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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直面地方官员访谈录:成都方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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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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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3)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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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1)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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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2)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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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3)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 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 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 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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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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