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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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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电子书下载。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
“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国民政府时代的种种，他十分了解，后来方知，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方面的专家。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有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研究，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
“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心里的一句话是：
“好狭小啊！”
原来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读到许多台北读不到的书，弟弟有不少藏书，门类广泛，古今俱全，非常合于我的胃口，边读边谈，每至深夜，不亦乐乎。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政论家，四处稿约演说不断，我至今却依然怀念当时灯下抵掌、纵论古今的快意。
母亲住在十楼，我看到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楼的沈从文先生刚刚过世。进一步又知道，这一栋楼的住户许多都是名人的遗族。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学家郭汉英先生，另外李鹏的亲家也住在十楼的另一家。然而除了电梯有人照应之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从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亲在内，看来也就是个邻居而已。曾经遇到张兆和女士上楼来看母亲，张兆和跟母亲曾经是同学，一口徽音，十分温柔，我送了一把从台湾带去的兰花给她，她看了又看，说是干了还可以做成干花。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
那个时候台湾来的出门还要用外汇券，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外汇券付款，正好是一般人使用人民币的两倍。对此我心理非常不平衡，觉得非常荒唐。除此之外，花钱还要附带许多的配给票，名目繁多。有米票、面粉票、豆票，要是在馆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样吃呗！”
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
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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