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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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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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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此恨绵绵
引子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直到颁奖典礼当天早上，我才到青田街父亲的住所去，跟他报告这个消息，我要看看他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请他出席典礼。因为，在报纸发布之前，只有包括我内人在内四个人知道此事，我一个、太太一个、岳父岳母两个。那个奖，实在说，奖金之于我们，比那个奖重要得多，我们正在付房贷，是艰难中找出来的法子。姑且一试，居然那么侥幸。真要谢谢那些不知道是谁的评审。
我看父亲，他的学问我也不懂，但是，他很沉得住气，什么事情好像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可能影响了我一生，因而也影响了我的孩子，但这都不表示我们对于自家人的成就不放在心上——也许说“成绩”比较切题。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宜张牙舞爪，这倒是家风。父亲与我，面对面少、话对话少、理解的少、表达的更少，我们父子一场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申请开除
学校里的功课，我也有读得不错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快毕业那会儿，试卷拿回家，要是在八十五分以下，就惭愧得想哭。父亲那时总是想找时间陪我，要我到他的书房读书，为我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要是出门回来得太晚，我还是会等他，听到他回家的脚步声，心里就很踏实。他常常把已在床上的我叫醒，一起吃他刚买回来的水果。他明明知道我没睡，只是在等他，他也假装叫醒了我。父亲曾经想当一个好爸爸，他努力过，只是他实在不是这种料儿，就像我总是无法把课业读好。
考取了联考之后，他就天天带我去水源地学游泳，把我交给岸上顾姓卖茶水的人家照应，顾先生的儿子顾汉臣，大我五六岁，也就受父命只管两眼紧盯着我，生怕出意外。我玩水玩到父亲下了课，看着他游了几趟两岸的来回，跟他一起回家，常常还跟着一只大狼狗。
他好读武侠小说，把和平东路口“清华书社”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租来读尽了，要我也读。我的兴趣没有他大，但是父子二人谈《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时，姐姐在巷口都听得到我们的笑声。
他是会好好地去爱一个不让他烦恼的儿子的，但怎么自己的这个儿子老出状况？读书有那么难吗？一定是故意顽劣，不肯上进。为什么不能让他做一个正常孩子的父亲？只要正常，让他可以像他的朋友跟他们的孩子一样，过有情有趣的亲子生活，该有多好，父亲一定想过。
是的，我教书多年，真的发现，肯不肯读书，也是天生的问题居多。一个人愿意读书时，没有人挡得住他，不愿意时，也没有人推得动。劝学生要读书，依我的经验看，根本没用，读不读，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教书的无功也无过。
初中的时候，父亲常出国，我就松懈下来，功课一落千丈，我是为了父亲才肯读书，要得到他的爱才读读书——是指读教科书。根本上依然不爱读教科书，何况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更迷人的书可读。
书读不好，父亲的耐性就没有了，但我不会反抗，只有逃。我无法拿那样的成绩单去面对父亲，又放纵自己，不肯去读我受不了的校园书，我又是逃。然而人生其实逃也逃不掉，最后依然承受了痛苦，一点都没有省略的痛苦。
初中读得连连留级，父亲的耐性也到了极限，他一度要把我送到兵工厂去做工，父亲是没有丝毫士大夫观念的人，他认真地计划着。但是兵工厂厂长孙将军是老友，觉得不妥，否则，我后来也许是个小白铁工厂的工头或是老板吧？
到了该考学校时，也许我觉得再也无路可走了，便会苦读一阵子，父亲看在眼里，对我重燃希望，心情也好了起来，其实，得到了他的肯定，不见得就是我追求的目标吧？我要做我自己。在父亲已经离开尘世的三十多年后，我终于可以说出这一句话了。
我没有长久接受制式教育的耐力，只要通过了联考一关，我就再也撑不住了，从此，父子又无法相处。
我的功课不是普通的烂，而是操行学业都烂，烂到海都枯石都烂。父亲的失望、伤心、愤怒，可想而知。好在他有自己的志业，否则我怕不早让他给打死了。气头上一阵打，出了气，就算了，他没有想到什么教育心理学的问题。
我想逃，父亲想的是扔，把这个活麻烦给扔出去。我不一定逃得走，父亲不一定扔得掉，多少年来，也就是如此地周而复始。我也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父亲最不爱伶牙俐嘴，所以也不敢说。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总之觉得自己也很冤枉，很想辩解，又不敢跟父亲直接说，便写了好几大张的申辩书，放在他的书桌上。
第二天，我照样地要去学校，正在穿鞋，父亲踅到玄关跟我讲，语气居然十分平和，他说你已经学会那么多口舌了，不用再去学校，从此不用读书了。
这样表现的父亲，很不寻常，我的警觉性更高了些。
他认为我的表现是莫大的忤逆，后来果然有了动作。
那几天我特别地注意父亲的动静，他已经不太打得动我，会找别的法子吧？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搞阴谋他不在行，动机常常在言行上看得出来，而且他也不注意细节。那一次说了几句之后，他再也没有动静，这是不太可能的，他做事习惯上不会虎头蛇尾，总要有点结果。
原本话少的父亲，这两日更加沉默，我们依然在一桌上吃饭，要我添饭时，只把碗往我面前一递，往常的那一声“盛饭！”不说了，很不友善。他在日式房屋长廊下走来走去，看到我便眼露凶光，气呼呼的，我也尽量地闪开。
那天早上，父亲起来得早，我赶紧也跟着起身观察。趁他进洗手间时，飞快地跑到他的书房瞧一眼。这一瞧可不得了，书桌上一张宣纸，毛笔写了一封信，是给我读书的复兴中学陈校长的，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了校长的台甫。他写道：
“永康校长座右：小儿国光愚顽不堪，品学俱劣，幸蒙不弃，复承赐列名次之外，且感且愧。如今恳请惠予开除，得以早服兵役，庶几匡于正轨，免为社会国家之累也。弟廷英再拜顿首”
我赶紧躲回我的房间，听到他出门去后，我连忙看看他的书桌，果不其然，桌上的信没了，于是就把他的身份证与图章迅速地先偷到手边。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我赶忙骑单车出门，直奔和平东路我家附近的邮政局，强自镇定地跟局里的人说，有一封寄错了的信要收回。寄信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没有空，要我代办。我还没有填表，他们先查了一下，马上跟我讲，刚刚走了一班邮件。
服预备军官役时，空军少尉三级
“到哪儿去了？”
“总局，在博爱路。”
问清楚了该找什么部门，我飞快地骑着单车直冲博爱路邮政总局。到了总局，填好寄达的地址姓名跟寄件人的姓名地址，他们就拿到里面去查，然后跟我回话说，找不到。
这一下我可慌了，此刻一位在办公桌上处理其他业务的先生，只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限时专送？”
我完全没有料到平信跟限时信是两个部门，我飞快地跑到拐个弯、大门在忠孝西路上的“限时专送”部，手里抓着那一张在平信部门刚填好的表格。窗口里的那位也是穿着绿衣的先生，低头看了我的表格一下，赶忙抬头，跟门口的一部已经发动了的绿色邮车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一边他本人也跑出来，要去阻止这一班邮车出发。
开车的邮务士听到了声音，也没关油门，只从车上下来，依言开了车子后门，拉出一个上面绑了注明有北投地区纸牌的帆布袋，这位先生把袋子径自打开整个地往地下一倒，一个大大的白底红框信封，就在浮面上，父亲沉雄开展的毛笔字迹赫然在目：“陈校长永康勋启”。
这一件事我没有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拿了证物，我向几位父执辈的朋友一一告状，请求奥援。不用说，父亲也吃几位朋友指责讽喻了一番，也只好闷声不响。但是我很明白，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然而又能去哪儿呢？很费踌躇。因为我这一走，此生此世，必然是永不回头了，一定要好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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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格的报复
父子二人似乎都避谈此事，彼此假作不知。可是气氛很吊诡，沉闷得让我透不过气。
事情并没有淡化，没过几天，在晚餐桌上，只有父亲跟我，姐姐那天不在家。父亲吃了一半，放下碗筷，并没有看着我，面孔是对着墙的：“你写信到日本，让人家别跟我结婚，我都知道了！”
听得出，他是强压着愤怒，一字一字说的。这个儿子的作为，已经让他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限。
我知道这几年颇有几人鼓励他再婚，多半是男性的友人，反对的也有，多半是女性的堂客。但是姐姐跟我都长大了，真的无所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姐姐反对过父亲再找一个太太，那时太小，太不懂事，怪只能怪刚刚看过卡通影片《白雪公主》，见识了那个拿毒苹果给公主吃的后娘。但是到了如今，真的还有点巴望他早日再婚，年过六十的父亲，有人照应总是好的。父亲一生只有一年多的婚姻生活，长年不交女朋友，虽然也有仰慕他的女性。他全部的生命就只有学术，到了晚年，想要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姐姐跟我早就有此共识。我私下还觉得他的某些古怪，是不是跟没有正常的家庭有关？我怎么可能去阻止他的婚姻？
我当然否认，然而父亲死心塌地地认为我干了这一件事，语言的辩解已经毫无作用，只让他的情绪更加火爆。
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
父亲早年负笈东瀛，在那个时代，日本女子他当然见过，到了他婚姻失败，他起初没有在意，几十年后却有了成家的意愿，但要找谁呢？年岁已高，谈情说爱他年轻时大概就不擅长，何况此际？倒是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年纪也不很轻的日本女士，那再好不过了。这种种我从旁只是点点滴滴地知道，由于家人彼此之间欠缺对话沟通，彼此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交换过。换成现代家庭，几分钟的讨论就可以顺利通过。
然而父亲一口咬定捣蛋的是我，目无长上，手段阴险，罪大恶极。
那样的气氛中，我根本就不会想在这个家留下去，恨不得早早离开，目前只是在忍辱偷生。除非人格分裂，我不可能去管父亲的事情，他成不成家，至少与我无关。那个年龄的少年，更不会对这些事有特别的兴趣，自己活在新鲜奇幻的世界中，爸爸要结婚，远不如一场动人的电影来得重要。
父亲的怒火难消，有一天，他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收得干干净净，连当时必不可少的蚊帐都摘了去，他是在逼我走。
姑妈在黑夜里为我设法补纱窗，让我不至于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眠。
我在遭遇父亲多少次责打之后，从来没有恨过他，一点都没有，只觉得他是个好人、好学者，一直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的出类拔萃，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然而，在当时，我却无法理解，怎么可以那么样地冤枉我？为什么那么样地要置我于绝境？连一点辩解的空间都不给我？我们可以永不见面，但怎么可以这样不明不白地分离？
我设法抄到了那位日本女子的通信地址，几乎怀着要她救我一命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称赞父亲是个好男人，也代表姐姐欢迎她。我也跟她说，我们都已长大，很快就会离家，谢谢她肯照应我们的父亲。
过了没有多久，我偷偷读到了一封依然写给父亲的、从日本寄来的信，虽然用的是我不懂的日文，其中的中文还是可以让我猜出一点意思，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很容易识别：
“谢谢国光的第二封信。……”
再明白不过了，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写信给她，阻止父亲与她的婚姻。这位日本女士到底也没有跟父亲成婚。成年懂事之后我想，只要有一点脑筋，她就不会嫁给父亲。马教授的家庭太复杂，还是不要沾惹比较好啊！父亲去世之前，我们早就是一对再要好不过的父子了，但我从未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如此错怪我，使得父子一如仇雠，逼着他面对他当年那个太离谱的、再也无从补偿的错误，我做不到。
我记得，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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