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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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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的。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胡风建议他在这动荡的年月，最好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故纸堆里，应该结合现实多研究些问题。这样，舒芜开始转向现代文艺研究和杂文创作。
1944年4月，延安文艺整风领导小组派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向大后文化界传达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介绍延安文艺整风的情况。当时胡风担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便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举行欢迎会。会上，何其芳、刘白羽传达了《讲话》的基本精神，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还介绍了延安整风的情况。不料，却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反感，胡风也对这种观点接受不了。恰在此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杂志。在1945年1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还有胡风的《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这两篇文章似乎是姊妹篇。前者《论主观》是从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主观精神的作用，呼唤个性解放。后者《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则是张扬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似乎与《论主观》相呼应。这一期《希望》所表露的思想倾向性，显然是与《讲话》所体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因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注意。他们中有些人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
1945年1月25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旨在帮助胡风认识《希望》创刊号上刊登的这两篇文章的错误。然而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2月初，周恩来亲自出面，在曾家岩周公馆召开座谈会。会上，只提到《论主观》的观点，胡风却说，他只对舒芜文中的个别观点有同感，发表该文的真意是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它。这次座谈会仍然没有让胡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观点。不料，胡风却变本加厉，在《希望》第2期上，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这篇文章也是以倡导个性解放为其指归的。重庆文艺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对此，胡风却鼓励舒芜写反击文章，要求他的反击文章，要像用橡皮包着的钢丝鞭子那样，打伤了人还看不出伤痕。
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2）
1945年11月，胡乔木来到重庆，考虑到舒芜仅仅二十几岁，准备同他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与舒芜谈了两次话。胡乔木给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强调客观和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对于胡乔木的话，舒芜不能接受。还同他反复辩论。最后不欢而散。
1948年3月，在香港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指出胡风的文艺理论的宗派主义的倾向。
1950年3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陈涌和史笃批判阿垅（陈亦门）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解放后发起的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的批评，引起了舒芜的警觉。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过去的错误蔚然成风。此时正在广西南宁师院当教授的舒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经常联系到自己在《论主观》、《论中庸》中所宣扬的个性解放的观点与时代不和谐，就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以检举他人替代检讨自己，涉及一些胡风的错误观点。接着《人民日报》在1952年6月8日转载了全文，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不久，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而又向胡风“开刀”的人。
舒芜的两篇文章引发了对胡风老账的清算。这是因为在重庆时期，胡风、舒芜的观点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一直是个悬案；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结怨的宿敌，在周扬握有权柄之后，进一步的较量。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
在1954年末到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编辑叶遥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胡风给他的信件，这位编辑要借胡风的信件核对一下内容。舒芜遂将胡风的有关信件交给了这位女编辑。几天后，林默涵找来舒芜，要他将胡风的信件分为胡风反对党的领导、抵制革命文艺队伍、胡风的宗派主义活动和胡风反党的思想基础等四类整理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但到5月13日发表时却出乎舒芜的意料，经过林默涵、周扬研究，呈送给毛泽东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就变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这种升级是舒芜始料不及的，因而在三十多年间舒芜一直承担着“叛逆”的罪名。两个曾经是很好的忘年交却成了路人。1954年夏的一天，舒芜与老朋友何剑勋、聂绀弩去看望胡风，胡风与何剑勋打过招呼之后，就对聂绀弩说：“老聂，你怎么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说完就对舒芜说：“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里屋去了。
舒芜的命运也是多舛的，他虽然没有被划为胡风分子。但在一年多后的1957年，仍然没有逃脱被扩大为右派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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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胡适与鲁迅
鲁迅与胡适都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并立双雄。
鲁迅在*任职时，他的同乡好友、《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经常到鲁迅的住处来，将《新青年》拿给他看，并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引起了对胡适的注意。他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鲁迅、胡适都应邀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新青年》改组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他们成了同一战线上的盟友。最初，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发表文章相互配合。当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时，鲁迅则与之相呼应，创作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更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学术领域经常互相切磋，互通信息。胡适研究《红楼梦》提出作者“自叙传”一说，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用过胡适考证过的资料。胡适早就有写作中国小说史的想法，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可见他们是观点相近，配合默契的朋友。
虽然鲁迅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持有异议，但真正形成鲁迅与胡适分歧的原因还在于对国民党的看法上，鲁迅面对国民党的黑暗与强权，所采取的态度是“黑暗至极，无理可说”，只有反抗。而胡适也对国民党的*专制不满，但他却标榜美国式*，冀望通过“负责任的言论”来引导政体走上*化轨道。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举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时，胡适则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仍然固执己见。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两天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而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鉴此，“民权保障同盟”只得将胡适除名，由此鲁迅与胡适也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尽管鲁迅与胡适成为不同立场的代言人，可是胡适对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鲁迅逝世后，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指责鲁迅，污蔑鲁迅，极力贬低鲁迅的价值和影响。胡适闻知立即给苏雪林去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苏雪林还翻出旧账说，曾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著作，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胡适，在给她的信中写道：“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种客观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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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旧情的朋友：胡适与陈独秀
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是经汪孟邹搭桥的。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独秀是同学，通过汪希颜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汪孟邹。而担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的汪孟邹是胡适的老乡，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人，关系较为密切。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就邀请汪孟邹到芜湖一起编报，进一步发展了友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时，广罗新锐人才，以便吹响新文化的号角。有一次汪孟邹同他谈到，他的老乡胡适在美国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提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在留学生中反响强烈。陈独秀似乎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就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1916年初，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由此揭开了他们友谊的序幕。
他们在往还的书信中谈到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都能引起对方的思想共鸣，更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通信中，胡适提到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陈独秀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他写成文章寄给他。1917年1月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在改版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还特意撰写了“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接着，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与胡适携手擎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后来胡适也承认，要不是陈独秀的力挺，当年的“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就给胡适写信，希望他尽早回国，答应举荐他来校担任教授。同年7月胡适进入北大，在教学之余，还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后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编辑，其用意是与《新青年》互为补充，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完全认同，仍然主张应该“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实际上为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尽管胡适对陈独秀发表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满和担心，也不同意陈独秀要求学生们罢课，但他还是积极奔走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更为激进，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倡导民众运动，推翻有产阶级，建立新型的社会。就在这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却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然，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一个亲俄，一个亲美，一个激进，一个退却，本来是互相提掖的朋友，现在却成了两股铁道上跑的火车了。
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就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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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们同在文科任职，彼此间也就相识了。但他们间的联系是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布置教师和学生们选择研究课题时，胡适和周作人都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他们在“小说组”的研究活动中，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也开始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友谊。
1918年《新青年》改组后，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较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文，宣扬摒弃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篇译文得到胡适的响应，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贞操问题》，对热《贞操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联系中国实际，批评了“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贞操问题”是“第一无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对此周作人也积极响应，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将“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立场、观点的一致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他提倡的“新村运动”是模仿日本的，胡适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先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接着，周作人发表文章进行自强辩解。这次论争虽然进行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间的友谊。这也是当年的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
然而，在1920年8月，随着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办刊方针的分歧。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周作人与鲁迅则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仍然站在陈独秀的一边。这种政治分歧，为他们的友谊埋下了隐患。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队包围紫禁城，驱逐清帝溥仪出宫，胡适却提出“抗议”，称驱逐废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此，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认为“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信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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