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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复，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卖饼的，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这件事“使我乐观，使我高兴”。最后真诚地表示：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黄灿灿、散发着芝麻清香的10个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胡适接过芝麻饼，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地响，脸上现出少见的笑容。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融洽。胡适语重心长地向这位年轻朋友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次谈话中，袁瓞得知胡适鼻孔里长有息肉，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可以治疗，但费用太贵，诊治不起。胡适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有一次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一位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天真地认为，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梁漱溟　　梁漱溟自幼年就喜欢读报纸，特别是中学阶段，许多知识都得益于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署名“秋桐”的文章，因讨论宪政制度的问题引起了梁漱溟的兴趣。后来，梁漱溟发现上海《民立报》常见署名“行严”提倡讲逻辑的论文，在风格上与“秋桐”的文章完全相同，梁漱溟断定两个笔名实为同一作者，后来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为章士钊。
　　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章士钊曾在《民立报》主持笔政，后因章本非同盟会成员，只好从中退出，自创《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图谋称帝，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因坚持共和的立场，传颂国内，极富盛名。梁漱溟很喜爱这份杂志，阅读之余，常就许多问题与章士钊通信探讨，彼此间建立了友谊。不久，章士钊回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战争，担任军务院秘书长。战争结束后，章士钊来到北京，梁漱溟才同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却让梁漱溟大失所望。在梁漱溟的心目中，章士钊应当是一位关注国计民生、刻苦自励的君子志士，而实际上，他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细行不检，小节不拘，这让梁漱溟又觉得实在可惜。
　　二人的交往从此日渐疏远。

一诺千金捐助革命：孙中山与张静江
张静江出身富商之家，其父曾以10万两白银为他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１９０２年５月，张静江作为清政府派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随员，乘轮船从上海前往巴黎。恰巧，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也在同一条船上。
　　孙中山这一年３７岁，此前他已秘密创立了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遂到处流亡，积极筹措经费，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便再次举义。他这次乘该船出国，也是为了此目的。张静江对孙中山早就崇拜不已，极欲利用这次机缘结识这位革命志士。经过几次接触，张静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张向孙表达了要求参加兴中会的愿望。孙中山十分欣喜，从此两人遂在轮船上结成了密友。当张静江得知孙中山正在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一筹莫展时，便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愿先捐助３万两白银支持革命。孙中山对张的慷慨解囊表示由衷的感谢，遂又感到，如此巨大的款项，到哪里去取？张静江会不会像一般公子哥儿那样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张静江看出了孙中山的心思，便说：“先生不是准备去美国洛杉矶、檀香山等地宣传革命吗？正好，我们家在纽约设有一个通运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名叫姚叔兰，是我的妻舅。我写一封亲笔信交给先生。先生到纽约后，可直接找他。我在信上写明凭信一次照付。不过一定要机密行事，万万不可泄露。否则就会累及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孙中山到纽约后，果然凭张静江这一纸信札，顺顺当当地拿到了３万两白银。
　　张静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不仅自己追随孙中山，还动员兄弟张弁群和不少亲朋好友也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张静江后来还慷慨资助蒋介石，使在上海证券市场破产的蒋介石度过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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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县人。1934年到北大旁听，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不久他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于是他决定循着萧军、萧红的足迹投奔鲁迅。当他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前两章，寄给鲁迅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无力指导他的写作了。“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在茅盾的荐举下，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流亡到香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当时他所带的钱不多，过了些日子就付不起店钱了。只得请求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的协助。端木委托人为骆宾基付清店钱，为他安置了住处。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刊发了骆宾基的长篇《人与土地》，使得骆宾基能够凭稿费维持生活。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萧红辞行时，端木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并立即赶往他们的住处。由于香港形势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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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都是安徽人，陶行知的歙县与胡适的绩溪县相距不过几十里路程。不仅家隔得不远，两人的年龄也出奇地近，陶行知只比胡适大两月。两人先后赴美留学，各自辗转一圈后，竟在同一年里入哥伦比亚大学，又同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回国，一南一北，同样做了高等学府的教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陶胡两人一同接待了来华访问的他们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杜威的来访，给中国的“平民教育”加了温，胡适对“平民教育”多有鼓吹，陶行知更全身投入其中，并作为终身致力的事业。
　　1923年夏秋，胡适到杭州休养，与他私爱的表妹曹珮声优游于西湖山水间。中秋之日，陶行知冒雨来见胡适，当晚就住在山上。
　　陶行知此番与胡适同游，自不免时而谈及平民教育。有回陶行知问胡适：“你家里可能办平民教育吗？”胡适说能。陶行知又问：“谁教咧？”胡适说：“我的车夫可以教。”陶行知顿受启发，一个教一个、被教的在学的同时又可以教下一个的“连环教学法”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隔不几天，陶行知就给胡适夫人江冬秀寄了6本《平民千字课》，同时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连环教学法”，希望胡府的车夫吴二做教员，教别的佣人识字，连胡适的儿子“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
　　胡适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学者生活，而陶行知则放弃了这种生活，走上了一条大众教育的“野路”。道不同，思想观念也就产生了差异，两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后来陶行知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因收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学校被当局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此时，胡适已与陶行知形同陌路，但他将卫戍司令部解散晓庄师范的布告、陶行知的通缉令、报纸对事件的评介连同晓庄师生乘火车不打票的油印宣言，一并粘贴在他的日记本里。虽然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所收剪的报章也多是歪曲的报道，妨碍了他对陶行知生怀同病之怜，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