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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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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叔同出家为僧的真正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的身体疾病息息相关的。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交叉和反复，使得一向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讴歌“民国肇造”的李叔同，感到难以适应。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产生了看破了红尘的观念。从他的身体来说，患有的肺病，当年是不治之症，为了治愈疾病，遁入空门，修身养性也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在他的意念里，自己无力他顾，只有一心念佛，多多行善，才能使社会美好起来，身体强健起来。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从十丈红尘中抽身而去，三件衲衣，一肩梵典，心甘情愿地去历经人生的悬殊落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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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误会而反目：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夏天，林语堂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他的一生著译多达五十多种。如《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都是他的杰作。
鲁迅与林语堂结缘于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杂志。《语丝》创刊之初，林语堂就被特约为撰稿人。在北京女师大*和“三一八”惨案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支持爱国学生，口诛笔伐，十分活跃，北洋政府遂将林语堂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为此，1926年5月林语堂辞别鲁迅到厦门大学任职。林语堂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鲁迅的安全，就举荐他到厦大任教。不料鲁迅到厦大后，并不如意，就有离开的想法。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的原因是担心他离开后，林语堂的处境不好。后来鲁迅感到已经对林语堂“爱莫能助”了，就毅然离开厦大，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不出鲁迅所料，半年多之后，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上海去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林语堂到鲁迅住的旅社拜访，谈至深夜方归。第二天中午，林语堂与孙伏园为鲁迅、许广平接风。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分外显得亲切。从1925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很密切。林语堂尊敬鲁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叛逆思想家”，甚至还把鲁迅比喻为世间稀有的“白象”。当然，在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也出现过意见分歧。这就是关于“费厄泼赖”问题。当时林语堂步周作人的后尘，也认为不打落水之狗，鲁迅则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坚持痛打落水狗。这篇文章发表后，林语堂虚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打狗”的文章和漫画，以实际行动呼应了鲁迅的主张。
可是在1929年8月鲁迅与林语堂却因一次误会而反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与鲁迅有着版权纠纷。为缓解纠纷，李小峰在南云楼酒店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等人聚餐。席间，林语堂言谈中附和李小峰，责备了同样与李存在版权纠纷的张友松，而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这时鲁迅和林语堂都喝得有了酒意。鲁迅认为这是林语堂指桑说柳，讥讽他与李小峰的纠纷，气得脸色发青，站起身说：“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纠纷与张友松无关！”林语堂站起来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他们两人像一对斗鸡一样对峙了一两分钟。郁达夫立马收拾僵局，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向林语堂夫妇摆手，要他们提前退席，这才避免了矛盾的尖锐化。
林语堂在上海立足后，就着手创办《论语》半月刊，冀望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而鲁迅则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而他们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以后的几年间，虽然鲁迅与林语堂也有联系，但是再也找不回过去感情的影子了。
有一次《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去杭州饯行，邀请了鲁迅、林语堂、徐懋庸等人出席。饭后，大家抽烟时，林语堂忽然问鲁迅：“周先生，您每天都抽几支烟？”鲁迅听了平淡地回答：“没有统计过。”林语堂并没有在意鲁迅的表情，还想再问。这时鲁迅突然冷言冷语地批评林语堂说：“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倒退，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这种西洋式幽默。”几句话说得林语堂摸不着头脑，刚刚缓过神来，鲁迅又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这才意识到鲁迅是在指责他，自己讨了个没趣。黎烈文见此，连忙举杯向郁达夫夫妇敬酒，才使林语堂摆脱了窘境。这次聚会更加大了他与鲁迅的感情裂痕。接着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些左翼作家批评林语堂和论语派，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刊物是“麻醉文学”，鲁迅就在其中。从此，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一面之缘：陈云与鲁迅
陈云与鲁迅先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32年的12月11日的深夜。当时陈云是奉命转移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而来到鲁迅家的。
瞿秋白在1931年1月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不久就被派到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上海经常变换居住地点，以躲避反动派的魔掌。1932年12月初，瞿秋白来到上海北四川路的鲁迅家避难。可是没有住上几天，党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知道了瞿秋白隐居在鲁迅家的消息，必须立即转移。当时陈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党的组织就派陈云去执行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的任务。
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在12月11日深夜的11点钟，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深夜访客是让人警惕的，不过，鲁迅家在瞿秋白来此避难之时，就设定了暗号。陈云在鲁迅家按着暗号敲开门，许广平将他请进屋里。陈云向瞿秋白夫妇传达了组织的要求，陈云说：“你们整理一下随身衣物，我去叫黄包车。”这时站在一旁的鲁迅开口了：“你不要去，我们去找。”随即让许广平去街上叫黄包车。这时，瞿秋白才意识到还没有将鲁迅介绍给陈云，就向陈云引见说：“你还不认识吧，这就是鲁迅先生。”陈云并不知道瞿秋白隐居的住处是鲁迅家，听到瞿秋白的介绍，他立刻对面前的这位五十多岁的老者，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因为鲁迅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无缘相见。此时相见又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来不及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意，很谦恭地说了句：“久仰久仰”，许广平就叫来黄包车，陈云和瞿秋白夫妇只得马上与鲁迅夫妇告辞。
陈云本想以后寻个机会向鲁迅请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据地，没有机会再次拜会鲁迅先生了，成为他的一大遗憾。1936年10月，正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陈云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他便以“史平”为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深晚》，缅怀了与鲁迅一面之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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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胡风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进入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回到上海。回国后就参加左联的活动，与鲁迅相处得很密切。
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将他们的小说初稿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鲁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篇序，并让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篇序。胡风读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动手写序时发现小说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的内容取名《生死场》。在小说出版前萧红发现鲁迅给萧军写了序，就要求鲁迅也给她的小说作篇序，鲁迅便亲自作了序，并将胡风的序作为后记。
1937年9月胡风筹办抗战刊物《抗战文艺》，当时胡风向文友们约稿并征求意见，萧红则直截了当地建议改成《七月》，以纪念七月发生的“七七事变”。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七月诗派”。
1938年5月萧红带着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胡风私下对萧红说：“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兴。不知你冷静地考虑过没有？”这句话伤了萧红的自尊心，开始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底重庆大轰炸后，萧红的肺病开始加重。萧红提出前往香港治疗。胡风不知原委，以为他们是逃离重庆，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端木与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端木与萧红得知后非常不满，随即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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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前嫌携手战斗：鲁迅与冯乃超
冯乃超；祖籍广东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的活动，成为该社出版部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毅然回国，成为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于1928年初创办《文化批判》，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只是他们在日本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回国后面对革命的低潮，他们不是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对敌，而是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视为攻击的靶子，因此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等进步力量。首先发难的是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章攻击鲁迅是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怀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邨等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贬低鲁迅等进步文学的浪潮。面对这伙年轻人的发难，鲁迅先后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予以反驳，并阐述了对革命文学的见解。文学史上称这次论战为“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战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冯乃超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主动拜访鲁迅，平息了前嫌。鲁迅认为这次论争是“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可见鲁迅始终是将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当作统一战线的伙伴的。
鲁迅与冯乃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冬，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建立左翼作家组织，由鲁迅来领导。冯乃超在柔石陪同下，到*里拜会了鲁迅。就建立作家组织问题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迅对建立左翼作家组织表示了赞同。1930年2月16日，鲁迅、冯雪峰、柔石与冯乃超、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咖啡馆会晤。这次会晤具体地商讨了成立“左联”的事项，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和团结国内左翼作家的筹备委员会”，推举冯乃超和冯雪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这个《联盟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到*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联盟纲领》的意见。鲁迅对这个《联盟纲领》表示同意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同时冯乃超还与鲁迅商讨了“左联”的领导机构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阀阅能当问题。在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联盟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鲁迅、冯乃超都被选为常务委员，冯乃超还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鲁迅和冯乃超都作为“左联”的领导成员，携手开创革命文学的新局面。
1930年9月17日晚上，冯乃超代表“左联”在一家荷兰西菜馆为鲁迅举办了50寿辰纪念会。下午五点多钟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来到菜馆。到会的还有茅盾、田汉、叶绍钧、傅东华等进步文化人士和苏区来的代表，约计二十多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1931年初，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冯乃超奉命去从事《红旗报》的恢复工作，不久，他又被调离上海，遂与鲁迅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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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化解了矛盾：胡适与郁达夫
创造社的作家们年轻有为，思想激进，在文学创作上崇尚自我，张扬个性。他们的这种创作追求，除了在一部分作品中得以体现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论争来显示他们的力量。1921年他们与文学研究会打了一场“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笔墨官司之后，又在1922年由郁达夫发动，向胡适开了火。
在这一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郁达夫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文章针对余家菊从英文转译的德国学者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指责，认为这部译作粗制滥译，没有达到信达雅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里虽然没有点出胡适的大名，郁达夫确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朝着胡适发难的。因为余家菊是胡适过从密切的老朋友，又是翻译杜威、罗素等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时，胡适陪伴左右，到处演讲，还给老师当翻译。可见郁达夫所指的“新思想家”就是胡适。郁达夫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还与三年前的往事有关。1919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时，曾以仰慕的心情给胡适写信，提出面聆教诲的请求；却没有收到胡适的回音。郁达夫耿耿于怀，便借此机会对胡适的权威性指桑骂槐地提出了挑战。
郁达夫的文章发表后，特别是文中的一些近乎村妇骂街的言辞，对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学翘楚性的人物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就在与丁文江一起创办的《努力周报》上以《编辑杂谈·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说：“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余先生的译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和“浅薄无聊”。胡适的话柔中见刚，加之胡适本身的影响，文章发表后给郁达夫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就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求救。郭沫若认为，胡适攻击郁达夫，还把创造社连带进去，十分恼火。他们就集体出动，予以回击。郁达夫马上挺起腰身发表了《答胡适之先生》，郭沫若发表了《反响之反响》，成仿吾发表了《学者的态度》等文章，对准胡适开火。接着，郁达夫还写了篇小说《采石矶》，以古讽今，影射胡适是个伪君子。
胡适面对这种攻势，他不愿意这样无尽无休地打笔架，于是就在1923年5月15日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信表示：“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还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时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恨或仇视的恶意。” 郭沫若读了胡适主动求和的信，觉得应该适可而止，就在1923年5月17日给胡适回信表示，“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郁达夫也在回信中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这样这场笔墨官司就风平浪静了。郭沫若返回上海后，胡适和徐志摩特意去看望他和郁达夫，表示了友好的诚意，也显示出胡适的大度与宽容。
因女师大风潮而反目：周作人与陈西滢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22年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英文系担任主任。1924年与胡适、杨振声、王世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由此而形成了现代评论派。
周作人与陈西滢同为北大文科教授，联系较多。周作人经常与陈西滢、张凤举、郁达夫等同事在一起聚餐，周氏夫妇也曾与陈西滢夫妇一起游香山，逛碧云寺，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但是，在1925年3月的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公然发表文章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大肆进行造谣诬蔑。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报》发表了由鲁迅拟稿，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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