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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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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她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她的父亲早已过世，所幸母亲还在，她住在娘家，蹭饭吃。她连电话费都交不起了。没有人能联系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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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六（1）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镇子，旧的街道已经荡平，城区无限制地扩展，南流成了全地区最大的县级市。我住在县二招，心情沉郁。
一开始谁都找不到，姚红果在N城，她说到南流找刘国标就行了，刘却在广州。张英敏和吴一梅都在玉林，黄文惠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高中毕业三十年了，离上一次见面也已过了七年，大家各自活着，活着活着，过去的人就慢慢不见了，过去的事也都没了影踪，经过的和没经过的，也都不知道了，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恨的和爱的，也都过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刘国标说的，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
连续几天，我吃完早餐就独自上街闲逛，我到县二招对面，旧电影院旁边吃米粉，旧电影院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综合治理办公室”。米粉是现蒸的，有很好的咸卷，软嫩滑，是南流给我的安慰。
我从公园路到东门口，到沙街，沙街已经被拆得只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从西河桥绕到老的龙桥街，龙桥街又细又长，有我的小学。是星期天，没有多少人，旧舞台已经没有了，我上过课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们都还在。然后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旧址，我三到七岁就住在这里，四十年过去，它还在，是防疫站的房产，防疫站没有钱拆了盖新房，所以它还停在这里。每次回南流我都来看它，它一年比一年旧，积满了灰尘，正如一个老人，风烛残年。房子里住着人，是防疫站的职工，我对他们说，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这里。他们说，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旧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龙头哗哗流着水，四十年前它就是这样流着水，在木盆里溅着水花，落在我小时候那件白底蓝点的衣服上。左边的一个天井也还在，那上面有一排房子，是化验室，那里面有一台显微镜，张英敏的妈妈整天对着显微镜看细菌。右边是办公室，没有住人，堆着旧桌椅，四十年前的一只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头，它被绑着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边听见羊的嘶叫声，由高到低，渐渐微弱，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去看。英树带着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个情况就跑过来告诉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里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会动了，山羊没气了。晚上食堂吃炖羊肉，香味弥漫了整个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汤，喜气洋洋。汤面上漂着几节甘蔗，用来去膻味。这是我童年时代惊心动魄的事件。
我沿着走廊走过我母亲的宿舍，我朝里张望，黑洞洞的，没有窗，母亲出差，我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在食堂开半份菜，五分钱，屋檐下挂着腊肉，有我家的一挂，我让师傅割几片，放在我的饭盅里一起蒸。我嘴里含着腊肉的余香，走过当年的冲凉房和厕所，这些都没有了，后门，后门呢？
不再存在的后门无声地打开，四十年前的阳光照耀在龙眼树上，我和英树曾偷过那上面的龙眼果，他身手敏捷，纵身一跃，就抓着了一串果子。龙眼树多年前就已不在。张英树，我女童时代的白马王子，他比我大三岁，张英敏比我大一岁，他们来自北京，既会讲一口地道的南流话，又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家订有《小朋友》、《红领巾》、《中国少年报》，我刚识字，他们就让我看这些南流罕见的杂志报纸，我穿着张英敏的小花连衣裙照了相，歪着头，编着两根小辫子，这张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里。他们的母亲带我去看电影，我和张英敏手牵着手走在公园路上，心里长满了鸡蛋花、玉兰花、万寿果和红色的火水豆。
后门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砖之上，放着一盆水，那是张英树端来的，他在脸盆里滴了蓝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烟一样。他要在水里看日食。他蹲在水盆边等着，也让我蹲着。他手里还捏了一块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烟熏黑的。他抬起头，用烟玻璃挡着看太阳，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烟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说，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晒热，他的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脸颊，燃烧的太阳在烟玻璃里浮动，它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浮动着的还有张英树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剑眉，面部棱角分明，身材匀称挺拔，知识广泛，伶牙俐齿，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边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间有无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它凝固在一块青花瓷片上，右脚缩起，左脚轻轻一踢，瓷片闪着白光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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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六（2）
二00一年冬天，一个陌生女人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你母亲的同事，在昌平搞了一个戒毒所。她说她医科大学毕业在北医三院干了几年，后来辞职去了海南，现在是做的私营戒毒所。她让我有空去看看。我始终想不起来她是谁，说的是普通话，声音似曾相识，又像是完全陌生。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说你还是没想起我来吧，那你记得张英树张英敏吗？还有吕虹、陈黎明，这几个跟你年龄不相上下，都是医院子弟。你肯定记得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就像一道闪电，他瞬间照亮了这个女人，我想了起来，她叫曾仰红，当年卫校毕业，到医院实习，还带我和张英敏下圭江河游过泳。二00四年十月，我和曾仰红约在王府井见面。三十年没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除了略胖些，基本容颜未改。她衣着自然，穿着一双旅游鞋，没有任何矫饰，但我相信，她是一个人物，说得上是叱咤风云。她给我带了南方的水果，杨桃，大番石榴，芒果，都是南流镇常见的水果。我们说到了南流镇，医院、西门口、县委会，突然间就说到了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娶的老婆很犀利的，烫着满头小卷。
我没有说话。我看到过张英树和他满头小卷的妻子，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站在南流县妇幼保健站的楼顶平台上看到了他们，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看到他，我曾去过几次他家找张英敏，看到过他们年迈的父母，但一次都没有见到张英树。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但从来遇不见他。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在六七十年代举步维艰。兄妹俩险些就没上成高中，英敏留了一级，辗转来到我们班，英树没能在南流城镇读高中，后来他到城镇附近的一个公社高中读了两年。
柳阿姨，他们的母亲，是我最佩服的女人，永远坚强乐观，永远自尊，她在家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出门就在北京话里夹着南流话的某个词，听上去很古怪拗口，她就这样操着南腔北调跟南流镇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她是怎样去跟公社下面的人交涉，让他的儿子读上高中的。她一生的英雄业绩之一，是改正兄妹俩的家庭出身。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张英敏郑重其事地特意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成分，已经改过来了，是中农成分。她说当初她爸爸稀里糊涂，在部队，组织上问他是什么出身，他说不知道，又问他家里有什么财产，他说有几间房子，组织上觉得他既然有几间房，就算有财产了，于是定了地主成分。她爸爸实在糊涂，不知道这是天大的事情。柳阿姨知道，这件事情不改过来，英敏英树将永无出头之日，她只身一人，长途跋涉，去到江苏农村老张的老家，疏通各种关系，到底开出了书面证明。因为有柳阿姨，英敏英树身心健康，性格完好。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南流县妇幼保健站楼顶平台上看到了张英树，七岁以后我就很少看见他。一九七一年，我十二岁，从沙街搬到医院宿舍，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医院三家合并。我常常到张英敏家看书，我从家里出来，走过操场，穿过旧产科门前的空地，那里枇杷树和苦楝树枝叶映掩，然后到前面的院子，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过厅，在那棵大芒果树的右边，就是张英敏家。她家只有一间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我有时会在她家看一整天书，但一整天都看不见英树。
他会炒菜，我见过很多次，就在他家门口的过道上，放了一只炉子，他把烧残的蜂窝煤用火钳夹出来，再把新的蜂窝煤夹进去，我觉得他的动作很好看。他在烧得冒烟的铁镬里倒上油，吱的一声响，放上了姜末，嚓啦一下，倒进了切好的菜。他把镬铲炒得咣咣响，手势娴熟，热火朝天。我见过他做芥兰炒腊肉，西红柿炒鸡蛋，炒卷心菜，韭菜炒鸭蛋，每一种菜，它们的香味进入我的五脏六腑，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十二岁，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吃上张英树做的菜，但我至今也没有等到机会。他在过道里炒菜，他专注，英俊，只有十五岁。
时光 六（3）
我在平台上看他，那时他应该是三十八岁，他住在医院的旧留医部，医院的宿舍，他在洗衣服，他在水龙头旁接一桶水拎到洗衣台跟前，他的妻子站在一旁，一幅很家常的图景，他理着平头，有些发胖，但仍算得上匀称。他洗的是被套，夫妻两人齐心协力，一人拧一头。我一直看到他们把被子洗完晾好。我没有想到要去找他，只有一墙之隔，我下楼，出一个大门，再进另一个大门，最多五分钟，就能站在他的面前。张英树，他还记得我吗？
我没有去。
我在七岁的时候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个白马王子，就这样失掉了。他近在咫尺，但已远隔千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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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七（1）
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刘国标才赶回，他到县二招接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气。
刘国标开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上去很偏。这是什么地方呢？车在上坡，路很小，没有任何标识。但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问：是不是旧县委会？
是的呢。这个旧县委会，是我童年时代最感辽阔的地方，它有半个南流镇那么大，里面有县幼儿园，有好几片很大的树林，树林深处有几棵特别粗特别高大的杨梅树，有无数幢小楼，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样，还有好些大楼，有大厅，县文艺队也曾在这里排练。姚红果姚红旗她们，曾经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楼里。还有白小玲，高二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爸爸是县武装部部长，也住这里，我们去过她家，我在她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红楼梦人物论》，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论》，心里震惊，大开眼界。
但这些，只是县委会带给我的过眼云烟的事物，偶尔想到，很快就会忘记。县委会，对我来说它不是县委会，无论它有多么辽阔，它始终就是一座幼儿园，以及树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杨梅树。
一座幼儿园，粉红橘黄的墙壁，秋千、滑梯、风琴声，疯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县委会那片浓密的树林之上。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而我们的老师，林园长、郑老师、潘阿姨，她们就站在旁边，她们笑眯眯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儿园就是蜜糖做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个一个的小人儿，多少年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吕觉悟剃着光头，张冬妮爱笑，我爱哭，赵菊花周末经常留校。风琴声响起，风琴说：请坐好，我们大声唱答：坐好了。这是崭新的事物，激动人心，意味着科学、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镇，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着小小的我们，我们学会了刷牙洗脸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脸盆架上。画画唱歌搭积木，午睡，游戏，每天晚饭后吃水果，排着队去上厕所，排着队，让保育员摸额头，排着队到田野散步，手拉着手，有春游和秋游。讲卫生、守纪律、懂礼貌，这是我们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规的教育。
那个潘阿姨呢？管我们洗澡的，大家光着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个个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凶。庞婶婶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场一闪一闪，床单如同连绵的波浪，散发出肥皂和太阳洁净的芬芳。会计室里有一个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长每个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钱。
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吕觉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圆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画上履带和轮子，炮筒也是硬纸板。张冬妮当炊事员，她把锅勺敲得叮当响。我和赵菊花都是侦察兵，我们假装摸黑上路，踮着脚，左手在空气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气中抹一把，从这头到那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涂上了红脸蛋，像一队苹果被带到了灯光球场，那里灯火明亮，有两排一百瓦的大灯泡，无比辉煌，半个南流镇都被照亮了呢！灯光之下，有我们的家长。
明亮的天堂就像烟花，顷刻间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来到，它像一个穿着斗篷的巨人，从南流镇闪身而过，很快，张冬妮、赵菊花都不见了，她们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吕觉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吕觉悟常常念叨这两个名字，好像她们是两种难得见到的糖果，我们把她们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时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记起早已忘却的甜味。
张冬妮消失得无影无踪，赵菊花升到小学，跟我们同一个班，但她只呆了两个月就转学走了，去的是一个叫做遵义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学会写信，赵菊花哭着对我们说，一定要写信啊！我们互相发誓，一定写信，保持联系，将来长大了，我们到遵义看她，她回南流镇看我们。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车路过遵义，广播刚一报出站名，赵菊花这个名字立即应声而起，她大概在遵义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记得有一个李飘扬，一个吕觉悟，在七岁那年，三个人挥泪告别。但她在遵义的哪个角落呢？我必须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须，化身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义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视功能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候，赵菊花就会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样大，都二十四岁了，说不定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赵菊花。火车离开遵义，头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远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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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七（2）
现在我再次想起她，我想起她以便让自己在幼儿园多停留一会儿。赵菊花是一个经常留校的人，几乎每个周末她都留校。我们在园里全托，整整一星期回不了家，我们盼呀盼，终于盼到了星期六，我们兵分几路，排着队，手拉手，由老师带着，走出县委会的大门，走过自来水厂，然后西门口、东门口、龙桥街，一个个送回家。也有的时候由家长来接，我们在教室里等着，听着故事，心不在焉。有老师在门口说，某某某小朋友，家长来接了。某某某便变成了弹簧，一弹就到了门口。在星期六，全园的孩子都成了小鸟，只有赵菊花，成为石头。
她是飞不走的，她说，我留校，我跟老师去看电影。这使我们特别羡慕她。她经常在周末跟黄老师去看电影，黄老师是外地人，周末也不回家，所以赵菊花由她负责。黄老师牵着她的手，走过自来水厂和西门口，走到公园路的电影院，她就像赵菊花的家长。赵菊花的家长跟所有人不同，不是她爸爸妈妈，也不是外公外婆，而是她的姐姐，叫赵兰花，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每周周末都会来看看赵菊花，给她捎点衣服，或者吃的，有时也跟着黄老师一块去看电影。但从来不接菊花回家。她难道没有家么？她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她呢？这些问题在周末会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但是没有人说出来，它们一闪而过，因为大家的爸爸妈妈已经来了。赵菊花，她生来就是留校的，生来就该周末不回家。我们这样认为。
那该有多难挨啊！有一些孩子，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挨不了呢。星期一才来，星期二就想着逃跑，星期三就开始了行动。
孩子真是智勇双全，知道从大门是出不去的，从教室走到大门，要经过开阔的操场呢，一眼就被发现了。孩子趁着上厕所，溜到了晾衣场，晾晒的衣物一排一排的，高过了头顶，跟电影里的青纱帐差不多，孩子往里一站，谁都看不见啦。中午时分，到处静悄悄的，人人都在打瞌睡，只有一两只蜻蜓在飞，好了，是时候了，孩子从晾衣场潜出，猫着腰，经过了走廊、洗澡间、厨房，就到了后门，后门虚掩着，一碰就开了，心里狂跳着，居然就到了园外，太顺利了！园外好像漫天都是知了，每一张树叶都站着一只似的，它们叫得震天响，炸雷似的齐声说：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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