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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直面地方官员访谈录:成都方式-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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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
瓜熟蒂落（2）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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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熟蒂落（3）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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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漫卷西风（1）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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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漫卷西风（2）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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