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舳�、王人美、黎莉莉、周璇等。黎莉莉本是早期共产党员钱壮飞的遗孤钱蓁蓁，田汉将她交给黎锦晖抚养，更名为黎莉莉。在黎锦晖的悉心呵护与培养下，她成为明月歌舞团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齐名的“四大天王”之一。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聂耳等进步人士离开明月歌舞团，红极一时的歌舞团开始步入了下坡路。1932年他接受田汉的建议，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他又重操旧业，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继续做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二十几首抗日歌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来到重庆参加进步文艺活动，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师，直到1967年病逝。
　　黎氏兄弟老三叫黎锦曜，生于1895年，读大学时攻读采矿专业，曾任矿学社主事和《中华矿学杂志》主编。解放后回到湖南担任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1953年响应中央的号召到海南岛探矿时不幸病故。
　　老四叫黎锦纾，生于1898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同年病逝于北京。
　　老五叫黎锦炯，生于1901年，1927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造桥工程系。毕业后在京奉铁路担任主任工程师。1894年由詹天佑设计修建的滦河大桥，到30年代已经严重老化。在1936年决定重修滦河大桥新桥时，比利时人承担设计和建设的费用很高。他却主动请缨担任当新桥的设计和建设。经过艰苦努力，他与其他桥梁专家一起完成了滦河新桥的设计和建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来到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担任解放区铁路局副局长，主持修复了京张铁路的康庄大桥。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担任总工程师。从1965年开始，他就拟订修筑西藏铁路的计划，但因1981年病逝而未能如愿。
　　老六黎锦明，生于1905年，是位作家。他毕业于北京师大英语系，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他在广东海丰地区从事农*动的文教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投奔哥哥黎锦晖和黎锦光，并完成了中篇小说《尘影》的创作。这是较早反映党领导的农*动的文艺作品，曾经得到鲁迅的好评。30年代初，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担任讲师和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和抗战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文联委员和湖南政府委员。他的一生中出版短篇小说集11部，中篇小说四部，还在翻译外国文学和理论研究上做出了贡献。
　　黎氏老七是黎锦光，见本书《黎锦光——李香兰》。
　　黎氏最小的弟弟黎锦扬是位华裔作家，生于1917年。在他六岁时，大哥黎锦熙将他接到北平，让他与他的侄儿侄女一起读书。在读汇文中学时开始对西洋文化产生兴趣。20世纪40年代初，他到重庆投奔大哥黎锦熙，大哥随即送他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文学。毕业后在加州的一所陆军语言学校教中文。教学之余，于1956年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写成小说《花鼓歌》，出版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很快就被一个电影制片商以五万美元买断了版权。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亚裔的畅销书作家。
　　

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著名湖畔诗人汪静之与胡适的红颜知己曹诚英都是安徽绩溪人，也都出生于1902年。
　　汪静之出生于茶商家庭，家境殷实，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当年流行爱好做亲的风俗，汪家与乡里富户曹家，关系不错，常有往来，而且家境实力相当，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就相约指腹为婚：若汪家生了儿子，曹家生了女儿，或者相反，就结为亲家，以便延续两家的友谊。结果，汪家生了儿子汪静之，曹家生了女儿曹秋艳（又名初菊）。这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定下了终身。由于汪曹两家往来较多，汪静之与曹秋艳也经常有在一起玩的机会，他们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料曹秋艳自幼身体不好，经常患病，虽然她的父母到处求医，为女儿治病，但也没有挽救了女儿的生命，在她12岁时，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间的美好和未婚夫的温馨，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在曹家，与曹秋艳同龄的还有一位与她祖父同父异母生的小姑母，这就是曹诚英。每逢汪静之到曹家时，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中，除了曹秋艳之外，还有曹诚英，因此汪静之与曹诚英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伙伴，不过长大后，他们则以姑母相称。
　　1918年汪静之到屯溪安徽茶务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新文学。或许是青春的躁动，他写了首情诗寄给曹诚英，表达了他对曹诚英的爱慕之情。虽说曹诚英对这个小伙伴的印象不错，但在当年，她也是被指腹为婚者，不敢超越雷池一步，就以辈分不同而婉辞拒绝了。在这一年，16岁的曹诚英与指腹为婚的乡里富户之子胡冠英举行了婚礼。婚后进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
　　1919年夏天，汪静之考取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虽然不能与心上人曹诚英结为伴侣，哪怕是常与她会面，也是精神上的最大的安慰。敏感的曹诚英意识到了汪静之的思想动机，就想为他介绍个女朋友，来分散他的纠缠。于是，每逢汪静之与曹诚英约会时，她都带一位女同学一起来，以便给他们搭搭桥。不料汪静之个头矮小，几个女同学都看不上他。
　　这时的汪静之经常发表诗歌，在1922年还与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组成湖畔诗社，成为诗坛上享有盛名的“湖畔诗人”。他们以创*情诗为主，在现代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得到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先驱者的赞许。这顶诗人的桂冠，终于使他赢得了爱情。曹诚英经过几次为他搭桥失败后，她仍然关心着这位小侄子，又为他物色了一位叫符竹因的同学。本来符竹因也是嫌汪静之个头矮小的，但是她很欣赏他的创作才华，很喜欢他的诗歌，就答应交往。符竹因貌美异常，端庄贤淑，汪静之为之倾倒，全身心地追求她，他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就是为符竹因写的情诗。这对情侣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
　　1922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后，在一次汪静之请她聚餐时，她情绪亢奋，饮酒过多，终于向汪静之吐露心声：“离婚后，真想答应你的求爱，一想到你和竹因，我不能夺人所爱。”这句酒后吐的真言，道出了曹诚英的心声。不过，曹诚英的心，半年后就被胡适所截获，在杭州烟霞洞与胡适坠入情网。她与汪静之的关系仍然是长辈与幼辈的关系。1930年曹诚英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汪静之途经南京去看望她，她的屋里只有一张床，曹诚英以长辈的口吻说：“你睡这头，我睡那头，你给我暖脚吧！”他们丝毫没有产生杂念，汪静之对这位姑母一直是很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院校调整时，曹诚英被分配到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后，回到安徽绩溪定居。“*”开始后，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她到杭州的汪静之处，将自己的日记、书信等资料集成一包交给汪静之保管，并且嘱咐汪静之在她死后焚毁。后来有人向汪静之问起这包资料，汪老说：“1973年我得到曹诚英的噩耗后，就按着她的嘱托，烧毁了。”曾有人怀疑这包资料没有烧毁，完全是出于杜撰。试想，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谁会有勇气保存这些资料呢！汪静之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不会有远见舍命保留的，除非那些八代赤贫的无产者才会有这样的勇气！
　　

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陈蝶仙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也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始人。
　　陈蝶仙本名陈嵩寿，字栩园，又字蝶仙，别号天虚我生。187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中医家庭。从小天资聪慧，饱读诗书，曾考取晚清贡生。曾做过幕僚，当过监狱工艺指导员，还在浙江镇海县当过知事。1912年他到慈溪访友时，发现海边到处是渔民扔掉的乌贼鱼骨。他认为这种鱼骨可用来制作牙粉，就给上级打报告，申请经费制作牙粉，以便与充斥市场的日本牙粉竞争。不料上级误会他是想趁机发财，严词拒绝。为此，他愤而辞职，来到上海，经好友王纯根的举荐，当了《申报·自由谈》的主笔。
　　早在18岁时，陈蝶仙便受《红楼梦》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这部描写儿女情长，家事纠葛的小说使人耳目一新，印行后风靡一时。在《申报·自由谈》任职期间，他开始在王纯根主编的《礼拜六》上，发表长篇小说《孽海疑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满园花》、《郁金香》、《新官场现形记》、《新泪珠缘》等十多部小说。这些小说语言文白相间，大都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柳荫湖畔，像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分拆不开的故事，属于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意义。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此时在上海立足稳定，也有了一定财力，制造牙粉抵制日货的想法又萌生起来。1918年他放弃了《申报·自由谈》的工作，成立家庭工业社，依靠在监狱担任工艺指导员时学得的新知识，继续研制牙粉。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多方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取名　“无敌牌”在包装上还特地标明“中华国产”，这种牙粉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成为我国牙粉的驰名商标，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陈蝶仙的长子陈小蝶，不仅是赓续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在文学创作上也不让乃父。父子二人曾合作创作了《弃儿》、《二城风雨录》、《嫣红劫》、《柳暗花明》等共11部长篇小说，其中的《柳暗花明》还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成电影。他自己独自撰写了《塔语斜阳》、《香草美人》等小说，内容风格上都沿袭其父的鸳鸯蝴蝶派传统。此外，他在绘画理论研究及诗文方面也很有造诣，出版有多种论著。
　　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陈蝶仙经营的家庭工业社遭到毁灭性破坏。他面对打击并不气馁，带着儿子陈小蝶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继续办厂。到1939年陈蝶仙积劳成疾，由陈小蝶陪伴返回上海，第二年就病逝了。此后陈小蝶无力力挽狂澜，父亲开创的实业逐渐萎缩。后来他在杭州开了一家饭店，根据当年的电影著名女明星胡蝶和徐来的名字，取名为“蝶来饭店”，在开业那天特地请来胡蝶和徐来剪彩，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新闻。1937年他更名为陈定山，专注于美术事业，曾与吴湖帆、钱瘦铁等画家在上海名噪画坛。1949年初他赴台定居，在台北以作画为生，于1989年病故。
　　

父亲劝她不必上大学：林语堂与林太乙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最为机灵聪慧，从小就效仿爸爸写稿。当年文坛发表文章多用笔名，玉如就让爸爸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谓其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玉如觉得“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是这样。那天他正在翻阅《吕氏春秋》，忽然发现了“太乙”两个字，觉得用作为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林语堂给她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出于好奇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主张她们从小就多接触社会。女儿们三五岁的时候，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文学聚会，好让她们增长见识。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找几个三陪女助兴，称作“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三陪姑娘到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行为对孩子们来说多有不雅，可是林语堂却不在乎，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能让孩子们分辨出社会的不公来。
　　在太乙姐妹小时候，林语堂就鼓励她们写日记，告诉她们写日记不要写成流水账，也不必像作文那样拘泥，平时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要紧的是个“真”字，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后来赛珍珠读了林太乙幼时的日记说：“从她的文笔和行事观察，都看得出她刚毅的性格；她聪明、活泼，却从不自觉高人一等。”
　　1936年林太乙已经10岁了。这一年林语堂携家离开上海到了纽约，不久他们全家又到了欧洲。太乙她们姐妹虽然在外国的中小学读书，可是林语堂总是教她们学习中文，向她们介绍中国文化，为她们打下了厚实的中文基础。在林太乙13岁时，就与姐姐和妹妹一起合写了一本《Our　Family》，在美国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叫《吾家》。在林太乙17岁时，独自创作了英文小说《战潮》。第二年太乙中学毕业时，林语堂劝她不必考大学，父亲对她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于是林太乙高中毕业后，就以高中的学历应聘到耶鲁大学中文系去当教师了。
　　后来林太乙与他父亲一起创办过杂志《天风》，还应邀出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她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相继出版了英文小说《金盘街》及《丁香遍野》等三本小说，被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
　　父亲对林太乙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怎样做人。林语堂常对她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林太乙不负父望，承继了父亲的事业，在写作和传扬中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受联合国文教组委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
　　1988年林太乙提前退休，与丈夫黎明定居美国，专事写作。她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了《林语堂传》，编纂了《语堂文选》和《语堂幽默文选》，并将林语堂曾经畅销欧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重新整理出版。在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林太乙最为杰出地承续了林语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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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起始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旧交。张印塘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1853年太平军大军入皖，李鸿章父子受命回安徽办团练。李鸿章与张印塘是在共同*太平军时结为患难之交的。1854年张印塘与石达开作战期间，病死在徽州，李鸿章出于对老友的怀念，资助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北丰润县。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生于1848年，河北丰润县大齐坨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27岁时擢升为“侍讲”。张佩纶为人刚直不阿，经常议论时政，上呈奏章，与陈宝琛、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合称“清流派”。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张佩纶的庶母病故时，李鸿章也曾资助他白银千两，作为运灵柩回乡安葬和守孝之需。
　　在张佩纶故乡守孝期间的1879年，李鸿章邀请张佩纶来到天津充当幕僚。张佩纶同李鸿章的另一幕僚薛福成一起，为天津海防建设出谋划策，讨论了组建海军、修筑铁路和加强天津海防等问题，对李鸿章推行洋务很有启示。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通信往来，互通消息。当时李鸿章推行洋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张佩纶、张之洞和吴大澂等人却极力鼓吹办洋务。清廷最高统治者批准成立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组成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唐胥铁路、扩修胥各庄到天津的铁路，以及在台湾招商引资，修铁路等举措，都与张佩伦等人的多次上书奏章有直接关系。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办理海疆事务。他到福建时，法国军舰已经进入马尾港停泊。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抗法心切，将陆战战法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集结战船兵力，冀图孤注一掷而取胜。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被法舰击沉。战后，张佩纶遭到弹劾。年仅37岁的张佩纶被遣送察哈尔、张家口充军三年赎罪。
　　1888年，张佩纶结束了三年的充军生活，返回天津。正当张佩纶仕途蹭蹬之时，李鸿章再次接纳他为幕僚，主管文书。当时，张佩纶的妻子病逝不久，李鸿章遂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藕许配给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