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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村上春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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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村上春树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的贺词（假想版）
哇，村上春树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自《且听风吟》问世以来就成为其拥趸的老读者来说，这委实令人欣喜无比。借此机会，容我写下几句不吐不快的话以代替贺词。它化作了一种疑问，那就是：为何大多数日本文艺评论家一直对村上春树这种“世界文学”采取了漠视甚至否定的态度？
莲实重彦①按理说应该代表了日本评论界的最高知性，而他却在《昴》②上发表过“村上春树的作品俨然是一种骗婚”的言辞，并得出了“别读村上春树”这一令人费解的结论。想来，对一名作家指名道姓，还赫然扬言“不要读这个作家写的书”，这种言论难道不是僭越了评论家的尺度吗？至少为了证明自己批评的正确性，好歹也该加上一句：“甭管那么多了，就权当做是上当受骗，自个儿去读读看吧，会发现绝对如我所言。”——或许这样才算得上合情合理，不是吗？
在去年（2005年）年底的《每日新闻》上，松浦寿辉也对《东京奇谭集》发起了一番不可思议的责难：
“语言中应该有一种根植于本土的羁绊，然而，在村上春树的文章中却嗅不到泥土和血液的气息。那是一种恍如淫靡与甘美交织在一起的羁绊呢。可它们却在村上那里戛然断裂了，让人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的确写得非常精妙，但所谓的文学便是这等之物吗？”
奇怪的是，与莲实评价村上文学的时候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上当受骗”这种字眼。而与松浦的这种言论相呼应，川村凑①举出“印度的研究生们也认为村上的文章读起来‘毫无异质感’”，以此作为村上文学的瑕疵。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一点非但没有成为文学的“世界性指标”，却反倒被当做“本土性的缺失”而备受非难呢？对于文学而言，“根植于本土的羁绊”真的是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吗？
窃以为，村上文学之所以在世界各国都拥有读者，是因为它超越了国境，讲述着能够触动整个人类心弦的“根源性的故事”吧。
我认为，村上文学乃是一种“宇宙论”。为了保护所爱之人免受“用老虎钳糟蹋猫爪的邪恶力量”（《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的伤害，守卫在“边境线”上的“哨兵”付出了不为人知的绵薄努力。而描写这种付出的绵薄努力不啻村上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哨兵”们的工作与在《舞！舞！舞！》中被称之为“文化积雪清扫工”的工作颇为相似。谁都不愿意干这活儿，然而，倘若无人去做，必然会有人感到非常为难。因此，他们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也并不奢望什么特别的报酬和褒奖。正因为有人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清扫积雪”这一日常性的努力，才总算得以阻止了“超越常规的邪恶力量”的渗透。不管是政治的激情也好，诗歌的狂热也好，抑或爱欲的迷醉也好，都不是“邪恶力量”的对立项，毋宁说倒常常是它的帮凶。将这种宇宙规模的神话与日常生活的细节融合得天衣无缝，这便是村上文学最大的魅力所在。能够与世界上各个语种的读者共同分享这种文学魅力，让我深感喜悦。
注：本文是在2006年10月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揭晓的前几天，受某报社之托所撰写的“对村上春树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所感”。我曾问过“等获奖名单揭晓之后再写不行吗”，而对方的回答是，由于报纸版面的关系，无论如何都需要预先定稿。遂促成了这篇“假想版祝词”的诞生。虽然最终未能采用，但我却由衷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篇文章能够原封不动地见诸报端。
美妙的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
第一章 翻译家村上春树
第一节 美妙的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
村上春树所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出版了。原本打算到淳久堂①去买的，没想到在西宫北口的站内小书店里，已经堆满了此书。真是好不厉害！
或许仅今天一天就已经售出了几十万册吧。“首日销售量”也该刷新了白水社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吧。
村上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在即，这无疑是整个东京的读者们翘首以待的，想必发行首日便能创下百万部的纪录吧。虽说日本社会在很久以前便被认为进入了脱离文字②的时代，可依然存在着大量“一旦需要，还是会阅读文学作品”的潜在读者。倘如没能成功地发掘出这些潜在的读者，那显然应该归咎于写书者一方。
“都怪读者是些傻瓜。”——还是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解吧。尽管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市面上的“傻瓜书籍”汗牛充栋，而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籍的读者也成千上万。
但是，读者并非认为“这是本好书”才去阅读它的。窃以为，毋宁说他们是抱着一种清醒的态度在阅读：虽说算不得一本好书，可就算如此，也还是姑且读读看吧……
内田我斗胆地预测，由于《麦田》村上春树译本的出版，无疑将在今后引发一股各种各样的“旧作再版”热潮（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人展开了各种企划）。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文人吧，他们会提出“我想出版《堂吉诃德》的新译本”，或是“我要重译《包法利夫人》”。
如果真能这样，倒是值得庆幸的。
而我自己就特别希望能够出版《局外人》的新译本。我想这样来阅读加缪，让原文中那种风驰电掣般的节奏感跃动在日语中。
购买《麦田》后，得到了作为“赠品”的《出版文摘》。里面刊登有村上春树与柴田元幸的对谈。村上春树在对谈中说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毋宁说重要的在于意义与意义如何相互呼应。它就近似于音乐中的“泛音①”，虽然人类的耳朵无法分辨那种泛音，但乐曲中包含着何种泛音，这对于音乐的深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浸泡在温泉之中，身体很容易暖和一样，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会久久地残留在身体里。这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要用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会残留在身体里，却几近于不可能。而这正是故事这种功能的特征。美妙的故事能够渗透人的心灵，并牢牢地存留在那里，但对于它和并不美妙的故事在功能和构造上有着怎样的不同，却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
（《出版文摘》2003年2？3月号，出版梓会②）
如果把村上言论中的“小说”置换成“电影”，那么，便与我在《电影的结构分析》中想要表达的观点大致无异了。
美妙的故事会“作用于身体”。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因为“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所以，我们要“用身体去阅读故事”。窃以为，无论是三浦雅士③，还是桥本治④，抑或养老孟司⑤，都试图以不同的措辞来表达与此相同的观点。可是，除他们之外，试图用语言来清晰地阐明身体与故事之关系的评论家却为数不多。
尽管我还尚未开始阅读《麦田》，但我认为，村上春树通过这项翻译工作，必将会给日本的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带来强烈的冲击。
我觉得，这种冲击绝不会只停留在前卫性、政治意识、爱欲或是文体等层面上，而将会彻底改变读者阅读故事时的“态势”。
村上春树从事的是“翻译”。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恍如“偷偷潜入别人房子里的”体验。作为同样以翻译为职业的人，我不禁感同身受。
这种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如同卸下“自己的脑袋”，而将“他人的脑袋”嫁接在自己身体上的感觉。一般人也许会抱着相反的想法，在心中想象的是将自己的脑袋嫁接在他人身体上的景象。
其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将他人的脑袋嫁接在自己身体上才对。
因为，用自己的脑袋是无法将他人脑海中发生的事情加以语言化的。不过，自己的身体却能感知到从他人大脑里传出的信号，即便这种信号非常微弱。脑袋只能接收“意义”，而身体却能接收“成为意义之前”的东西。脑袋只能理解“信号”，而身体却能听懂“成为信号之前的杂音”。
从他人脑袋中传送过来的，并非有着清晰轮廓的词语或句子，而是杂音，或者可以说是某种波动。而自己的身体却接收了这一波动。于是，便会出现与这种波动共振的部分。“某种东西”与这种波动相互干涉，产生颤动，从而开始发出声响。而这个声响是发生在自己身体内部的、属于自身的事件。自己的骨头、神经及细胞产生颤动，发出共振的声响。而只要是自己身体所发出的杂音，那就肯定能将其转换成信号。
我想，也许这就是翻译这种工作的本质性结构吧。
将自己的身体嫁接在他人的大脑上，耐心地聆听身体所发出的“嘈杂声响”，并将它转换为自己的大脑也能理解的语言。
译者的这种态势与读者那种坦白开放的阅读态势是最为相通的。
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村上春树是个例外，拥有大量并且长期从事翻译的体验。我想，或许是通过翻译，他已经练就了一种身体的感受性，能够听见超越了故事所发出的可闻音域之外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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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扫除的守望者
第一章 翻译家村上春树
第二节 做扫除的守望者
岁末大扫除进入第二天。
今天清扫了卧室、走廊、厕所、盥洗间和浴缸。
卧室倒还并不怎么零乱，但地毯的缝隙中却塞满了毛茸茸的尘絮，只能用牙刷去将其掏出。
索性坐到地板上，一边听着The Beach Boys①的《Pet Sounds》②，一边用小牙刷不停地掏着。
哎呀呀，都已经到年关了啦……不知咋的，竟突然冒出了这种“女性用语”。
熨烫大堆大堆的衣服，戴着老花眼镜麻利地缝补衬领——也不知为什么，一旦这样“索性坐到地板上”做起家务事来，就会顿时感到自己摇身变成了“母亲”。不知何故，就连发出的叹息也散发着潮气，而做针线活时，无意中在头皮上磨磨针尖，疲劳时把手伸到后颈里轻轻拾掇和服领口的动作，也都俨然是《麦秋》①中的杉村春子②，或是《晚春》③中的高桥丰子④。
或许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内被烙印上了这种运用身体的“语法”吧。
通过家务劳动而发生的身体性的“性别转换”，与电梯做自由落体运动的坠落感颇有几分相似。摇身变成“母亲”的我，突然对世俗的种种变得满不在乎了。我非常珍爱这种“满不在乎”的感觉，然而，这种做家务时油然而生的身体感觉——我所喜欢的“母亲似的心境”，又有多少男人能够理解呢？说来，这样的人实在不多。（据我所知，也就只有铃木晶⑤先生之流了。）
从卧室哧溜哧溜地平行移动，接下来开始擦拭厕所和盥洗间的地板。盥洗间的地板从远处看上去倒是干干净净的，可实际上，角落里还残存着由尘絮、发丝和洗衣粉纠集起来的顽固垃圾。
擦呀擦呀。
读了《爱玛》之后，发现像这种“扫雪”之类的工作全都是由“仆人”来承担的。而主人们所做的，就只是吃饭、抽雪茄、散步以及谈情说爱。
可是，完全没有体验过这些工作就终结一生的人，不也失去了碰触“某种东西”的机缘吗？
家务事与“西西弗”的苦恼十分相似。无论如何打扫，每天都仍然有垃圾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不管怎么洗涤，要洗的衣物依旧是有增无减。就连我一个人居住的房间，为了维持其间的秩序，也只能不断地投入到家务事中。稍一偷懒，家中就立刻走向了混乱无序的深渊。所以，就像西西弗把从山顶滚下的巨石重新推上去一样，我也不得不时时将堆在走廊角上的尘埃掏将出来。
擦拭着盥洗间的地板，忽地想起了“哨兵”这个词。
为了不让人类世界被混乱无序的深渊所吞噬，守卫在悬崖边上，以厘米为单位，每天将人类世界一点点地推离悬崖。而这就是哨兵的工作。
家务事也给人“这样的感觉”。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感，也没有人付给你报酬，更不会得到社会的尊敬。但若是没有人默默地“扫雪”，那么，人类的秩序便会坍塌崩溃。
当少年霍尔顿？考菲尔德被妹妹菲苾问及“喜欢做的事”时，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唯一想干的工作的：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161页）
高中时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对它的意思完全懵然不知。
那个所谓“混账的悬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可是，随着我渐渐成长，经历了爱和恨、破坏与创造、邂逅与分别，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也算是明白了个中几点。
其一，对于世界来说，绝对需要有人来充当“守望者”。
“守望者”是一份颇为苦闷的差事。
正因为是“仅只有小孩子的世界”，所以这种工作才显得非常必要，但那些小孩子们却并不理解“守望者”这一职责的意义。即使在悬崖边上被“捉住”，或许大部分的小孩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吧。
既没有人感谢，亦无人付以报酬。然而，这种“哨兵”似的工作却必须有人来承担。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认为“既然总得有人干，那就让我来吧”的人，另一种是认为“因为总得有人干，那肯定就有谁会去干吧”的人。
“守望者”便是由第一种人所扮演的角色。只要不时有人站出来，举手宣称“啊，由我来干吧”，那么，人类的秩序就能够好歹维持下去。
过去必定出现过这样的人，所以人类世界的秩序才得以保持至今。将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人，所以按理说，人类世界的秩序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不过，如果总是认为自己的努力理应得到正当的评价、报酬及荣誉，那么，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守望者”或是“哨兵”的工作。暂且不论他们是否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毋宁说恐怕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工作”。
家务事也是非常苦闷的工作。
每天都兢兢业业做着家务的人，应该能够凭着直觉感知到，“西西弗”（阿尔贝？加缪）、“守望者”（J。 D。 塞林格）、“积雪清扫工”（村上春树）、“女性式的事物”（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等，乃是与“家务操持者”在人类学上的使命一脉相通的。
没有亲自做过扫除、洗涤和熨烫，就认定做“这种事情”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花钱请个“外援”……抱着这种想法的“文人”或“哲学家”们，终究是与萦回在“做扫除的守望者”心中的庄严使命感断然无缘的。
“父亲”的缺位（1）
第二章 村上春树的世界性
第一节 “父亲”的缺位
这是杂志《AERA》的采访。主题是村上春树。
今年（2006年）已是第六届弗朗茨？卡夫卡奖了，因其获奖者被选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很高，于是布拉格的报纸写道：“村上先生应该提前订好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机票。”
前几天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的村上研究者们围绕着村上文学的本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对于当今代表日本的世界性文人——村上春树，国内几乎所有的评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作家）都表现出了“厌恶”乃至“漠不关心”。在世界性的好评与国内的漠不关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实在是饶有趣味。
将之庸俗地解释为“因为畅销，所以招人妒忌”（即便这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事实），其实在文学上是毫无建设性可言的吧。我想，还是这样考虑比较合适——即厌恶村上春树的人们也肯定有着某种迫不得已的文学上的缘由吧。
那种“迫不得已的”的内部缘由又是什么呢？
村上春树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人气暴涨，是因为其作品拥有一种“世界性”。
这就难怪了。
可一说到“所谓的世界性意味着什么”，我至今还尚未听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在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村上文学中总是没有“父亲”登场。因此，村上文学具备了世界性。
说明完毕。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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