了另一间房，新房间是原来的三倍大，墙和天花板刷上了石灰水，窗外还有漂亮的风景。从威尼斯风格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空旷的草地和公园，到了傍晚，落日温暖的光芒透过玻璃窗照到地板和白墙上。
　　好几次我们三个（热妮娅，莉莉娅和我）开始争论这些日子的世道，工人们的待遇如何，有关文化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等等。她们总是尽全力维护现有的制度，但我却完全相反，我谴责这样的制度。就算说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辩了，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永远无法接受她们对于现存制度的妥协，她们竟然还觉得目前的种种恐怖事件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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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8日
5号的晚上，爸爸妈妈去了莫斯科。他们走后我一个人觉得好悲惨。想着我亲爱的妈妈此刻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她空空的床，听着猫头鹰疯狂的叫声和悠长的呼唤，心里真不是滋味。过去两天雨一直在下，只有很短的停歇。今天我们想到湿漉漉的林子里去走走，采点儿蘑菇。未想全身湿透，冷得要命，裙子还被雨水弄脏了，我们在桦木丛中寻找出去的路。微风一吹，明绿色的树枝上就会纷纷掉下许多雨点。当太阳突然钻出来，明亮的光线穿透林子时，挂在树叶与繁茂草地上的雨滴立刻像成千上百的小灯泡一样闪着光。周围的一切都亮了起来，林子深处还有铺满青苔的树桩，也发出点点亮光，正盯着我瞧呢。
　　我曾经把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热妮娅与莉莉娅，叫做没用的破衣。这种说法简直太对了，新时代的学生怎么能和旧时代的学生相提并论呢？难道现今这些粗俗的学生和上个世纪的年轻人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现在的学生多半头脑发育不全，为了自己的一点儿蝇头小利就会做出任何恶毒或道德败坏的事情。而上个世纪的年轻人，充满生机，聪明又认真（只有一小部分例外），为了理想随时愿意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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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12日
两天来一直被自己的优柔寡断折磨着：到底应该15号和妈妈一起回莫斯科，还是在这里陪爸爸待到17号？两个选择都很诱人，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个。昨天晚上，热妮娅很不开心——她常这样——对每个人都凶巴巴的，跟每个人过不去，对我尤其不客气，刻薄难听的话不断。唉，气死我了！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所有的愤怒、受挫的自尊和受伤的感受都在心里沸腾起来，快要爆发了。
　　但我什么也没说——悄悄藏起了我的不满，耐心地等待着，终有一天，我不必再和热妮娅多啰嗦一个字，再也不用看到她了。“我会尽量冷淡含蓄地对她。”我想，“什么也不争辩，尽量少跟她待一块儿。”但那只是我的想法——实际却不太可能，住在同一间房里，晚上睡同一张床，家务事还不停地把我们捆在一块儿。
　　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吵架，彼此斤斤计较，都不肯为对方递个杯子，甚至连“自己拿”都懒得回一句。我特别会拒绝人，但是姐姐们不停的使唤真快把我弄疯了，“给我这个，”“帮我拿一下那个，”“把那个东西关了”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出了鞘的刀，妈妈不在的时候情况就特别糟糕。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从早到晚地叫着对方：“贱人”，“笨蛋”，“白痴”。
　　就算是现在，争吵还是不断，想到妈妈不在时我们的表现就心寒。我们完全没有自制力，总是那么荒唐和小气，对于我们这种无法让人原谅的行为，又能怪谁呢？老天，生活真能让人做出可怕的事来！妈妈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以前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但是当你不得不为了每一小片面包而讨价还价时，就很难变得不小气，一旦有无法忍受的饥饿在胃里啮咬，也就很难与别人心平气和地相处了。
　　昨天好好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15号回莫斯科。“该休战了，整个夏天我受够了，”我自语。好想回莫斯科，回到熟悉的老环境，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回到以前消磨时光的温馨生活。
　　

1933年8月20日
60个戈比换2斤白面包！50个才能换1升煤油！整个莫斯科都在抱怨。愤怒的排队购粮的人们，又饿又累，因为市场的物价飞涨，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面包价格已经翻了倍，八分之一磅的土豆在菜场卖5个卢布，国营商店里已被抢购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禁不住自问：接下来会是什么光景？如今蔬菜或别的东西都没有了，工人们该吃什么过冬？
　　莫斯科所有的商店都被归了类。普通商店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吃的，谁想要都可以买。这种商店里通常人气很旺：在柜台周围转悠的都是着装得体、略施粉黛的女人们，她们被称为（当然了，是私底下被称为）苏维埃贵族，没有一个人是没身份地位的，商店的巨大地板上充斥着各种香水的味道。
　　百货商店都位于在莫斯科最热闹的马路上。落地橱窗里的摆设很华丽，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店里的东西一定特别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店里从来没有看到有工人在买东西。
　　在这些时髦的商店旁边，有些非常不起眼的简朴小铺，店面的小窗里放满了食物，被吸引进去的过路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他们看到告示上写着“限量供应”时，往往就在门口停住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这里的东西。
　　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去，特别是在佩卓佛卡大街，在各种色彩鲜艳的标牌中，你会在有的门口上方看到一个大而醒目的字眼“外贸店”。这些商店就像是博物馆或战前的展览会一样，绝对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看到——和这些店相比，百货商店里的商品就显得简陋了。外贸店的生意很好，实际上，他们也愿意卖东西给苏联公民：只管带足金币或银币来买就是了。这些店本身就在活生生地展现着卢布的贬值之快，现在一个卢布只值一个金戈比了。
　　最后，第四种，也就是最多的一种店，是集体制的杂货店或是小摊，散布在莫斯科的广阔郊外，与市中心的高雅街道相距甚远。大部分时间，没人去那里买东西。只有在工厂或是办公室定额发放少得可怜的东西时，店里才会排起长龙，到处都是叫嚷骂街的声音。
　　工业化使得郊区人口转移到了市区，引发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食品与消耗品的匮乏。外加天气不佳，不可避免地导致庄稼歉收，饥荒随之而来。私人店铺与集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经营的商店，这引起了无休无止的排队现象与食物定额配给的实行。配给是按阶级分配的，制造业的工人们拿得最多，接着是普通工人，然后是白领。尼娜家是中产阶级，因此拿到的食物配给就相当少。尼娜明白这就意味要挨饿。
　　

1933年8月21日
两三天来的心情真是糟糕。我不断惊恐地自问：“现在就这个状态，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好几个漫长的夜晚过得乏味而无所事事，我没精打采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