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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1925年3月的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公然发表文章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大肆进行造谣诬蔑。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报》发表了由鲁迅拟稿，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六名教授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这六名教授，散布谣言说：“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此文激起了周作人的不满。他随即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京兆人》一文，针对陈文的流言飞语进行了反驳。这两篇相继问世的文章，揭开了周作人与陈西滢论战的序幕。
　　1926年1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冀图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做个和事佬，不料却遭到周作人的反击。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指出：“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西滢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当即给周作人写信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这封信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锅煮”，无疑又扩大了打击面，又牵连到鲁迅与陈西滢的直接论争。
　　此后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揭露了陈西滢所谓“叫局”谈话的真相，给陈西滢很大的难堪。这个当儿，凌叔华出面给周作人写了封信，才使得这场论争偃旗息鼓了。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正在与陈西滢谈恋爱，周作人当年也在燕京大学兼课，对凌叔华印象很好。既然自己的学生出面斡旋，周作人就只好停止与陈西滢的交锋。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8期发表《闲话》，诬蔑女学生杨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与强迫的。周作人针对陈西滢的流言，发表《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指出陈西滢“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论并非文人相轻》，说他“轻”陈源，并非是文人相轻，而是因为“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
　　在相继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争和批判，是与鲁迅并肩而战的。后来在双方论战的激烈之时，胡适出面调停，分别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写信，说是这是“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周作人才不再批判陈西滢。鲁迅则不买胡适的账。
　　

他们演出了“双簧戏”：钱玄同与刘半农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岁留学日本，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迁到北大后，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是由陈独秀牵头的六位编委之一。而刘半农于1917年到北大担任预科教员时，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从1917年起，他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当年反对封建文化的冲锋陷阵的斗士。
　　两人既是同事，也是战友。他们携手合作，制造的“双簧信”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新文*动刚刚起步，许多人习惯于恪守旧的传统，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他们的“双簧信”。
　　他们的“双簧信”，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写文章为“王敬轩”鸣不平，有人写信责问《新青年》为什么发表“王敬轩”的文章，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也跳出来为“王敬轩”张目，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希望军阀势力用武力来打击新文化运动。
　　对这场“双簧信”，鲁迅对刘半农的进步很有好感，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但是，胡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双簧”显得“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钱玄同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致力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经学诸领域都有建树，成为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还积极倡导文字改革，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最早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还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刘半农则到法国进修，取得博士后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教学之余，在白话诗创作，外文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语音实验，以及音乐、摄影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上下枪杆子延请笔杆子：陈布雷与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曾多方罗致而未得。北伐革命胜利抵达南昌后，蒋介石经人举荐认识了陈布雷。陈布雷那时36岁，在《商报》担任主笔，其见解深刻、笔墨酣畅，在报界名噪一时。
　　1927年初，陈布雷专程赴南昌去见蒋介石，他是接到一张由蒋介石亲笔签名的全身戎装照片被邀请见面的。见面后，二人就时局的发展交换了看法，随着交谈的深入，双方愈加投契。在后来相处的几天里，陈布雷在蒋介石的动员和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并为蒋介石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蒋介石第一次代笔。当时因文章要得很急，由蒋介石口授意思，陈布雷则边展纸研墨边打腹稿，然后一挥而就。文章立意明确，文情并茂，站在一旁观看的蒋介石不禁称赞不已，连说几个“好！”字。当即表示请陈布雷留在北伐军总部工作。但陈却以自己志趣在报业为由，坚辞不留。蒋介石只好任由陈布雷回到上海，但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才抓到手。此后，蒋介石经常委托陈布雷代拟文稿，借此作为联络的纽带。1934年5月，陈布雷被新上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调到南昌任职，翌年，赴武昌开始担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从此完全告别了报界，供职于蒋介石身边。在其后的生涯中，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稿，扮演起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文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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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到死不收兵：辜鸿铭与袁世凯
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是出名的铁杆保皇派和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在辜鸿铭的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个不学无术、无赖暴贵、穷奢极欲之徒，更是个脑袋里长着反骨的朝廷逆臣，所以，从不放过对他的诅咒、攻击。辛亥革命以后，袁氏当国，威风八面，手握生杀予夺之权，辜鸿铭不但毫不畏惧，进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
　　当时，北京有家英文报纸“Peking　gazette”。主编陈友仁曾生长在西印度，英文极好，同时在“讨袁”这一点上与辜氏同道，可谓志趣相投。一时间，二人用英文撰写的“讨袁”文章交相辉映，耸人耳目。辜鸿铭大骂袁世凯背信缺德，丧尽廉耻，原奉命扶持清室，却投降了革命党，然后拥兵自重，成为民国总统。其语言刁钻犀利，妙趣横生，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此，袁世凯自然恼恨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后来，袁世凯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500元，只要答应了，既往不咎。此事遭到了辜鸿铭的严厉拒绝。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却公然置法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开堂会，彩灯高悬，锣鼓喧天。有人打报告到警察总监吴炳湘那里，最终也未能制止。

守护宪政挑战总统：胡适与蒋介石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到1960年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但蒋并不想退位，于是就找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通过修改宪法扫除连任道路上的障碍。对此，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
　　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道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
　　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
　　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来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丘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1948年胡适曾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秀才与兵的较量：刘文典与蒋介石
硬骨头文人刘文典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结果，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后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前提是：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政敌的玉帛之交：汪精卫与善耆
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汪精卫、黄复生因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善耆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２８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４５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