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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氏兄弟毫无疑问地被拖进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

　　章惇带着丽玉悄悄离去了。

　　夜幕降临。苏轼和苏辙依然呆坐在梨树下，在星光筛落的阴影里，苦苦考究那篇离奇出现的《辨奸论》。

　　“……此文论点鲜明，论理有据，气势磅礴，笔锋纵厉，繁而不乱，肆而不流。确有父亲为文之风……”

　　苏轼自言自语。苏辙似说非说：

　　“……父亲生前与介甫有隔，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仁宗嘉祐元年欧阳永叔公曾介绍介甫与父亲交游，父亲以‘其人行止怪异、孤傲奇特’而拒交。嘉祐八年八月，介甫的母亲吴太夫人病故于京，朝臣都去王府吊唁，唯父亲来往。父亲一直厌恶介甫孤傲奇特之论，违俗莫测之态和不修边幅之状。这篇《辨奸论》会不会是那时……”

　　苏轼摇头：

　　“不会啊，父亲生平著作数百篇，我们都是读过的。父亲写过《六国论》、《孙武论》、《子贡论》、《项籍论》、《高祖论》……从未见过、听过写什么《辨奸论》！再说，嘉祐年间的介甫，只是谏院里一名谏官，既非中枢之臣，又无参政之权，虽诗赋文章已名满京都，也不值得父亲以专论而影射啊……这篇《辨奸论》分明是伪造之作，是一篇类似父亲文风的高明伪造！可这伪造者又是谁呢……”

　　苏辙从兄长的苦状中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情急地又说出一件惊人传闻：

　　“街巷议论，无奇不有。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父亲当年在司马君实的府上写的，而且绘声绘色，如同眼见。”

　　苏轼猛地抬头，惊惶地望着弟弟。

　　苏辙嚅嚅：

　　“他们说，父亲当年初至京师，司马君实宴请父亲于府邸，介甫亦在座。酒宴之后，客去，父亲独留，询问君实：‘适有国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何人？’君实曰：‘文坛奇士王安石，子不闻耶？’父亲语君实：‘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君实何为与之交乎？’说罢挥笔而成《辨奸论》以行世……”

　　苏轼喟然而语；

　　“无中生有，居心险恶，栽赃苏门，移祸君实，伪造流言者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苏辙似乎也觉得有理，大声说：

　　“哥，此文若确系伪作，我们应以‘贴示’声明：此文决非父亲所著，乃别具心机之徒的诬陷！”

　　苏轼一声叹息，摇头默然。

　　苏辙愣住了。但从哥哥痛苦的摇头中，看出了哥哥进退两难之心：

　　“是啊，能完全肯定这篇文章不是父亲的遗作吗？父亲精通‘六经’、‘百家’之文，深得《孟子》、《战国策》之益，长于政论，又乐于评说古今人物，并有随情为文、随手赠友的习惯。酒杯之间，以介甫之举止为戏，遂成此文以遗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若‘贴示’声明之后，父亲手稿出现，何以安抚父亲之灵，自己与哥哥何以立足于世？况且，这样的无头公案，只能是越闹越乱……”

　　苏辙亦无可奈何地沉默了，唯于弯月、繁星、树影之下，陪伴兄长唉声叹气。

　　琵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先生，世上的事情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别把委屈憋在心里，说给天上公正的明月、星辰吧！”

　　苏轼猛地抬起头来，月色中，望着身边身着一袭银白长裙、怀抱琵琶的歌女，陡地泪珠滚落，喉头气噎，发出碎心裂胆的苦叫：

　　“高明的伪造者啊，你借着‘死者’的名字著文‘辨奸’，居心良苦啊！这固然置王安石于难堪的境地，更置‘死者’的儿子于死亡之谷啊！你是胆怯的小人，你是卑鄙的懦夫，你是惧怕阳光，隐形隐影的螭魅魍魉啊！

　　“介甫，我的密友，你遭受着品德上、人身上无法容忍的凌辱，我是无言作解、无语相慰啊！可我，何尝不因友谊遭受着无法诉说的伤害而滴血于心啊……”

　　夜深了。福宁殿御堂里跳动的烛光，照映着御案前正在参阅“奏表”的皇上。他的额头淌着热汗，眉宇间堆着愤怒，两眼闪着冷冽的目光，双手在微微发抖，手中的“奏表”“嗦嗦”地颤响。站在御案边值夜的宦值，诚惶诚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似乎在随时等待一场雷霆的爆发。果然，皇上看完御案上的一份“贴示”，神情骤变，拍案而起，大声喝喊：

　　“来人！”

　　宦值闻声，一头栽倒听旨。

　　“传苏洵！”

　　宦值惊傻木呆。

　　皇上望着一副蠢相的宦值，醒悟是自己失态出丑了。颓丧地跌坐在御椅上。

　　“朕真地碰到鬼了……”说着，年轻皇上身子向后一仰，疲竭地闭上眼睛。

　　“怎么，连死人也弄出来了！王安石真的是罪在天下、罪在鬼神吗？苏洵的遗文，何以能流入街头？是苏轼、苏辙在借机捣乱吗？苏轼，坦荡之士，不会没入此流。可苏辙呢？城府深沉之人，难说。据讲，这几个月来，议‘均输法’而无语，议‘青苗法’而起争，今又出乃父遗文以谤世，情理可循也！苏辙，不忠之臣！如果王安石罪在天下，那朕不也是罪在社稷了……

　　“这一堆连篇累牍的参奏，喋喋不休的弹劾，所述王安石的罪过，也还是‘骄蹇阴贼’四个字啊！‘骄蹇’与‘卓越’的界线在哪里？‘阴贼’与‘奇崛’的区别是什么？人同有一双眼睛，为什么所见之差是如此的悬殊啊！御史、谏官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骄蹇阴贼’四个字不放？连知审官院的司马光不也认为王安石之短，只是‘性情执拗而已’吗……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

　　三更梆鼓敲响。

　　一名宦值禀报：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像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时年四十八岁，体态丰满，神情端庄，白晰清秀的脸上，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国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基地双膝跪倒，大声嚎吼：

　　“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

　　“谢诸位关心。男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

　　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

　　“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

　　“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

　　“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

　　“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

　　“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

　　“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做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

　　“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

　　“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

　　“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

　　“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仅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

　　“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

　　“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辨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决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决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

　　“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

　　“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唯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

　　“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

　　“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

　　“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

　　“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

　　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

　　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

　　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

　　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

　　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

　　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

　　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

　　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

　　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

　　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

　　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

　　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

　　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

　　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