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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直面地方官员访谈录:成都方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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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是为记。
易中天
2005年10月4日，成都
二
本书初稿完成后，并没有出版，原因是总想能够再修改完善。但这时我已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邀请，准备录制《品三国》了。这一录就是将近两年，不但没了时间，也没了精力。现在看来，重写和修改都不再有可能，只能豁了出去。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原谅！另外，为了保证真实，这次交付出版，只做了个别技术性处理，正文仍保留原貌。包括一些受访者的工作和职务发生了变化，也不做更改，特此说明。
又记。
易中天
2007年9月6日，厦门
忧患（1）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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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2）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忧患（3）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寻找突破口（1）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
寻找突破口（2）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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