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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大家会认为没什么奇怪的，村上作品的登场人物总是独自一人在吃早餐，或是两个人以上在一起共用早餐。而且，独自一人吃早餐和两个人以上一起吃早餐，其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独自吃饭的时候，菜单大都是烤面包和咖啡。（偶尔会出现蛋包饭和###汁。）若是头天晚上酒喝多了，或是吸烟过量，“我”的早饭就会索然无味。比方说，《寻羊冒险记》中，在冒险尚未开始之前，便如此描写了不太可口的早餐。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进电烤箱。面包发出墙土一样的味儿。
　　（《寻羊冒险记》，2001年，146页）
　　《舞！舞！舞！》中，“我”在海豚###虚度光阴时所用的早餐“吃起来味同嚼蜡”。
　　换言之，对“我”来说，早餐（通常是烤面包）的味道实际上构成了对“我”自身境遇那种不毛性质的一种比喻。
　　但是，即便早餐席上有人相伴，如果对方拒绝“共食”，一样会破坏早餐的味道。在《寻羊冒险记》的开头，就有一段文字描述了一顿尴尬的早餐，它发生在喝得烂醉后回到家的“我”和在厨房等“我”的已经离婚的妻子之间。
　　“我”泡上咖啡，而她仅仅“像在驱寒似的用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地看着我”，并不打算喝。她为“我”做了色拉。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五厘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
　　（同上，18页）
　　没有共食者的早餐，就算当时有他人在场，也同样是“索然无味”。
　　可是，能与某人分享的时候，就仿佛黑白电影摇身变成了彩色画面一样，早餐恢复了它温暖而丰富的口感。　。　想看书来

村上文学中“早餐”的“物语论”①功能（3）
《舞！舞！舞！》中为女友准备早餐时便是如此。
　　“早饭有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新玩意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
　　“好！”她微微浅笑。
　　（《舞！舞！舞！》，2002年，13页）
　　在五反田家中叫了应召女郎后的第二天早上，四人一起吃早餐的场面也洋溢着某种幸福感。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六点半……四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调频广播①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赞同道。
　　（同上，189…190页）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我”和图书馆女孩一起吃的那顿生平最后的早餐，恐怕是村上文学中最为奢华的早餐了吧。
　　我用锅烧了开水，从电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蔬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嘟咕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了个色拉。又用咖啡壶煮好咖啡，在法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烤面包机烘烤。早餐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真香啊！”她说。①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2002年，409…410页）
　　与他人分享早餐，最能带来“同步”的感觉。
　　《舞！舞！舞！》中迎来早餐的高潮，则是在“我”感叹“好像野营的早晨”后，###回应道“正是”的时候。这样的同步体验给“我”带来了深切的共生感。于是，在###死后，每当“丧失感”攫住我时，“正是”的回答声便会反复回响在“我”的耳畔。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早餐也出现在“我”与图书馆女孩亲密###的翌日早晨。因此，“真香啊”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重要的描写。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同上，410页）
　　作为人类，感觉到“同时”穿上衣服乃是事关“礼仪”的规范，是十分健全的想法。在亲密的性行为之后，一方“先于”另一方穿上衣服，在心理上是遭到忌讳的。“同时穿上衣服”与“同时搁下筷子”一样，是对同步性加以确认的虽然微弱却又准确的信号。我们在性行为之后，让对方留在床上，自己去手脚麻利地准备饭菜，这可以解释为一种“友爱的姿态”，而只顾自己赶快穿衣打扮，则被解释为“不合礼仪”。这一判断在人类学上具有很深的渊源。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我”那时应该是光着身子在准备早餐。关于“###做家务”，村上春树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在《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中，他分两次谈论了“###家务主妇”的话题，不惜为此花费了十页①的笔墨。村上在美国报纸的人生咨询专栏里读到了那些“###着做家务的主妇”来信，并因此受到启发。他写道：
　　……奇怪的是，那以后“###家务主妇”就不肯离开我的脑海了。手抓电车吊环发呆的时间里，那赤条条地切白菜或扎围裙的主妇形象时不时倏然浮上脑际。说起来，人是经过怎样的程序才想到###做家务的呢？如此左思右想之间，我也不由得心想：唔，脱掉衣服赤条条做家务，没准真的很快活。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2005年，31页）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执笔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这篇随笔。所以我想，惊愕于“###家务主妇”的村上本人，那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让小说的主人公“###着做家务”的事了。（村上春树反复说过，因为不会重读自己的作品，所以不记得自己写了些什么。）因此，村上对“###家务”所表现出的“善意的兴趣”，实际上源于村上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女友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所做出的善意评价。这样考虑或许比较自然吧。
　　以上，围绕着“村上文学中早餐”的“物语论”功能，我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关于村上春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许多评论家都试图去解开这个“谜”底。而我认为，村上文学围绕着“共同体如何建立，又如何崩溃”这一对所有人而言都属于根源性的主题，几乎是执拗地（作者自己却未意识到）持续写作着（就连“写来消遣的随笔”也不例外），从而获得了世界性。这点从这篇关于“早餐”的简短考察中也能管窥一斑。
　　

村上春树恐惧症（1）
第四章　村上春树与评论家们
　　第一节　村上春树恐惧症
　　曾经担任责任编辑的安原显将村上春树的亲笔手稿变卖给了旧书店。关于这一事件，村上春树本人也回忆了与这位“###”编辑之间的奇妙关系，并刊登在《文艺春秋》上。
　　我几乎没怎么读过安原显所写的东西。还记得在部分报刊上，业界某些“专业人士”对他评价很高，不过，从我读过的出自他笔下的少量文艺述评或随笔类文章中，我只留下了“此人相当尖刻”的印象。
　　村上春树的文章记述了这一人物与作家之间，从经营爵士酒吧时代就开始的长达二十五年的交往。在文中，关于安原显，村上春树写到了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我对安原显这个人不感兴趣，但对他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文坛的心理状态还多少有点兴趣，因此特将部分文字摘录如下。
　　首先是关于安原显对中央公论社破口大骂，然而却迟迟不愿辞职的事情。
　　那时我忽然想到，无论他如何强硬，或许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体内扎根之深，早已超乎我们的意料。我从来没在公司上过班，所以“中央公论社职员”这一头衔到底有多么了不起，它所带来的稳定收入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都无法真切地体会。然而我想，既然他巧妙地利用着公司这一存在，那就不必骂得那么难听吧。当然巧妙地利用公司这一组织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如此，那么难道不该斟酌一下自己的言辞吗？难道不应该有适当的羞愧感吗？
　　（村上春树《某位编辑的生与死——关于安原显》，《文艺春秋》，2006年4月刊，文艺春秋，267页）
　　我觉得村上春树抨击安原的关键，就在于“羞愧感”一词。
　　在我们的自我评价和来自社会的外部评价之间，必然存在着落差。
　　只要这个落差没有严重失衡，就不会带来危害。高于外部评价的自我评价能够防止自我厌恶的产生，而高于自我评价的外部评价亦能激励人的上进心。
　　但是，一旦自我评价出现分裂，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情况一，深信自己才华横溢的自我陶醉和惧怕自己或许并无才能的重重疑虑，这两者相互争执，喋喋不休。
　　情况二，对自己清白的坚信和觉得自己当负责任的愧疚，两者同时存于体内。
　　在上述情形下，我们会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心理中。
　　而“羞愧感”就是“这种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当然，不平衡也有许多其他的表现方式。
　　羞愧感——请原谅我用这种费解的说法，还算是其中“保持着均衡的不平衡”了。
　　这与“爽快的落败”、“生气勃勃的死法”、“带着温暖的冷漠”之类的东西颇为相似。
　　“保持着均衡的不平衡”，这是我在人类的美德中评价最高的品质之一。
　　说得有些晦涩难懂，真是抱歉啊。
　　那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吧。读了村上春树的文章，感觉安原这个人似乎是深陷在“缺乏均衡的不平衡”里的人。
　　于是某一天，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安原显开始对那个“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村上春树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于是，有一天（是什么时候来着？）安原先生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用极其难听的字眼儿排山倒海地谩骂起我的一切。……他的批判如此猛烈，让我真是吓破了胆。毫无疑问，话语中包含着憎恶的感情。一夜之间（只能这么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将安原先生变成了我的“敌人”呢？老实说，我全然摸不着头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村上春树恐惧症（2）
（同书，270页）
　　窃以为，这段关于安原“豹变”的叙述可谓入木三分。并非由于具体的分歧而产生了龃龉，毋宁说是在编辑先生的内部萌生了更为本质的厌恶感。
　　关于其理由（虽不是直接说明的），村上春树推测到，或许是由于安原显本人对自身“作为作家的才能”产生了评价上的误差。
　　得知安原显曾写过小说，已经是后来的事儿了。他用好几个笔名，有时又是用真名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或是去应征文学奖，或是发表在小规模的杂志上。……说实话，也算不得特别有趣的小说。既没有毒性，也不能成为治愈的良药。尽管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但小说中丝毫没有显露出安原显这个人的本性。记得那时我还十分费解，为什么如此令人兴趣盎然的人物，却只能写出如此索然无味的小说呢？……既然他是个性如此炫目的人，就应该能够写出更加有趣、更加生动的故事才对啊。然而，个性与创作，往往是在不无距离的地方得以成立的吧。
　　据我所知，他的小说既没有拿过奖，也没能广泛引起普通读者的注意。这件事似乎让安原先生伤透了心。……
　　……我现在仍然觉得，安原先生在他的一生中真正追求的是成为一名小说家。作为编辑，经手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于是，他可能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吧：“这种程度的玩意儿都行的话，那我也能写啊。”我很理解那种心情。而且认为，即使他写出了小说也不足为奇。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他却连“这种程度的玩意儿”都没能写出来。
　　（同书，267…268页）
　　这就叫“眼高手低”。
　　比起创作，更倾向于评论的人，作为创作者，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
　　这是事实。
　　我自己就是如此，所以心知肚明。
　　我也读过成千上万本小说，也曾经很多次觉得“这种程度的玩意儿，我也能写啊”。
　　可实际上，不用说“这种程度的玩意儿”了，就连区区一页都没能好好写完。
　　据说银色夏生①先生在电视上看了流行歌曲节目之后，觉得“这种程度的玩意儿，我也能写啊”，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百首歌词。
　　这才是“作为作家的才能”。并非通过努力、通过学习就能得到的东西。
　　人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
　　作家和编辑之间并不存在着上下的等级差别或阶级差别，仅仅是能力的种类有所不同罢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人在资质上或才华上的差距。虽说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但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实属无可奈何。
　　对于安原作为作家的才能，外部的评价显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安原显开始憎恶村上春树的起因，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把作家的亲笔手稿这种活生生的素材，当做赚钱的商品变卖给旧书店。安原对村上春树的憎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把手稿当做“物品”变卖，就意味着把作品看做是一件平常的“稀奇玩意儿”（就跟珍奇的邮票或是硬币一样）。垂死之人是不可能为了一丁点儿钱去做那种事的。
　　也许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一行为的目的恐怕仅仅在于毁损作品的“文学性”。
　　“这种东西不是文学！只是件商品而已。”
　　这才是安原显想一吐为快的心里话吧。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评论家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居然是全盘否定一位作家的文学性。我竟从此举中感到了某种近乎于悲壮的东西。
　　为什么某些评论家总是把深恶痛绝的矛头指向村上春树呢？
　　在日志中也曾好几次谈到这个话题，其实至今我也不明个中缘由。不过倒是弄懂了一点：这种憎恶乃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生理现象。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着通往日本文学底层的一道倾斜的深坑。
　　不过，看来日本的评论家们现阶段尚无打算从“指向村上春树的集体憎恶”这一特别的视点出发，来切入日本文学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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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为什么被文艺评论家们厌恶呢？
第四章　村上春树与评论家们
　　第二节　村上春树为什么被文艺评论家们厌恶呢？
　　在《每日新闻》的回顾报道“本年度？文艺”中，松浦寿辉和川村凑对今年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盘点，照例对村上春树展开了批判。
　　川村：村上春树的短篇集（《东京奇谭集》）一如既往地精妙呢。
　　松浦：展示出了短篇这一容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所达到的顶峰。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犹如万能钥匙一般的文学。无论什么锁都可以打开，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但是，它不具备日本近代文学那种记忆的厚重感，感觉就像是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小说。
　　川村：印度的研究生们也评价说，读起来毫无异质感。应该说它属于塞林格之后美国都市派小说的流派吧。之前的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还营造了重重迷雾，可这次几乎没有那样的部分。
　　松浦：语言中应该有一种根植于本土的羁绊，然而，在村上春树的文章中却嗅不到泥土和血液的气息。那是一种恍如淫靡与甘美交织在一起的羁绊呢。可它们却在村上那里戛然断裂了，让人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的确写得非常精妙，但所谓的文学便是这等之物吗？
　　（《每日新闻晚刊》，2005年12月12日）
　　奇怪的是，与莲实先生评价村上文学的时候如出一辙，使用了“上当受骗”这个字眼。
　　这种评语，指名道姓地把一位作家的作品称做“骗人的玩意儿”，全盘否定作家在文学上的苦心经营，同时也意味着把读者们归入了“上当受骗的傻瓜”这一行列。我是村上春树的忠实读者，因此，看到这样的评语实在无法心平气和。
　　“为什么村上春树被文学评论家们厌恶到这种地步？”
　　关于这点，就谈谈我的想法。
　　“吸引全世界的人”、且“印度的研究生们”也评价道“读起来毫无异质感”，我认为，这些乃是属于文学的世界性指标。
　　而且，在日本文学史上，赢得这种世界性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
　　恰巧这位作家的《海边的卡夫卡》于12月1日在《纽约时报》评选的“年度十大佳作”榜单上也占据了一席。十部作品中小说类和非小说类各占五部。
　　《海边的卡夫卡》被评价为由“强有力而又充满自信”的作家所创作的“优雅且富于梦想的小说”，并在当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中被遴选为全年五大佳作之一。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是理应庆贺的喜事。
　　然而，甭说庆贺了，在我看来，评论家们反而把这一事实作为村上文学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