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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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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羌掖竺牛谛厍埃腋诟盖咨砼缘人礁盖祝姑挥欣吹眉按蛘泻簦谝痪浠熬退担骸拔乙羌潘锊侍O，一定要好好地问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李伯母脾气非常好，这是我见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谈起我母亲。
李伯母在世的时候，我每两三天就会去温州街她那儿玩一玩，我说什么她都非常有耐性地听，还要搭一两句腔儿。记得有一回，一本画报上有个美人的照片，脸上还有几滴汗水，跟真的一样，我拿到李伯母跟前跟她说：“李伯母，你看书都滴上水了！”她笑眯眯地回应道，那还不快擦了去？长大之后自然明白那是她凑我这个娃娃的趣儿。她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从来也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超有耐性。李伯母去世之后，本明本京与我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没有多久，本明姐就赴美留学，然后是本京兄考上了第一届的政大外交系，我们只有一点零零星星的来往，而如今与本明姐再见面，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当时她也无从对她的妈妈交代，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当众就让人抢了去？
大家只是纳闷，行船多如过江之鲫，李伯母带着我们搭哪一条船，是中研院特别安排的，出发的日子虽然已定，但是谁也拿不准。我母亲就是起先打听清楚了，又能如何地掌握？从重庆到南京下关，数千里弯弯曲曲的长江水路，变数非常多，她怎能预料一定会见到我们？假如没有李伯母要亲自下船帮保姆买车票，母亲就不仅是面对着孤女跟孩子了，那她还会依然照计划进行绑架吗？战后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治安可言，要是李家也请了保镖呢？会不会在冲突中有伤亡？会不会因此搞得船舱大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母亲为何不肯找时间跟父亲好好谈谈？还是估计她自己完全没有胜算，因而出此下策？那两个男生跟母亲是什么关系？是雇来的人还是友情相助？会不会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怕抢夺孩子绑架肉票的风险吗？绑架者之一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母亲跟他们因为这个理由而有恃无恐呢？？这些问题一一追究，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影剧本。
我第一眼看到了八十岁的母亲，是一个比我矮一个头还不止的老太太，曾经在机场像一根树桩子一样立定了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地等着看她离散了数十年的儿子。她是那么老迈，在我眼中，仿佛我的母亲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老的，而她又是那样的慈祥，说什么都轻声轻气斯斯文文。她全心全力，简直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地照顾我，我原先印象中的妈妈，应该是另一位妇人吧？
花和尚
母亲抢我到手，照理说，我从此就该在母爱的光环之下，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事的镜头移转，一下子跳接过来，我在一座尼姑庵里了，在上海附近的南汇。
在此之前，依稀只记得母亲带我到了这一座庙里，里面有好多比丘尼，穿着袈裟，个个都冷冷的，母亲跟她们其中一两位说了说话，然后母亲起身要走，我想我又要让人扔下了，我急得很想跟，却被后来方知的“大师父”拉住，一丝儿也动不得，着急恐惧、六神无主。
但又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一处唤作“清凉寺”里的生活。
一直以为这一座小寺庙应该是什么“庵”，以为比丘修行之地都是庵。一九九○年我跟晓清邀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一起到上海，我们俩特地到现在改名为南汇的这一座尼姑庵访旧，方才发现，这一座庙，也是一个“寺”，唤作清凉寺，一开始就是一座“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当初是一排竹篱笆围起来的寺庙，对于小孩子来说，已经够大了，却一定不是天下名僧挂单的地方，只在一处村落的边上，四围没有什么人家，要去村子还是大街，也没有多少路，步行都可以到达。那条街我们再去的时候，依然老样，如果用来拍满清时代民间背景的电影，用不着再搭新景。黑洞洞的连栋屋宇、斑斑漫漶的老招牌，都还在。
竹篱间有一处瓦檐的大门，日本人所谓之的“鸟居”，虽小也显得庄严。后来去南汇看到的此处已变成了灰色的砖墙了。原先篱边总是开着一年四季次第流转的各色野花，高低错落，迎着阳光飘舞，闪闪亮亮。院子很大，门前一条小溪，庙前就是溪头，总是泊着一只小木船，笼在岸边弯着腰的浓浓柳荫里，只一根绳索随便地在柳枝上缆住。静静的水面厚厚的浮萍，盛夏时也开出点点白花。我常常在师父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躺在小船里，人小，没有人见得着，我拉着柳枝儿，小船一晃一晃，我幻想着顺流而下，通到许多别的村落，最后会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大海，想来是在母亲身边时到过黄浦江边吧？
院子门口正对的便是大雄宝殿，离院门约有大人的十来步。其实院门大多是开着的，附近的小孩子常常进来玩耍。殿前有五六级台阶，我们小孩子常常玩从师父那儿听来的故事，把台阶最上层当做佛祖如来的所在，三五个小娃娃跳上跳下演出，同时是演员也是观众。我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臃臃肿肿不怎么灵活，那时应该是晚秋了。
大雄宝殿前的平台上，左右各有一个大水缸，里面养着数本荷花，盛开时花叶莲蓬伸出水面，迎风摇摆，佛殿里阵阵清香。冬天大缸里的水会结冰，冰里有好多气泡，我望着那冰跟冰下的水，只觉得这个世界好神秘。大雄宝殿正面是一排红漆窗格的落地窗，从里面可以坐着看月亮。直到我那一年回去，那儿的落地大窗依然是当年的模样，据出家人说，连玻璃都没换。没错，那种不怎么平、透着望去影子如在水中晃动着的手工玻璃，在今天的台湾，怕是一片也找不到了。我如今的身高跟这一片落地窗也没有差多少，然而在印象里，大窗子简直可以通到天顶。还记得一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窗前看月亮时，师父一定会提醒不可以用手指月，至今我指月依然是勾着手指以关节相向，然而不免联想到那一部禅宗名著却唤作《指月录》。
殿上一尊金身大佛，台座高及成人的颈项，这一尊坐佛高到屋顶，顶上便是华贵的藻井，我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无数次地忆起这一尊金身大佛。
正殿两边左右厢房，里面各有两间小屋，右边的是藏经所在，但也可以用来晾萝卜干，或是辣椒，里面也许就是住持的方丈了。左边两间，从正殿的侧门进入，整间房里架了一座织布机，手脚并用的那一种，跟孟子母亲用的应该也差不多。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个里面灌了煤油的火灯，黑烟颤颤抖抖地直往上蹿。这间屋子有窗，春夏白天长，总有师父在“啪嗒咔嗒”之后梭子“嘶嘶嘶”的来来往往地织布，有时我也站在一旁看师父织布。从早到晚，也织不了几寸，都是灰灰的颜色，应该就是她们身上袈裟的来源了。我的小袈裟莫非就是她们织出来的布做的？可怜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感激。我拥有的还不只一套呢。
左厢房的里间有一张竹床，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小小一间。连着床，有一顶像门帘的那一种帐子。夏天蚊虫还是很多，师父就用煤油灯来熏，有时一张草纸往帐角一塞，可以染上许多蚊虫的血点。现在想想，那就是杀生，但她们并不讲究。她们只吃素，素菜的味道如何，我也不记得，忘不了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大鱼大肉地吃，因为我有吃荤的特权。
读汪曾祺的短篇方知，在中国，一般而言，比丘尼是不放焰口的，那是和尚的事，女性出家人不方便抛头露面吧？我不知道清凉寺里的师父们是否放焰口，但是我常常跟大师父出门，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路上，一路好多人跟她合十，我也觉得神气。大师父明显地比一般的师父要胖一点儿，皮肤也黑一些，个子高一些，声音洪亮。记得她的眉毛也比较浓，总是笑口常开。我也的确记得在一场丧礼上，有许多纸糊的、色彩鲜丽明亮的房屋、家具、人物等，在屋外“轰轰轰”地燃烧着，大师父领着师父们，围着熊熊烈火一圈圈地念经打转。
大师父在许多红白喜庆上都是上宾，她带着我的时候特别都让别的小师父给我换上便服，一套小工装裤，里面是件白衬衫，一双黑布鞋，这样的打扮，直到上台北国语实小的时候依然如此。
到该上席的时候，大师父就会把我抱到有鱼有肉的荤席上，两边的客人马上让出个位子，记得大师父回回都不忘跟这一桌的客人说，小孩子还在成长，一定要吃吃荤，补一补，请大家照顾。于是我的碗里就总是鱼啊肉啊非常丰富，高高地堆着，把我的视线都挡住了，想要吃到大鱼大肉下面的白饭，也不容易。大师父做客的机会很多，于是我自然让僧俗们养得白胖白胖。
然而吃饱了归来却有点费事，大师父要我从后门走，为什么呢？据她跟我讲，我嘴里的荤腥味道，前殿的菩萨是闻得到的，一定要从后门走。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从后面篱笆侧门进去。后院就是斋房，外面有一口井，我就要在井边汲水，用力地漱口刷牙，然后从后门绕着菩萨高高的后背台座，轻手轻脚地，转入织布机的那个房间，再进入我的小房间，生怕菩萨闻到我嘴巴里的气味。大师父说菩萨的鼻子灵得很，我就连气都不敢出。
我吃了一顿好饭，应当睡得香甜。也许依然是习惯性的，师父夜里织布的声音——啪嗒咔嗒啪嗒咔嗒啪嗒咔嗒，接着是梭子一下子来一下子去地“嘶…嘶…”的几声，幽暗的煤油灯，把小师父的影子大大地映照在开着的房门上，我躺着也见得着，影子跟着煤油火灯颤颤抖抖。
我也参加晚课。那个时候不会太晚，要不我不可能参加。
我被师父们剃了个小光头，穿着她们为我缝制的小袈裟、小僧鞋，另外有一个专为我用的小木鱼跟敲木鱼的小木锤子，敲出来的声音只是“叮叮叮”而非她们的大木鱼“嗑嗑嗑”，这一点当时的我很不满意，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如果一定要“嗑嗑嗑”的声音，我却拿不动那么大的木鱼。晚课时间一到，我也有一席之地，地上一方小型的软坐垫子，我“叮叮叮”地敲着念着，天天听，天天念，听的念的是什么全不明白。
师父常常把菩萨的事迹说得活龙活现，然而我心中总有一个疑惑，菩萨那么厉害，怎么只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从来也不下来喝点儿吃点儿给祂的供养？
我问大师父，大师父很慈祥地跟我讲，菩萨的确是会下来的，只有在清早做早课的时候，菩萨就吃早上那么一顿就饱了，等着明天早上再吃。那个时候太早，你还在梦中哪，她说。
没错，庙里早课非常早，通常天都还没有亮，那个时候我睡得正香，难怪看不到菩萨下来吃早点了。但是，要是能见到菩萨吃饭，就实在有趣了，决定哪一天起早一点试试。可惜小孩子总是起不来，就这么过了好多天，也许大师父都忘了我曾经提过的问题吧？
终于有一个清早，做早课的唱经声音传到了我耳边，我悠然醒转，猛古丁地想起这会儿大师父正领着师父们做早课，也正是菩萨吃早点的时候吧？顾不得穿衣，就溜到了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瞧，师父们还是个个都跪坐在她们的位子上唱经，菩萨就像我一天到晚见到的一样，端端正正地在莲花座上坐着，法相依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实在太早，我又回到床上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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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白天，想起此事，自然急急地去问大师父，为什么我早早从门缝里没看见菩萨下来吃早点？
小和尚清晨就是从这个门后偷窥，想要知道菩萨有没有下来吃供品。
“哟，怪弗得啰，原来斯侬起来刻到了伊拉，伊拉斯弗肯娘小囡囡刻到伊拉切凡格。”
（哟，怪不得了，原来是你起来看到了祂。祂是不肯让小娃娃看到祂吃饭的。）
大师父回答得很好，我嘛附近几个村子的鱼肉照吃，晚课还是跟着照唱照拜，小木鱼“叮叮叮”照敲。
师父们唱经，经本是经折装的本子，那个年代任何一本书都是贵重的东西，何况是佛经？师父们的手从来都不敢碰佛经，手中有一根长长扁扁的竹签，暗沉沉泛着岁月的幽光，插在书中，读着读着，就把竹签从左滑到右又归到左，那么轻轻哗的一迭声翻了一页，全部十几位师父在清和悠扬的唱经声中一起翻书，因为两页的经文从右上角念到左下角，只是和和平平的一口气，翻书之际也是换气之际，大家“吸”的一下子，一起抬头又一起低头读下一页，整齐划一，煞是好听又好看。
照理说大家都该守秩序，好好把晚课做完，却只有我一人在大金佛像前拿着木鱼敲敲打打地走来走去，口里照背着那些我一个字也不认得的佛经。走到哪一位师父身前，只顾把背朝着她，她也一点都不荒疏于任何一句经文的念唱，一边为我搔背。没有固定的师父为我抓背，十几二十位，我选上谁就是谁，也不知道背是真痒还是假痒？一定常常觉得念经实在无聊。走来走去，像是在许多固定句点中的一个移动的逗点。
在清凉寺期间，我上过学，现在走走，不过是几分钟的路，已经是一所有操场、有楼房、有教室的南汇小学了，当年却不是这样。
上学，有的时候我穿的依然是小袈裟，天凉了就穿上厚的、上海人唤作“绒线衫”的毛衣，有的时候是一袭小棉袍。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每位小朋友都要自备一块石板，黑色的，四面木条固定成框，连带一根线，绑在板子边的小钩子上，线的一头是个毛线捆扎而成的小绒球，这就是写完擦了去，又可以再写的擦子。小娃娃袋子里放着一两根石笔，灰白色，不如粉笔那么白，也细得多，但是比较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石板掉到地上裂开，也只好将就着用。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小板凳。我在那一段时间学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她要走开一下，去一个我们看不到她、她看得到我们的地方。于是十个八个小孩子都乖得要命，一动不动，生怕自己调皮不乖，被老师从什么秘密的地方发现。还有一次，老师说我们要把字写得漂亮才行，我私下以为字写得漂亮就是一笔下去金光闪闪，像戏台上花旦的头饰一般，做梦还梦到我一笔下去就写出这样的字。醒来又觉得，要写出老师要求的那么漂亮的字，是不可能的了。
在清凉寺附近有一株好大的李子树，小小的叶子，密不透光，树荫匝地，十分清凉，小孩子常常在树下玩耍，偶尔也有小朋友吃青青黄黄的小小李子，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好吃过，我一辈子都不爱吃李子，或源于此。但是这一株大李树常在梦中出现，刚发的小叶子淡到几乎透明的淡绿，粗粗老老凹凹凸凸的大树干，枝叶随着一阵风沙沙发响，扑簌簌落下几个李子，打到了一个小家伙的头上，大家便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树下有一大片南瓜田，南瓜长得比小孩子还要大，玩捉迷藏，我蹲在叶下瓜后，没人找得着。
几十年后回到原地，怯生生地问起此事，不太有把握，因为印象很模糊，也许是小孩子常做的一个梦而已。不料一问却真有其树，差只差在是棵杏子树，台湾不产杏子，然而杏子跟李子，非常相像，难怪我总以为是李子树。
“树还在，要看看吗？”我的亲人，一位姓闵的，这样问我。
当然也只是几分钟的步程，原来这一棵树年龄太大，已经成了国家专案保护的大树，树干粗得足足两三人合抱，四周用铁栅栏牢牢围住，还有一方不锈钢的“身份证”，字号明列，附带说明，大意是此树已有两百多年，十分珍贵，等等。原先南瓜田之所在，现在成了一所政府机构了。
我与此树，居然重聚，也是奇遇，只是兴奋，没有《世说新语》中什么“树犹如此”的感慨。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但愿还在。
再见到的清凉寺已经十分破旧，我与我内人重回此地，母亲与弟弟虽然也到了上海与我们同聚，她却不肯回到她离开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家乡，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固然不错，却很怕回老家“收脚印”，也就是自以为得享高寿，可能是阎罗王把她给忘了的缘故，要是回到了家乡，就很容易让阎王派遣的小鬼发现，那可就不好了。可见原来鬼也是有籍贯户口的，并且也要遵守法律，不得随意搬迁，否则没得供养，那么北京鬼一定不认得母亲。她让无神论的党统治了六十多年，居然变不成一个无神论者。
与妻子晓清在幼时常去玩的大树下
我们是自己叫了计程车，一路去看母亲的家乡跟我当年当小和尚的地方。
家乡里的亲人都非常好客，早早地在路边等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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