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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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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组建“工读互助团”，目的是“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期“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对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周作人很感兴趣，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与此同时，周作人对日本的“新村主人”活动很欣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新村的文章，并在北京筹划建立新村，也得到李大钊的支持。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配合得很默契。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在早期活动中，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李大钊曾几次向周作人约稿，还请他为会员讲演两三次。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周作人的思想有着共鸣之处，联系较多，关系较为密切。但在李大钊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主义之后，于1920年3月在北大发起组织“*学说研究会”，工作十分繁忙，加之中国局势日渐紧张，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逐渐少了起来。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孔德学校教高中国文，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这个学校就读。周作人就通过李葆华与李大钊联系。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被捕。这一天正好周作人与他的同仁到海淀植树。李葆华等孔德学校的学生也一同前往。当他们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就将李葆华临时安置在沈士远（北大同仁沈尹默的兄长）的家里。两星期后由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后经沈尹默给李葆华更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李大钊牺牲后，面对日本喉舌《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蔑与诽谤，周作人挺身而出，接连发表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章予以迎头痛击。1933年，北平学界和*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的公祭活动。
1932年8月，李大钊家属因经济拮据，托周作人出售遗书，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商议此事，以便尽快了却此事。尽管当时未能办成，不过周作人的热心是让李大钊的家属很感激的。1933年春，李大钊故乡乐亭被日伪军强占，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来京避难，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于1933年4月致书曹聚仁，请他联系出版事宜。同年10月，负责收集李大钊遗作的李乐光（李大钊的侄子）被捕。幸好被捕前将李大钊的遗作，交给了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又转交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给上海的曹聚仁，由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这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1933年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进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作人将卖给北京女子师大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一百二十元钱，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可以说周作人对李大钊做到了真正朋友能做到的一切，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友谊是真挚而深厚的。
恩人变仇敌：萧乾与曹禺
萧乾和曹禺是同龄人，他们都生于风雨如磐的1910年。他们都与天津有缘。萧乾是在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举荐进入天津《大公报》编了四年副刊；而曹禺则是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萧乾与曹禺结缘始于萧乾主持《大公报》副刊之后。
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之时，正是曹禺的《雷雨》轰动天津舞台之日，他当即发表了*吾的评论文章，给予《雷雨》很高的评价。到1935年的冬天，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将曹禺找回学校，和他一起编译和排演一出中国化的《财狂》（即莫里哀的《悭吝人》）。张彭春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剧组班子，除了南开新剧团的新老骨干外，还请留美归来的林徽因设计布景，因而引起了萧乾的注意。在《财狂》公演时，萧乾在副刊上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亲自撰文给曹禺饰演的主人公阿巴贡（改译韩伯康）以很高的评价。
1936年曹禺的《日出》出版后，萧乾更是“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的胸怀，先后组约了三个整版的稿件，陆续刊发了李广田、茅盾、孟实（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靳以、黎烈文等十数篇名家及普通读者的“集体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着“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精神，与作者进行交流的，因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加深了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提高《日出》的影响力。为此，曹禺对萧乾这位“好心的编辑”，还是心存感激的。
1936年是《大公报》创刊10周年，准备搞一次纪念活动。萧乾趁机建议借鉴美国普利策奖的方法，搞一次文艺作品评奖。在这次评奖中曹禺的《日出》榜上有名。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曹禺在文坛的地位。后来因为萧乾出国十几年，他与曹禺失去了联系。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却使曹禺忘却了昔日萧乾的提掖。这或许是出于自保，或许是出于压力，或许是想“听从召唤”，竟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提掖他的“恩人”萧乾。这种失误经历了“*”的洗礼，曹禺的内心是否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法，则不得而知。难得的三次相处：闻一多与梁实秋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生中有过三次相处较多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北平清华学校。闻一多比梁实秋年长三岁，早于梁实秋进清华读书，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这两个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但他们个人的友谊，还是从“小说研究社”开始的。
五四运动落潮后，这伙青年学子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发言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等六个同学，于1920年创办了“小说研究社”。他们找了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定期开展活动。闻一多得知后，就申请加入。随后又吸收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人参加，壮大了力量。第二年，“小说研究社”接受闻一多的建议更名为“清华文学社”，并推举闻一多为书记，梁实秋任干事，并肩共事。
对新文学，他们的观点也一致。对于当时出现的新诗，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应该讲究“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能写得俗如白话。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闻一多写了《冬夜评论》，梁实秋写了《草儿评论》。可是这两篇长文投寄出去，却一直没有回音。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耿耿于怀，激愤于没有对社会发言的机会。不久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知道了他们的苦衷，就赞助100元钱，将这两篇评论长文出版了。随后，他们分头开始了诗歌创作，旨在用诗的实践来体现自己的诗的美学观。闻一多将自己的新诗编为《红烛》，梁实秋将自己的新诗编为《荷花池畔》，还请闻一多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闻一多本想将这两本新诗集一并推出，不料梁实秋中途变卦，被闻一多誉为“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兹”的梁实秋，也就没有在现代新诗画廊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第二次是在美国。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绘画，第二年梁实秋也到了美国，在科罗拉多泉大学就读。闻一多得知后，马上办理了转学手续，来到“科泉”与梁实秋同窗。梁实秋攻读英文和文学理论，选修美术；闻一多学习西方绘画，选修文学。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将他们连接得更为亲密。他们从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在房东家包伙食，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共同钻研诗文和艺术，度过了近两年的“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惬意生活。1924年暑假，闻一多要去纽约继续深造绘画，梁实秋要去波士顿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他们结伴东行，在芝加哥依依惜别。
第三次是在青岛。闻一多和梁实秋先后于1925年和1926年回国后分别在南京的大学教书。1927年由于国内形势动荡，他们都来到上海，参与了与徐志摩一起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期刊的工作。后来杨振声受命筹建青岛大学，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到青岛大学分别主持国文系和外文系，他们就一同来到青岛。
在青岛他们住得相距不远，闻一多去学校时，要经过梁实秋的住处。每次闻一多到了梁家门口，就唤他一起走。平时也结伴观沧海，游崂山。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时学校一片混乱。闻一多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开除闹事的学生，以便“杀一儆百”。不料，学生们闻讯，将矛头指向闻一多。在校园里出现了一条“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的标语。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在一个教室里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龟兔赛跑，题为《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问梁实秋说：“你是哪一个？”梁实秋说：“你选剩下的就是我。”此后，杨振声被迫辞职后，闻一多也离开了青岛大学。梁实秋则在1934年7月才离开青岛，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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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卸掉的精神包袱：胡风与巴金
巴金与胡风是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友。胡风比巴金低一个年级，但却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上世界历史课的。而且胡风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很有名气。因此巴金也认识胡风。
1935年9月，巴金从日本回来后，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有一天偶然遇见胡风。老同学一见如故，从此渐渐地熟悉起来。
1936年10月22日为鲁迅先生遗体在万国公墓下葬时，巴金和胡风都是扶灵柩的人，胡风还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务，有些零星开支都由他负责。下葬那天，胡风身上的钱给人扒了去。巴金知道后，第二天，就以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稿费的名义给胡风送去一笔现金。
抗战爆发后，巴金和胡风都到了重庆。他们虽是好朋友，但巴金关心的是创作，对胡风发表的一些关于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读。他们聚会时的交谈也很少涉及文艺理论问题。巴金对胡风办刊物，出版青年作家丛书来培养人才很敬佩，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有一次巴金问胡风：“为什么有人总对你有看法？”胡风很爽快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觉得他的话涉及的问题较为敏感，就没有继续交谈下去。他们的不同性格最终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果。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胡风调到北京。此后，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风。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斗争中，巴金先后发表了三篇批判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成为巴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尤其是最后一篇批判胡风的弟子路翎的文章，让他因此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
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巴金读后很喜欢。可是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但不写又很有压力，于是就挑选了路翎的这篇小说做靶子，予以批判。可是当《人民文学》将这篇批判稿子发表出来之后，面目全非，出现了很多他没有写进去的政治术语，上纲上线，十分吓人。巴金读了十分不满，可是第二天，一个朋友告诉他，胡风的问题已经升级。如按原文发表巴金会成为批判对象，刊物也会受到牵连。编辑的上纲上线倒是给巴金帮了个大忙。但巴金一直为这事内疚于怀，觉得是“向着井口投掷石块”，表示“决不能宽恕自己”。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再一次见到坐在轮椅上的胡风，面容憔悴，双眼无神，表情木然。巴金眼里顿时涌出了惭愧的泪花，十分歉疚地握着胡风的手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
宗派情绪的恶果：胡风与周扬
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其矛盾的渊源乃是30年代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
“左联”自1930年3月成立后，由于成员复杂，一直存在着宗派活动和人事矛盾。鲁迅对此十分不满，逐渐减少了参加“左联”的活动。到1933年，负责“左联”领导工作的周扬、夏衍等人越来越不重视鲁迅的意见，并形成了矛盾尖锐。
1933年胡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回到上海后，他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部长，不久改任书记。由于胡风与鲁迅关系密切，使得周扬等“左联”权力人物心中不满。后因“左联”成员穆木天和韩侍桁揭发胡风拿国民党的法币和苏联的卢布，使胡风处境很尴尬，愤而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从而为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1935年周扬、夏衍等人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见，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意在结束左翼文艺多年来的努力和抗争。随即出现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逐渐形成了“国防文学”派。
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与鲁迅、胡风谈到“国防文学”口号时，他们认为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冯雪峰提出：“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就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胡风的文章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然而，由于观点的分歧、个人的纠纷和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作怪，周扬等人却反映强烈，立即组织力量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一伙对胡风这篇文章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和趁机扫除异己。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只得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对方还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后，雪峰告诉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两个口号”之争，因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中央高层的干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告结束，但是已经形成的嫌恨与仇隙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此埋下了祸根。此后的几十年间，握有文艺界领导权柄的周扬与胡风形成的长期对立、较量、论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一场重大的文化剿灭的悲剧，都是渊源于这次论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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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1）
舒芜是通过路翎认识胡风的。舒芜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了高中学业，以教书谋生。他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被称作自学成才的才俊。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同时又喜欢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散文。
在1930年代胡风是鲁迅的得力助手，也是很有名气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特别是他主编的《七月》杂志更在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1940年代舒芜在重庆时，胡风也在重庆。舒芜敬慕胡风，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让他的朋友路翎将自己研究墨子的论文，转给胡风提提意见。胡风自知对墨子研究不足，就请研究墨子的朋友陈家康审阅。陈家康读了舒芜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就告诉胡风可以约舒芜见面，他们才得以相识。后来，舒芜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等多篇文章，都是经胡风推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的。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胡风建议他在这动荡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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