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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对这两个妻子一视同仁，没有因为有了小妾而冷淡了妻子。他将两位妻子接到北平。虽说夜里轮流在两个妻子的住处就寝，但在白天，他总是由两个妻子陪伴着就餐、散步或上街购物。有时马寅初外出度假，她们也都与他同行，从来没有过厚此薄彼的事情发生。正因如此，张桂君与王仲贞相处得非常融洽。她们以姐妹相称，互敬互爱，互相体贴，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马寅初的住宅需要大修，马家搬出租房居住，两房妻子才分居两处。即使这样，马寅初也经常去看望住在大女儿家的张桂君。张桂君也常去看望马寅初和王仲贞。1954年大女儿病逝后，马寅初将张桂君接回家，与王仲贞一起生活，直到他101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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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铺就百年之好：罗家伦与张维桢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弄潮儿，也是退潮的失望者。他于1897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县知事的家庭。191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文科读书。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学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在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份印刷传单，首次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还在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的词语，一直沿用到现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罗家伦作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他认识了在上海女子学校读书的张维桢。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彼此都有好感，但在会上没有更多的联系机会。罗家伦回到北平后，心里还念念不忘这个小姑娘，就给张维桢寄去两张风景明信片。这两张“敲门砖”还真的起了作用，他收到了张维桢寄来的个人照片。一个女孩子将自己的小照寄给男人，自然是意味心仪。
　　1920年9月罗家伦到美国留学，途经上海时，本想与张维桢见面，畅叙别后的思念之情，但遗憾的是，张维桢已经转学到浙江湖州的湖郡女学读书，罗家伦到上海又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无法去看望她。临登船他给张维桢发了封信，表示了他心中的遗憾和思念。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罗家伦又给张维桢写信，并寄上几张校园的风景照片。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还，传递着彼此的心灵信息。罗家伦很关心张维桢的学习，他劝告她钻研学问，说这是“终身的事业”；还从美国给她寄来学习资料，希望她学好英文，并告诉她“英文的长进，不在乎专读文法修辞，而在乎多读多看多写”。要她多读名著，将文字与思想一起学习。
　　他们之间也曾出现过误解，中断过一段联络。这是因为罗家伦陶醉于张维桢的恋情，曾将张的信给朋友看。罗家伦无意间透露出这件事，张维桢十分不满，就不给他写信了。1922年罗家伦赴欧洲继续深造，张维桢也考进沪江大学。他们才恢复了书信往来。恢复联络后，罗家伦从巴黎给张维桢寄来一个精美的项链，张维桢非常喜欢，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步。
　　1926年年初，张维桢申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准备赴美留学时，罗家伦给她来信说想回国，但手头拮据，买不起飞机票。张维桢将自己的积蓄，兑换成法郎汇给罗家伦。罗家伦回到上海，他们再度会面时，感情迅速白热化。虽然一个月后，张维桢赴美留学了，但这短暂的相处，却使他们做出了海誓山盟的终身选择。第二年年底，张维桢取得学位回到上海，他们经过长达七年的书信恋爱，终于喜结百年之好。
　　

“秋风”与“萧萧叶”的默契：朱生豪与宋清如
朱生豪与宋清如夫妇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用尽毕生心血翻译的。这部深得莎翁精髓的全集，虽然没有译完，但被誉为翻译质量最完美的译本。
　　朱生豪于1912年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聪慧，多才多艺，尤其工于古典诗词。在嘉兴秀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郭沫若、徐志摩等著名诗人，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新诗创作。1929年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兼修英文。
　　他与妻子宋清如是因诗而结缘的。宋清如与朱生豪同龄，是江苏常熟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殷实。她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接受了新文化，开始学习写作新诗。1932年夏天，她考入之江大学国文系。
　　之江大学有个学生诗社，聚集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被誉为“之江才子”的朱生豪就是这个诗社里一颗耀眼的明星。宋清如喜欢新诗，入学不久，就申请加入诗社。她为加入诗社提供的诗作是一首用白话写的“宝塔诗”。四年级学生朱生豪对这个女生的“宝塔诗”，感到很新奇。他读后觉得很不错，便征得其他诗社负责人的同意，接受宋清如为新社员。
　　几天后，朱生豪寄给宋清如几首他写的新诗，让她提提意见。从此，他们互相传递自己写的诗歌，互相鼓励，相互切磋，特别是朱生豪给宋清如的诗作提的修改意见，对她的进步很有帮助。这样，两个人经常书信往还，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
　　1933年夏天，朱生豪毕业后经胡山源举荐到了上海世界书局，参与编辑《英汉四用辞典》。在他离开杭州之前，给宋清如写信说，他昨夜作了个梦，梦见他们并肩散步。还写道：“下午我就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显然这不是写给一般诗友的。
　　朱生豪到上海后，或许是心系朱生豪的缘故，宋清如开始给上海的《现代》和《文艺月刊》投稿。她的诗作得到了《现代》主编施蛰存的赞许，称她是能与冰心相媲美的女诗人，写信鼓励她继续努力。朱生豪每每读到宋清如发表的新作，就写信给她，有鼓励，也有称赞，更加激励她投入诗歌创作。
　　1934年的春天，宋清如给朱生豪写了首诗：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
　　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
　　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了
　　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朱生豪读了她的诗，就按着宋清如的诗意填了首《蝶恋花》：
　　不道飘零成久别，
　　卿似秋风，
　　侬似萧萧叶。
　　叶落寒阶生暗泣，
　　秋风一去无消息。
　　倘有悲秋寒婕蝶，
　　飞到天涯，
　　为向那人说。
　　别泪倘随归思绝，
　　他乡梦好休相忆。
　　他们互赠的这两首诗，表达了互相思念的情愫，沟通了彼此的心意，成为他们感情定格的内驱力。此后，他们在书信往还时，经常以“秋风”和“萧萧叶”自况。按照宋清如后来的说法，这个比喻竟成了“他们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在朱生豪23岁时，决定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他在信中告诉宋清如：他要将这部译著作为献给宋清如的礼物。1936年宋清如大学毕业后，到湖州民德女中教书。朱生豪给他写信，借口朋友的建议说：他们该结婚了。当时，宋清如虽然觉得他们的感情非常投契，但还没有想结婚的事。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铺垫，终于在1942年的5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从此结束了他们十年间每三天一封情书往还的谈情说爱。
　　在上海这个沦陷区，生活极不稳定。婚后的第二年，他们就回到嘉兴朱生豪的老家，专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本来宋清如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可是为了支持朱生豪的翻译工作，她甘愿终日与柴米油盐打交道，默默地为了丈夫做出了很大牺牲。她的创作才华像昙花那样一现就无声无息了。
　　那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吃的是粗茶淡饭，营养严重不足，而朱生豪又夜以继日地伏案翻译，损害了身体。他刚翻译完《亨利五世》，就突然觉得肋间疼痛难忍，宋清如请来医生诊治，确诊为几种结核病并发。在20世纪40年代，结核病是不治之症。面对绝症，朱生豪没有遵从医嘱静养和治疗，而是急着赶翻译任务，终因劳累过度而于1944年12月26日病故，终年32岁。
　　朱生豪走后，留下了一个仅仅13个月的儿子和五部半没有翻译完的“莎剧”。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宋清如译完了四部半。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前，拟将他与宋清如的诗作结集出版。但因为沦陷区日本军队经常以各种名目搜查报馆和书局，他们已经编就的三本诗集，以及十年间的往还情书，都被抄走和毁坏。后来从报章收集了朱生豪的诗作58首，宋清如的诗作51首，总计109首，于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合集《秋风与萧萧叶的歌》。

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朋友们早就以“张郎”和“崔娘”戏称这对恋人，因为他们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而且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一月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终于在1926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尽力让他吃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为他们拮据而紧张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反右期间，张友鸾出于真心实意地相应党的鸣放号召，给上级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变故。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之初，他们被扫地出门，被安置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栖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还与妻子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九十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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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迟”铭刻心头遗憾：张大千与李秋君
张大千，现代国画大师，四川内江人。他本名张正权，字季爰，又名张爰。“大千”是他21岁时在松江禅定寺当和尚时的法号，后来因他不肯烧戒疤而出逃寺院。
　　张大千有一方刻有“秋迟”二字的印章，只在他的《苍莽幽翠图》上使用过一次，一直是人们心头的一个谜。其实，这是为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专门制作的。意思是与李秋君相识得太迟了，成为终生的遗憾。
　　李秋君是浙江宁波富商李茂昌的女儿。在张大千年轻学画时，临摹古代名画家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为了维持生计也出卖一些临摹、仿制的古画。有一次宁波富商李茂昌到上海办事，花了50块大洋，买回来一幅古画。到家后，很高兴地拿给女儿李秋君看。李秋君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是假画，不过作画的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大出息。”
　　李秋君虽只念过中学，可是从小精通琴棋书画，饱读诗书，家里的藏画更是经常欣赏，艺术造诣非同一般。李茂昌考虑，既然女儿说这个作假画的青年，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出息，何不找到他，结交为朋友？于是，李茂昌再次到上海时，就到处寻访这位画家。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李茂昌真的找到了作假画的张大千。这是一位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倜傥，性格豪放，听了李茂昌介绍的女儿对他的评价，他十分高兴地说：“人生难得遇到知音，托令爱的吉言，我将这幅画送给您了。”说罢掏出50块大洋的银票，就往李茂昌手里塞。李茂昌连忙推辞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结交你这样的才子，让老夫脸上增光。”从此，他们就成了忘年之交。随后，李茂昌就邀请张大千到宁波李府做客。
　　张大千到了李府，客厅里的一幅落款为“鸥湘堂主”的《荷花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手托下巴，仔细端详着这幅画，画面上的残荷，秃茎，淤泥，构思独特，超凡脱俗，不由得感叹道：“真是天外有天呀！”李茂昌说：“你看这幅画还可以吗？”张大千连忙说：“不错，的确不错。技法的气势像是男子所为，可是落款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这是哪位高手所为？”李茂昌回答说：“哪里是什么高手，是我女儿闲着没事画的。”说罢就让下人到后堂唤女儿前来拜会大千。
　　不大会儿，李秋君来到客厅，张大千见到这位妙龄女子，不由得眼睛一亮，连忙跨前一步，单膝跪倒在她面前说：“晚辈蜀人张爰拜见师傅。”他的举动让李秋君愣住了，李茂昌赶紧说：“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在张大千留住期间，他与李秋君在鸥湘堂畅谈、作画，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就刻了一方“秋迟”的印章留作纪念。
　　在彼此相处时，大千对李秋君深深地产生了爱意，可是又不敢贸然亮明自己的心意。他在家里娶了妻，又纳了妾，李家千金怎么会充任他的二房小妾呢？他心中爱着这位志同道合的姑娘，却不敢冒昧冲犯。其实，敏感的李秋君早已看透了大千的心意，她也很仰慕大千的才华，可是富家小姐的尊贵地位困扰着她，她无力迈出冲破传统的一步。从此，他们以兄妹相称，都将自己对对方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
　　到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邀请李秋君到上海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在课余时间照顾大千的起居。他们相濡以沫，生活得很和谐。就连大千的徒弟称秋君为“师娘”，她也不忌讳。由于她终身未嫁，后来大千就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给李秋君为养女，她待她们如同亲生的一般。
　　在1939年李秋君的50岁生日这一天，张大千带着四夫人雯波，从成都飞往上海，专程为她祝贺生日。李秋君千叮咛万嘱咐雯波好好照顾这个国宝级的人物。
　　上海沦陷后，李秋君为了两个养女的读书，无法脱身。在四川的大千十分惦念远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一直到日寇投降后，张大千绘制了一幅《苍莽幽翠图》，盖上了“秋迟”的印章，提供给上海的美术展览会，他希望李秋君能从这幅画中领略到他的一片心意。遗憾的是，李秋君没有去看这次展览。
　　1949年春天，张大千在上海与李秋君匆匆见上一面，就飞往东南亚了。直到他们逝世也没有机会会面，成为他们心头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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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释怀的异国红颜：张大千与池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