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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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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准备出任前敌统帅带领军舰迎战，张佩纶出于他的马尾失败教训，坚决阻止，结果两人闹得如同路人，甚至这个郎舅竟然想杀掉妹夫。后来李经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皇帝，要求弹劾张佩纶。因此张佩纶只得携妻南下南京。第二年清军战败，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直陈自己的反对意见，却没有被李鸿章所接受。此后，李鸿章两次保荐他回京任职，他都坚辞不就。于1903年在南京因患肝癌病故，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终年56岁。“*”初期，红卫兵挖开张佩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有腐烂。红卫兵用锹镐将他们夫妇的遗体捣烂，令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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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郑正秋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祖籍广东潮阳，1889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他在读中学时就接触到新文化，对刚刚传入上海的新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与张石川一起编导了电影《患难夫妻》，成为我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创办新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积极推进新剧活动。还与张石川一起创办明星电影公司，由他编、导、演的影片达到50多部。
他的儿子郑小秋，原名郑鸿彬，生于1910年。1922年其父郑正秋导演《劳动与爱情》时，需要几个孩童在一个水果摊前跑跑跳跳，小秋就被选中。这次演出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成了他进入电影界的敲门砖。
1923年正当明星公司陷于困境时，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了一部儿童影片《孤儿救祖记》，由郑小秋担任主角，饰演一个12岁的儿童余璞。他不负众望，将一个纯朴、机敏的儿童表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公演时不仅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为明星电影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当年有“《孤儿》救（明星）公司，《孤儿》救（中国）电影”之说。从此，他的艺名郑小秋就替代了郑鸿彬，成为电影界的一颗童星了。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鼓舞了郑正秋。从1923年至1926年，他又相继摄制了12部儿童影片。其中的《小朋友》、《好哥哥》、《一个小工人》、《苦儿弱女》等都是由郑小秋主演的。因而郑氏父子被誉为我国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小秋开始介入成人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相继主演了《火烧红莲寺》、《空谷兰》、《碎琴楼》、《红泪影》、《啼笑因缘》等影片。他还与著名影星胡蝶、宣景琳联袂主演了影片《姐妹花》。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的农村木匠桃哥的形象，质朴、忠厚，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33年夏衍加盟明星公司之后，郑小秋主演了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他的演技得到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观念挑战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他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1935年7月郑正秋病故后，郑小秋子承父业，开始担任导演。他起初作为张石川导演的助手，导演了《压岁钱》、《女权》等影片，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抗战爆发后，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他无力重振父业，但作为长子，只得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相继受聘于国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为导演，拍摄了《碧玉簪》、《夜明珠》、《新美人计》、《花溅泪》等影片。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抗战胜利后，他为大中华和大同等电影公司导演了影片《秋水伊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洪深联合）、《欢天喜地》、《热血》、《梨园英烈》等影片。他导演的这些影片思想健康，体恤民生，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同时在艺术上很注重在脉络清晰的故事结构中，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开始致力于科教片的导演工作。我国的电影界没有制作科教片的经验，但经过郑小秋的积极探索，摸索出一套宝贵的制作经验。他先后导演了40多部科教片。其中的《水土保持》（与方徨合作）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中国武术》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保养耕牛》、《粮仓典范》等科教片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为农业服务奖。
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曲目。他们分别出自一对父子之手，为前者谱曲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而主创《梁祝》的是他的大儿子陈钢。
陈歌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音乐才子”、“歌仙”之美誉，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还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他1914年9月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馨砚、陈昌寿，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诗歌，曾从师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和声乐、钢琴、作曲及指挥。他很喜欢民歌，经常到浦东农村去听农民的车水号子、打谷号子和打夯号子，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歌辛”，意思是“为辛苦的劳动者而歌”。因此，他创作的歌曲，大多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郁风情。
陈歌辛毕业于上海的格致中学，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音乐完全是靠自学。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洋泾中学和复旦附中等校教音乐。1935年在上海乐剧训练所兼任教职时，结识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两人携手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从1937年开始进行电影音乐创作，先后为艺华、国华、大同等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谱曲。他创作的《春之消息》组歌及《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救亡歌曲，以及《蔷薇处处开》、《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供周璇、白光、姚莉、龚秋霞等歌星演唱，使他名动一时，成为海派流行音乐的杰出代表。其中很多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
陈歌辛在上海女中教书时看上了女中的校花金娇丽，金娇丽对*倜傥的年轻老师也极有好感。为了试探金娇丽，陈歌辛在新年时给她寄了张贺卡，上面没有祝福的贺辞，却写了“无法无天”四个字。孰料，金娇丽却非常喜欢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勇敢。他们于1934年结为伴侣，如胶似漆的爱情更激发了陈歌辛的创作灵感，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如《玫瑰玫瑰我爱你》等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上海解放后，陈歌辛受聘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专业作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
他四个子女中，大儿子陈钢是唯一子承父业的一个。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接受了音乐的熏陶，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钢琴。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年仅14岁的陈钢参加了解放军。由于他的钢琴弹得好，被分配到文工团。1955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系的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人向院党委申请了几个献礼节目，其中之一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得到院党委书记孟波的赞赏，校方还抽调四年级的尖子学生陈钢参与创作，并责成由陈钢与何占豪负责完成这部协奏曲的创作。
《梁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播放。陈歌辛在安徽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对儿子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跟妻子说：“告诉陈钢将《梁祝》的签名总谱给我一份。”可是迫于当年的政治压力，陈钢并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而1961年，陈歌辛便在安徽农场去世，这件事情成为陈钢一生的无可挽回的遗憾。另一件遗憾是陈钢在参与创作《梁祝》时认识了一位姑娘，二人情投意合，却因家庭出身不同不能结为伴侣。当年，陈钢到北京看望女友，二人相约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白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梁祝》，而他们却无言以对，亲身演绎了1600年前的爱情悲剧。
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
伍光建 伍光建和伍蠡甫是父子，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是广东新会人。
伍光建，字昭扆，生于1867年。1881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在老师严复的影响下，对英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就读。1891年回国到母校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喜欢读文学作品和写作。20世纪初《中外日报》创刊，伍光建应主编汪洛年之约，为该报撰写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稿件，并尝试着用白话翻译西欧小说。他将法国文豪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二十年后》翻译成中文，译名为《侠隐记》（今译《三剑客》）和《续侠隐记》，于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法国经典小说，也是伍光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成名作。
伍光建翻译的小说，与当时很蹩脚的白话文不一样，语言俗如口语，明快轻盈而别具风趣，还有节奏感，给人以清新之感，很受读者的喜欢。茅盾对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评价很高，他认为伍光建的译本不是全译，但他删节得很有分寸，没有损伤原著的精彩内容，书中主要人物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连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因此，茅盾在1924年将这两本译作收入《万有文库》，后来被*列为中学生补充教育读本。此后，伍光建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当时的一位热门翻译家。商务印书馆、新月书店等大书局竞相邀请他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儿飘零记》（今译《简·爱》）、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今译《格列佛游记》）、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今译《艰难时世》）、塞万提斯《疯侠》（即《堂吉诃德》）等名著都是他首次译介给我国读者的。1957年3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个火枪手》，就是伍光建的子女伍蠡甫和伍孟纯根据伍光建的《侠隐记》译本缩写的。
伍蠡甫是伍光建的儿子，出生于1900年。他本来在复旦大学学的是文科，却非常喜欢绘画。上中学时就拜在国画大师黄宾虹门下，学习绘画，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画家。1923年从复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绘画工作，而是受聘于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家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伍蠡甫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从1929年起，他先后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还独译，或者与友合译，翻译出版了歌德、欧·亨利、泰戈尔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五六本译著。特别是1932年他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取材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编译成《福地述评》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述福地”，复述了《大地》的情节故事；第二部分是“评福地”，对《大地》进行了评析。这部分评论部分，分析深刻，鞭辟入里，对后来赛珍珠的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爱，1936年伍蠡甫步他父亲的后尘，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学的是西洋文学。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蠡甫中断学业，回到重庆，担任了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和西洋文学教授。
伍蠡甫的绘画造诣很高，出版过谈绘画经验和体会的《谈艺录》及研究中国画理论的《中国画论研究》，但他一生的主业还是子承父业——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他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是我国最为系统地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权威性的选本，成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必修教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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