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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却躲在书斋里，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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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强烈的希望参与社会活动。他选择了文学批评，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人辩驳问难”。而他的论争对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认为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梁实秋不以为然，在1922年5月27日至29日，连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反驳。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两人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互相辩难。
　　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对他非常尊敬。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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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生于1893年，原名梁焕鼎，字漱溟。广西桂林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是元朝宗室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官宦家庭。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后在《民国报》当编辑和记者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
　　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被称作“最后一个大儒”，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
　　他们都为构建新儒学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倾心长谈。这除了他们的性格因素之外，还与解放初的不同处境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由于生性耿直，有话就说，结果被指责破坏工农联盟，从此在学坛上几乎销声匿迹。而冯友兰则随和得多，当时他也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努力学习*主义，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读了他的来信非常高兴，随即给他写了回信，鼓励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
　　在“*”时期，许多学者都受到冲击，梁漱溟就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而冯友兰因为毛泽东曾表态说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因而安然无恙。而且1973年10月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之际，北大和清华大学的两校大批判组：“梁效”诞生，冯友兰还担任了批判组的顾问，成为当时新型知识分子的杰出典型。：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举动“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谈佛学，谈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1988年梁漱溟病逝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和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这种评价很贴切地体现在他为梁漱溟拟写的挽联中：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两度求师：吕凤子与徐悲鸿
在国画界，人们熟知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却鲜少熟悉吕凤子的大名。其实他是与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齐名的著名国画大师。他是江苏丹阳人，生于1886年，卒于1959年。1907年，他和张大千同时考入浙江两江优级师范，毕业后曾在扬州和北京任教，42岁时被聘任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首席教授和画学研究员。
　　他与徐悲鸿相识于1912年。当年，年仅17岁的徐悲鸿到上海学习西画，而此时吕凤子正在上海办神州美术学院。吕凤子在朋友指引下认识了徐悲鸿，并为他提供了免费进修的机会。吕凤子亲自指导徐悲鸿学习西画，告诉他学习西画的基础是素描，悉心指导他学习素描，为徐悲鸿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徐悲鸿到法国留学，8年后回国。吕凤子得到徐悲鸿回国的消息，就举荐他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西画组教授。徐悲鸿为了兼收并蓄，决定向吕凤子先生学习国画。他在拜会吕凤子时说：“吕先生，您教给我画素描，对我的西画发展有极大帮助，您再教给我画国画吧。”吕凤子说：“你已经成为西画大师了，我怎能收你这个徒弟呢？”徐悲鸿说：“能者为师嘛，您的国画成就大，向您学习是理所应当的事。”就这样，徐悲鸿在课余时间向吕凤子学习国画技法，为徐悲鸿以后的国画水准奠定了基础。
　　1929年的一天，徐悲鸿得知法国巴黎要举办世界博览会，正在征集美术作品进行展览，就找到吕凤子先生，请他选出画作参加展览。不料，吕凤子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哪里有那个水平呀！”徐悲鸿反复说服无效，没有办法，他就从艺术系的书画展览室里偷偷取走一幅吕凤子先生的《庐山之云》，寄到巴黎参加展览，却获得了一等奖。几个月后，巴黎寄来了获奖证书和奖章，徐悲鸿去送奖章和获奖证书时，才将自己私自推荐参展的事告诉给吕凤子。面对既成的事实，吕凤子也就默认了这次参展。
　　

创始之功不可没：胡适与冯友兰
胡适1917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冯友兰正在北大读三年级。虽说他们年龄仅相差4岁，但冯友兰总是以学生自居。
　　他们都属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为我国哲学史的研究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的工作。然而这也是他们的分歧的开始。
　　1919年胡适出版了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论述了先秦时代的哲学面貌，但下卷一直没有问世。冯友兰在1931年到1934年间，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对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中中国哲学的演进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冯友兰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独立思考，将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与胡适倡导的从老子起步恰恰相反。这就涉及孔子与老子孰先孰后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道家还是儒家的问题。在1930年胡适与冯友兰的这种意见分歧，也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梁启超、顾颉刚、钱穆都支持冯友兰的观点。
　　当时，胡适发表了《与冯友兰先生讨论老子问题》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等文章，提出与冯友兰商榷，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冯友兰也发表了《老子年代问题》和《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予以回应。在当年学术争鸣很宽松的气氛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而结怨，胡适不失身份地表示：冯友兰的观点不能使他“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在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开始对留在大陆的冯友兰采取情绪化的否定态度。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推翻冯友兰的“孔子早出说”，却顽固地坚持他的“老子早出说”，甚至以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来攻击冯友兰，显得有失大师风范。
　　冯友兰与胡适的观点不同，但他并没有否认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功绩。他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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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社会学家吴景超，字北海，生于1901年，安徽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
　　吴景超在清华读书时对胡适很敬仰。当年胡适倡导新文学革命，思想激进，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在美国留学期间，吴景超开始与胡适通信。他将胡适尊为师长，吴景超写的文章也常寄给胡适审阅。当时，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几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景超也被邀请参加，并且捐赠经费30块大洋。在十几个成员中，他年龄最小，捐赠也少，属于“独立评论”社的“小字辈”。当时，他们每周聚餐一次，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为首的几位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吴景超出席聚餐时，认真聆听胡适等人的高见，眼界大开。有时他有些疑问，向胡适请教，都能迎刃而解，使他思想豁然开朗，因此对胡适更加崇敬。胡适对吴景超也很器重。1933年冬天，《独立评论》开展“*与*”的讨论时，蒋廷黻、丁文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胡适却希望蒋介石实行美国的*政治，反对*专制。在持续一年多的讨论中，吴景超坚决地站在胡适一边，所发表的观点深得胡适的赏识，不久他就将吴景超安排为《独立评论》的编辑。
　　1935年冬，吴景超奉命离开清华，随翁文灏、蒋廷黻到南京行政院任职。吴景超举棋不定，就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当即表态支持他到政府任职，并鼓励他要“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1948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发行金圆券失败，胡适向蒋介石举荐吴景超协助解决善后问题。但这次吴景超对胡适的举荐并没有遵命，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在南京政府任职时，与翁文灏相处不睦，他不乐意去帮助翁文灏去收拾残局。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很关心吴景超的未来，专程派人给他送来两张飞机票，希望吴景超与他一起飞到南方，可是吴景超被婉辞拒绝。他奉劝胡适也留下来，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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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默契，诗句传情：胡适与杨振声
教育家杨振声　　胡适与杨振声既是师生又是同事。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胡适到北大任教，年长于胡适一岁的杨振声就成了他的亲传弟子。或许是几乎同龄的缘故，胡适与杨振声相处得很投契。在杨振声和一些同学组建学生社团“新潮社”时，胡适亲临指导，对该社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曾因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在1919年杨振声从北大毕业时，胡适考虑到他的处境，推荐他到美国留学。
　　1924年杨振声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成了同事。他们的关系更密切，经常切磋文学创作，杨振声酝酿和创作小说《玉君》时，从胡适那里得到很多启发。1931年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时，胡适曾举荐担任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但未能如愿，最后还是由胡适接任。但从这件事上可见胡适对杨振声的器重。
　　在杨振声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邀请胡适前来讲学。胡适从上海乘船到青岛时，海面上风浪太大，轮船不能靠岸。胡适就从船上给杨振声发了封电报：“宛在水中央。”杨振声接到这封电报，知道胡适已经到了青岛海边，就给他回了封电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封电报，心灵相通，诙谐而幽默。
　　杨振声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