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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6月的一天夜里，黎锦光在徐家汇百代公司为京剧名角王桂秋灌制唱片。这一天天气特别闷热，灌制工作都安排好之后，王桂秋却迟迟未到。黎锦光等得有点不耐烦，就打开南门通通风。不料徐徐南风传来夜莺的叫声，还送来夜来香的香气，黎锦光忽然觉得灵感袭来，随手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句歌词：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莺啼声凄怆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唯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写好歌词，他就着手谱曲，很快就完成了。他自己觉得这首歌委婉流畅，韵律和谐，很有抒情味道，可是给了几位歌手看过后，他们都不感兴趣。黎锦光觉得很扫兴，就随手将这首歌揉搓了，扔在字纸篓里。
　　几天后，李香兰来灌制《卖糖歌》，在中间休息时，李香兰在黎锦光办公室的字纸篓里，发现写有“夜来香”的纸团，就顺手捡起来展开看。她信口哼唱几句，觉得很不错，就提出她要唱这首歌：“黎先生，这首歌我很喜欢，给我唱吧！”李香兰演唱之后，一炮走红，成为上海滩的著名歌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她说：“黎先生这首歌写得非常好，观众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喜欢上我的。”　。　想看书来

《夜来香》的缘分：黎锦光与李香兰（2）
1946年李香兰回到日本，并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先生结了婚，改名为大鹰淑子。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李香兰曾非常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夜来香》的作者黎锦光先生，是他创造了我，如果我能再见到黎先生，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呵！”1984年7月日本音乐家协会为了圆她的梦，特地邀请黎锦光访问日本。黎锦光到达日本东京的当天，李香兰就到新谷饭店拜会了他。他们用中文合唱《夜来香》。这首歌作为中日友谊的见证，在日本国也很流行，就像日本歌曲《北国之春》在中国流行一样，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人民表达相互友好感情的一种特殊语言。
　　徐琴芳：范雪朋（同道）y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我国电影界，曾经出现过几年的武侠片热，也涌现出几位名噪影坛的武侠女明星。徐琴芳和范雪朋就是其中的两位红极一时的武侠女明星。
　　徐琴芳，本姓白，于190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性格活泼，爱好读书。16岁时跟随其父白武进来到上海，考入中华电影学校。结业后，在拍片时结识电影摄影师陈铿然，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25年陈铿然创办友联电影公司，徐琴芳成为“友联”的老板娘。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时，陈铿然与徐琴芳到*示威的现场拍摄，遭到巡捕的搜查，徐琴芳机智地将陈铿然的摄影机藏在大衣裙下，才躲过了一劫，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在友联公司，她最初演出的影片，都反应平淡，到1930年她主演了《荒江女侠》才一炮走红。这是一部功夫片，当时的电影没有音响，银幕上全靠演员表演的动作来吸引观众。徐琴芳在连续十二集的《荒江女侠》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学习拳术，练习武打，毫不懈怠，十分敬业。这部影片的公演为徐琴芳赢得了极好的赞誉，使她登上了武侠女星的宝座。此后，她又应邀主演了新华影片公司的《红羊豪侠传》。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徐琴芳因友联公司毁于战火而退出影坛。
　　范雪朋，本名姚雄飞，1908年生于江苏宜兴，在常州长大。本来家境殷实，在她幼年父亲病故后，失去生活来源，陷于困顿之中。她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常州织袜厂当工人，以维持孤儿寡母的生计。1926年因其母为她包办婚姻，她离家出走，到上海去找她的小学同学徐琴芳。徐琴芳和陈铿然商议，将她安排在友联公司。最初，她与徐琴芳合演了《娼门之子》，不久又独自担纲主演了《荔镜传》，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表演才华。1927年友联公司及时抓住了初见端倪的武侠片，拍摄了《儿女英雄》，由范雪朋担纲演出。《儿女英雄》是根据清代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改编的。由范雪朋饰演主角十三妹。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练习骑马，向武术师傅学习耍刀耍剑，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需要中来。在拍摄过程中，她坚持不用替身演员，完全是亲自真人真刀地对打。在拍摄十三妹从一座庙宇房顶跳下时，因该庙宇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她刚要纵身一跳，房顶的椽子折断，不慎将她摔下，造成腰椎骨折。她仅仅休息了七八天，就在腰部打上石膏继续拍摄，表现出很好的敬业精神。这部影片公演时，票房火爆，连南洋各地也纷纷购买拷贝，范雪朋一举成名。接着，从1928年到1931年，连续拍摄了续集四部，范雪朋也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武侠女星。1932年友联公司毁于战火倒闭后，范雪朋和她的丈夫文逸民创办了强华电影公司，但只拍摄了四部影片，就因暴露社会阴暗面而被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下令禁映，强华公司也就随之倒闭了。后来范雪朋又在天一、艺华等电影公司继续参与拍片，但随着武侠片的落潮，她也改弦更辙了。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赵家璧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上海松江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1936年他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工作时，曾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成果做了检阅和总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9年良友图书公司改组后，赵家璧担任副总经理兼总编辑。到1946年因股东们对出书方针意见不一，无法继续维持就倒闭了。赵家璧也就失去了自己十分热爱的编辑出版工作。曾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在家赋闲。
　　老舍与赵家璧是抗战时期在重庆认识的，彼此相处得很投缘。他们虽然相差九岁，赵家璧却总是对老舍以师长相称。1946年春天，老舍和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不久就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的《骆驼祥子》，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当老舍得知赵家璧失业的消息后，马上给赵家璧写信商量，打算从稿费中提出一些款项，帮助他办一个出版社。在征得了赵家璧的同意后，老舍就将资金汇了过来，并请赵家璧担任经理和总编辑，老舍不管业务，出版社的具体工作由赵家璧全权处理。老舍的信任与友谊，使赵家璧非常感动，就于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晨光出版公司。
　　这个重新组建的晨光出版公司，得到了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的支持。老舍将他在美国创作的《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偷生》和《惶惑》，交给晨光公司出版。巴金先生虽然自己也经营出版业务，但还将《寒夜》、《第四病室》等作品让赵家璧出版。著名作家朋友的支持，成就了晨光出版公司，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接着赵家璧仿效“良友文库”的做法，编辑出版了一套四十种的“晨光文学丛书”，老舍和巴金的小说都被列入其中。在赵家璧的晚年，他曾对来访者说：“我这一辈子，有四位恩师：三十年代良友时的鲁迅、茅盾先生，四十年代晨光时的老舍、巴金先生。在我数十年历尽磨难的编辑生涯中，他们分别给予我终生难忘的鼓励和种种帮助。就靠这种雪中送炭的友情和温暖，才使我一直站在文艺编辑这个岗位上，没有退却，也没有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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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郑振铎（1898～1958），常用笔名西谛，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他与王任叔就是在编辑《文学旬刊》时认识的，他可称得上是王任叔的启蒙导师和挚友。
　　王任叔（1901～1972），常用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萌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起他立志献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写了一篇评论作家徐玉诺诗作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给上海的《文学旬刊》。当时主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读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赞赏，立即就签发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三十七期上。并且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四十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更加深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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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的两位元老：郭沫若与张资平
张资平与郭沫若是相识最早、交往最早、关系也最密切的两位创造社的*。他们相识于在日本留学期间。张资平是广东嘉州（今梅县）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914年在日本明治大学预科结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同时入学的还有郭沫若和郁达夫。尽管张资平后来被分配到第五高等学校学习，可是短暂的“一高”的同窗经历，使得郭沫若与张资平这两个游子成为他乡遇的“故知”。
　　1919年夏张资平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地质系，而郁达夫则考入这所大学的经济系。他们在同室而居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经常聚在这里谈论文艺，张资平受到感染，开始创作小说。1921年6月郭沫若提议，在张资平的宿舍召开会议，宣告成立文艺社团：创造社，因而张资平成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第二年张资平完成学业回国后，工作多有不顺，先是经营矿山失利，后来到武昌师大任教，不久这所学校又倒闭，只好赋闲写小说。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找到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请求帮忙。郭沫若亲自介绍张资平加入了国民党，并推荐他担任了总政治部国际宣传局少校编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出走日本，张资平藏身于武昌租界搞创作。此时张资平的创作开始走上媚俗的歧途，炮制恋爱小说，牟取丰厚稿酬。他的小说题材千篇一律，技巧模式化，因其所写多为三角四角恋爱，被誉为三角恋爱小说家。
　　1938年郭沫若回国抗战，出任国民政府军委第三厅厅长，田汉、郁达夫、冯乃超、阳翰笙、郑伯奇、穆木天等人都纷纷到郭沫若部下工作，而张资平却避而不见。自此郭沫若与他的友谊也就终结了。不久，他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在汪伪政权农矿部当了个“技正”，还担任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对他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文艺圈内投向了敌人的，北有周作人，南有张资平，这些没有骨气的民族逆子，艺术反贼，不仅葬送了他们自身，也葬送了他们的文艺。”
　　张资平在抗战胜利后被起诉判刑一年又三个月。解放后他因贫困无业，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写信要求工作。后被安排在光实中学任教。1955年6月因叛国罪再次被捕，于1959年12月病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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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相投，情同手足：李叔同与夏丏尊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又名广涛，字叔同，号漱筒，法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在异母三兄弟中，他行第三，小字三郎。他的祖籍为浙江省平湖县，生于天津。父亲李世珍，曾在天津经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在李叔同五岁时，其父病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赴日本留学，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同时在音乐专科学校攻钢琴、作曲。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中国同盟会。第二年参与创立“春柳社”，并在东京演出话剧的《茶花女》中，扮演茶花女。后来他们又演出《黑奴吁天录》，由他扮演爱美柳夫人，首开中国话剧史之先河。与此同时，他还独立创办我国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成为向国内介绍西洋音乐、五线谱和贝多芬的先驱人物。宣统二年（1910），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之前身）图画教员。1912年夏秋之交，应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校长经亨颐的聘请，李叔同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杭州，在该校担任图画、音乐教师。1918年8月，在虎跑寺正式削发为僧。初崇奉净土宗，后专修律宗。1942年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
　　夏丏尊（1886～1946），原名铸，字勉旃。民国建立后，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他不愿当选，便以“丏尊”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他是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市）松厦乡人。15岁中秀才，16岁奉父命到上海东吴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深造。1905年，19岁的夏丏尊负笈东瀛，入东京宏文学院，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未领到官费，遂于1907年辍学回国。回国后，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舍监，司训育，并兼授国文、日文。1912年，经亨颐先生接替了校长之职。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请李叔同来校执教。李叔同到校后，与夏丏尊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尽管李叔同比夏丏尊年长六岁。但由于李叔同豪爽、豁达，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显得持重、老成，因而他俩几乎没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常常见解一致，彼此的言行都容易使对方产生影响。
　　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为躲避来学校演讲的一位社会名流，到西湖的湖心亭里去喝茶。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夏丏尊并非出自肺腑的话，并没有引起李叔同的回应。因为尽管李叔同的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所喜欢的图画、音乐教学之中，别无他想了。然而，他的这种“全神贯注”，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还是发生了动摇，其客观原因，则与夏丏尊有关。
　　有一天，夏丏尊从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近似我国的“辟谷”）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使人除旧更新，改去恶习，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在他与李叔同闲聊时提到这篇文章，李叔同却对此发生了兴趣。当时他患有神经衰弱症和肺病，很是苦恼。事后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写道：“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于是在1916年到1917年的寒假期间，李叔同就到杭州的虎跑定慧寺进行了前后18天的断食试验（中间有７天只饮水不进食）。在他全断食的那几天，他感到心地非常清凉，“感觉特别轻快灵敏，能听平常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真有点儿飘飘然的感觉呢！”这次李叔同到定慧寺断食，夏丏尊并不知道。平时每当周末，李叔同都要赶火车到上海与他的日籍夫人团聚。这次寒假，夏丏尊没有发现李叔同的异常，自己就先回上虞老家了。可是开学时却不见了李叔同的踪影，才知道李叔同住进了定慧寺。夏丏尊去定慧寺看望李叔同时，埋怨他：“你这样做，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回答说：“跟你说我就来不成了。况且事先让别人知道，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他的话，气得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真后悔将那篇断食的文章给他看，感到追悔莫及，十分悔恨自己。
　　李叔同在定慧寺住了半年之后的1918年的7月1日，他正式辞去了两级师范的职务。但法师并没有给他剃度，是想让他在寺中住个一段时间再作定夺。８月初，夏丏尊又到寺中探望他，看到他仍然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一头的黑长发，就打趣地说：“看你这不僧不俗的样子，哪里像个和尚！”本来夏丏尊是用这样的话刺激他回到学校去，可是李叔同却当了真，半个月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