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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娜拉。他的精彩表演引起轰动，很快就成为清华的知名人士，接着学生们又将他列入学生名流的“龙虎狗三杰”。即，钱钟书为“龙”，曹禺为“虎”，颜毓蘅为“狗”。
　　1932年曹禺执导了高尔斯华绥的《罪》。剧中有三个人物，曹禺的好友孙毓堂和曹禺分别饰演两个男角，还有个女主角汪达，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大家建议请个女生扮演。于是找到法律系一年级女生郑秀，她在贝满中学读书时就演过戏。这出戏演了七八场，都十分成功。而曹禺和郑秀也藉此由陌生而进入浪漫的恋爱之旅。
　　郑秀祖籍福建，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时任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她从小就跟随姨母来到北平读书。她性格活跃，面容姣美，身材苗条，穿着时髦，在学校里是一枝独秀，曹禺从见到郑秀的第一面，就对她情有独钟了。演出结束后，曹禺经常到女生宿舍门外等郑秀，约她去玩。郑秀通过与曹禺一起演戏，对他也有好感，但觉得自己刚进入大学，谈恋爱未免太早了，担心同学们说闲话。可是，在193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曹禺大胆地向她表白了爱情，海誓山盟的表白，触动了这位少女的心，接受了曹禺的爱！
　　1934年暑假曹禺毕业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这里他创作了《日出》。1936年南京成立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曹禺应聘到南京。郑秀中断了学业随从曹禺到了南京，并于1936年11月举行了订婚仪式。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汉都从外地匆匆赶来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第二年，由于抗战爆发，南京戏校迁移到长沙，他们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姻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在婚后两年就遭遇了暗礁。当时，南京戏校迁移到四川江安县，生活条件很艰苦，小城物资匮乏，生活单调，使得郑秀很苦恼。而曹禺又忙于事业，没有更多的时间呵护、关爱妻子。他们的感情逐渐有降温的趋势。恰在此时，戏校的一个叫邓宛生的女生，带着她姐姐邓泽生（后更名方瑞）来拜会曹禺。邓泽生此来的目的，一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二是想请这位英文科班毕业的曹禺给补习一下英文。这样，邓泽生就经常到曹家来。有时补习完英文，她回去时，总是恋恋不舍的样子。曹禺送她出门，也故意绕到城外再回来，边走边谈，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后来郑秀感觉到他们关系异样，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为此，夫妻吵了几次架，他们此时才感觉到彼此的性格、脾气和情趣的差异太大了，婚姻难以为继，开始触礁了！
　　1946年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第二年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郑秀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她父亲家。1948年冬天，郑秀的父亲一家准备飞往台湾，其父要郑秀和孩子同行，郑秀也想让曹禺一起走，可是曹禺没有践约，因此郑秀和两个孩子也留了下来。但是他们的破镜已不能重圆，于1950年的春天，曹禺与郑秀正式离婚。
　　郑秀和曹禺还是有感情的。“*”初期，曹禺被审查，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很同情曹禺，但又无力相助，便在每天早晨站在史家胡同，看着曹禺扫大街。他们虽然不能说上一句话，可是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册”的曹禺感到温馨。1989年郑秀病故时，曹禺正在住院，让女儿送上一个花篮，表达了对郑秀的怀念。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2）
幽丽闺秀动心怀——曹禺与方瑞
　　正当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因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而触礁时，一个23岁的姑娘方瑞闯入了他的心怀。
　　方瑞本名邓泽生，安徽怀宁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因其母是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又取名方瑞。她自幼在家自学，没有读过大学，但文化素养很高，书法和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40年3月，她撤退到大后方，去四川江安县投奔在国立南京戏校读书的妹妹邓宛生和表哥方琯德。她住在妹妹的宿舍里，与曹禺的住处，正好对门。她早就读过曹禺的剧本，对他很是景仰。尤其是听说曹禺是清华英文系毕业的，就想请曹禺指导指导她学习英文。这样，邓宛生和方琯德就带她拜会了曹禺。
　　曹禺在与方瑞的交往中，他不只是被方瑞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苗条身材，俊秀面容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她那温柔的性格，娴静的微笑和素朴的衣着。这些似乎都是与郑秀不一样的。他从方端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的灵感和启发，激励他于1941年创作了话剧《北京人》。他在剧中，塑造的愫方的形象，就凝结着他对方瑞的印象和感情。愫方的温柔而慷慨的性格，服饰淡雅而宽大适体的穿着，温婉动听而幽静的话语和微笑，都是依照方瑞而写的。就连将这个人物取名为“愫方”，也是根据方瑞的身世的。“愫方”是取自方瑞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曹禺自己也承认他是心想着方瑞来写愫方的，没有方瑞就创造不出愫方的动人形象。
　　自从结识了方瑞之后，曹禺感到方瑞最合他的心意，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而方瑞对曹禺也很中意。面对已婚的曹禺，她表现得毫不懦弱，勇敢地与曹禺出双入对。戏校的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婚外恋情，也都觉得万老师与方女士是很合适的一对。曹禺与方端相好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传到郑秀的耳朵里。郑秀为此大闹，曹禺借机提出与郑秀离婚，但遭到对方的拒绝，使得曹禺非常苦恼。
　　1942年年初，曹禺辞去戏校的职务，由江安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方瑞也来到重庆，二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由于与郑秀离不了婚，曹禺每周还要到江安，看望郑秀和两个女儿。曹禺从美国讲学归来后，留在上海，郑秀搬到南京他父母那里，由于郑秀不同意离婚，曹禺只得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照顾两个家庭。1948年底，经*地下组织安排曹禺经香港转道解放区，方瑞与之同行。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1950年年初，郑秀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但她与曹禺早已没有了夫妻感情，经朋友做工作，他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曹禺与方瑞正式结婚，结束了他们十来年的同居生活。
　　

“纵横的写遍了相思”：冰心与吴文藻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冰心的这首题为《相思》的诗，写于1925年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期间。诗中没有指明是写给谁的，按照她过去写给父母和弟弟的诗，都明确地标明诗赠的对象来看，应该是写给他的恋人吴文藻的。
　　1923年的夏天，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得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于同年9月，乘坐杰克逊号邮轮东渡太平洋去美国求学。在这艘邮轮上，有冰心熟识的许地山、梁实秋等赴美的留学生。他们在闲聊时，说到同船有个姓吴的清华学生，冰心就让许地山打听一下，这个清华学生，是否叫吴卓。许地山找来的“吴先生”，不是吴卓，而是叫吴文藻。两人由此相识。
　　吴文藻是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他并不知道冰心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也没有读过冰心的《繁星》等作品，而是以早一年留学的老大哥身份，建议她勤奋读书。在半个月的航程中，他们经常一起凭栏远眺，尽情畅谈。冰心觉得吴文藻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而且诚恳、直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冰心到校后，收到好几封同船朋友的问候信，她都是回寄一张明信片，唯独给吴文藻写了封很简短的信。几天后，吴文藻给她寄来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几天，又寄来一本杂志，里边夹着一张问候的小纸条。再过几天，寄来的杂志里小纸条就宽了些，写的话也多了几句。聪慧而敏感的冰心，当然知道对方的用意，也在回信时，不冷不热地回应着。或许是吴文藻没有遭到冰心的拒绝，就鼓足勇气给冰心写了封求爱信。在鱼雁往还中，冰心觉得吴文藻很真诚，很执着，便与之相呼应，两人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
　　1926年冰心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准备回国。吴文藻写了封很正式的向冰心求婚的信，经冰心认真修改后，准备让冰心交给她的父母。冰心回到北平后，虽然有父母和弟弟们陪伴着，亲情融融，可是她还是觉得心里缺点什么。在1928年5月的一个夜晚，她为吴文藻写了首《我爱，归来吧，我爱》。在这首诗里，冰心寄寓的不单纯是对恋人的思念，而是以祖国母亲的角色呼唤游子的归来，表现了冰心忧国忧民的情绪和冀望青年人拯救祖国的赤子心怀。受到这首诗的感召，吴文藻于1929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这一年的6月两人举行了婚礼，在燕大校园里安置了他们的新家。
　　1946年的冬天，国民政府组团赴日本处理战后事务，吴文藻为其成员之一，冰心作为家属随同前往。由于冰心在文学界的影响，她到日本后，就被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邀请讲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冰心夫妇就想回国，但一时寻不到机会。恰在1951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冰心夫妇为教授，赴美讲学。他们马上答应应聘，并趁机提出到香港做些准备的借口，取道香港回到北京。
　　1957年吴文藻被打成右派，冰心为此十分痛苦。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就让邓颖超将冰心接到家里。周总理对她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你关心他，帮助他。”周总理的话给予冰心很大鼓舞。通过冰心对吴文藻的关心与帮助，吴文藻能够正视错划右派问题，后来得以*。在他们的晚年，生活得和谐而充实，幸福而愉快，但在1985年吴文藻却先于冰心驾鹤西游了。
　　

“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前留影　　到过北京陶然亭公园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座“高石之墓”，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闻名于世的女作家石评梅和她的恋人高君宇的埋骨之所。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原名石汝壁。自幼喜爱梅花，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她为自己取字叫“评梅”；为自己的寓所取名为“梅巢”，甚至连自用的信纸也印上梅花。1920年石评梅在太原女师毕业后，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她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诗社、剧社的活动，开始写作新诗和演出进步戏剧，成为北平诗坛上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1923年毕业后，她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并与同学陆晶清编辑出版《妇女周刊》。
　　她与高君宇是在1920年的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遇的。高君宇是山西静乐县（今娄烦县）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大学生会的代表，曾与许德珩等人一起冲进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成为北平学界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石评梅的父亲在太原省立一中执教时的学生。石评梅虽然没见过高君宇，但常听父亲夸赞一个叫高君宇的学生，因此印象深刻。同乡会上，高君宇慷慨激昂的演讲，让石评梅深觉震撼。会议结束时，石评梅走近高君宇，自报家门：“我是石鼎丞的女儿，叫评梅。”高君宇一听就愣住了，在他乡相遇恩师的千金，真是喜出望外；再者，评梅的大名又使他联想到一些报章上署名“评梅”的诗作。临别，高君宇随手从书包里掏出几本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给石评梅，她像得到宝物那样爱不释手。
　　当时，高君宇在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十几个北大学生，发起组织*学说研究会。石评梅在高君宇的举荐下加入了这个研究会，而且是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女会员。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还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与石评梅见面；但他对石评梅很有好感，经常忙里偷闲给她写信，联络感情。可是石评梅因为恋爱的失败，抱定终身不嫁的信念。对高君宇信中暗示的爱意，总是以同乡师友对待，这使得高君宇很痛苦。有一次，高君宇约石评梅和她的好友陆晶清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高君宇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婚姻悲剧。石评梅很同情这位同乡，但仍然没有接受他的爱的心意。
　　1923年年初，高君宇参与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之后，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在这个危急时刻，高君宇还特意到石评梅的住处看望她。高君宇走后，给石评梅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这种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还是没有温暖石评梅那颗被冷却的心。1924年国共合作时，高君宇奉命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平的石评梅，另一枚自己则戴在手上，以此表明对石评梅永结同心的爱。直到1925年3月高君宇因肺病不治而辞世，他的手上还戴着这枚象牙戒指。
　　高君宇的病逝给石评梅精神上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她才意识到失却的爱，再也不复返了！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她发现了一枚干枯的红叶，上面有高君宇写的两句诗：“满山红叶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是高君宇在1923年寄给石评梅的爱情信物，当时石评梅因与吴天放分手而发誓终身不嫁，她在高君宇所赠的枫叶背面写上：“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寄回给高君宇。如今人已不在，红叶尚存，使得石评梅悲痛欲绝。她悔恨不已，痛恨自己不该拒绝真心相爱的高君宇的爱，她决心以自己的余生陪伴着高君宇的亡灵。
　　192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等单位为高君宇举行追悼会时，石评梅送了写有“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还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君宇的亲属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此后，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到高君宇的墓前守候，她还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后结集为《涛语》出版。或许是石评梅悲伤过度，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也病故了。她的生前好友黄庐隐、陆晶清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使得这对生前未能结为伴侣的有情人，死后并葬以结连理。　。。

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林语堂夫妇林语堂和他的妻子廖翠凤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在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很要好的厦门籍同学——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有一次暑假，林语堂去厦门的陈家访友时，对陈氏兄弟的妹妹一见钟情，可是陈家是个富豪家庭，对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不感兴趣。陈父就将隔壁的廖家二女儿翠凤介绍给他。
　　廖家虽说家业不如陈家庞大，但在厦门也是名声显赫的富家。廖翠凤的二哥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与林语堂也有交往。经陈父搭桥后，林语堂应廖翠凤二哥的邀请到廖家做客。此时的廖翠凤正在上海圣玛丽书院读书，对林语堂因学习成绩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