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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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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会想,这样吃,营养够吗?学校怕小朋友营养太差,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鱼肝油,第二节下课,就要小朋友去吃鱼肝油,一人发一个米做的、白色而且浅浅的杯子,领到一小杯鱼肝油,腥腥的,小朋友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然后把那个杯子也吃掉。还要喝脱脂奶粉冲的牛奶,一点都不香。
有的零嘴到今天也许还看得到,如西瓜糖。但是真的跟牛皮一样难咬难化的牛皮糖就不容易见到了,是咖啡色的,盘成小长方形的一条,硬得跟鞋底一样。还有麦芽糖,小贩把一个大白铁盒绑在脚踏车后头,打开盒子,里面是绕了许多圈的麦芽糖,像一大捆白绳子也似,埋在白粉里,有小拇指粗细,一毛钱可以买一寸,卖糖的用一把宽宽的小刀,咔嗒一声切了下来。也可以抽,一毛抽一次,同样的,卖糖的欧吉桑把一个木片轮子使劲地打个转,小朋友就用那枝木柄尖针死命地一剁,看看扎在哪里?结果多半是“一寸”,那是又大又宽的三角形,闭着眼也掷得到的空间。要是想得到一尺,就要掷中比鱼肠还要细的小小空隙,隔出许多大小三角地带的铁丝,却尽可能的粗,让你就是中了,也多半扎在铁丝上弹下来,只得重新再剁。真扎出一尺两尺,就可以绕在手腕上两圈三圈,嘴里甜个一上午。今天中药里的甘草片,当年也是零嘴之一种,可见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大多没有零花钱买零嘴吃,吃的常常是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芭乐、连雾、龙眼、芒果、番茄等等,当然没有今天买来的甜,却也吃得津津有味。酸酸的酢浆草、微甜的花心,也都可吃。田路的边上,就常常采集得到野果,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好像也没有毒,小朋友就送到嘴里吃吃看。
那个时候小朋友有蛔虫的很多,我们都有过,有蛔虫的小孩一眼便认得出,脸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斑。学校就会发打虫药给我们,吃下去灵得很,第二天大号就拉出虫来,白白的一条条,也有从嘴里咳出来的,习惯了,也不觉得可怕。还有一种蛲虫,细细小小的在肛门处蠕动,奇痒难耐,也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此虫的小朋友常常抓屁股。女生留长发,还可能会有头虱,依然用学校发的药粉扑在头发上,再用一块大白布包起来,头虱就会死掉。在还没有这种粉的时候,有人用煤油擦头,据说很痛。有的女生被她们的父母干脆剃光了头发,跟男生一样,同学们笑她们两天也就没事了。多年后有女生把剃光头当做一种正式的“发型”,这是当年的我们死也想不到的。
穷孩子常常光着脚来上学,还真不少。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双鞋,却舍不得穿,依然光着脚,把鞋子提到了校门口才穿,也有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穿鞋?他们也许世世代代都没有穿过鞋。那样的鞋自然不会是皮鞋,是幼狮牌跟回力牌的球鞋为多,里面的橡胶很容易在温度升高时软化,于是一脱鞋就臭不可闻,脚丫里也黑黑的。我们家后来变得很穷,但是依然勉强有双鞋穿,可是没法子常常有新鞋,旧鞋穿到不行,家里连姑妈家的孩子一共六个,姑妈没法什么都照应得到。我的鞋破了,就得自己补,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最后咬合不住,都成了拖鞋。我只好也把鞋子提在手中,光脚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再穿上。
有一年运动会前,学校宣布要大家穿白鞋,我仅有的鞋是黑的,一双幼狮牌,我们家无法给我买一双白鞋,姑妈穷则变变则通,她把我的黑鞋用粉笔涂成白色。
运动会开始,头一个节目是大阅兵,每班的小朋友都排得整整齐齐,列队从司令台前经过,是不是好像叫做分列式?我以为是分“裂”式。当然步伐要整齐,步步都跺得很重,没想到我的鞋子一路跺啊跺的,白粉便一路地掉,跺到了司令台前,又恢复了原来的黑色,放眼全场,万白丛中一点黑,我害怕得要命,担心当场让老师给抓了出来。
好在没被发现,也许是老师不忍抓吧?
但是也养成了我一生都好光脚的习惯,穿上了拖鞋,总是会忘掉,常常光着脚转来转去整间屋子找拖鞋,穷根之深也如此。
孩子跟动物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依然开开心心地活着。玩具是没有的事,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玩具是什么。有一盒积木就非常了不得了,可能还是人家的孩子长大不玩了,送的。但是孩子照样有得玩,男孩玩骑马打仗,两个男孩四只手彼此搭着,就是马跟马鞍了,让一个身体较轻的男孩跨坐上去,常常那个马上英雄便是我,然后找另一组对冲厮杀,直到把对方拉下马来为止。总是不分彼此地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谁受了伤。即使受了伤,也无所谓,男孩这里肿肿那里破破,平平常常。
我们会用竹片跟橡皮筋做成枪,一扣机簧,橡皮筋就射出去,要打谁就打得着谁。橡皮筋是好东西,用处多得很。很多的橡皮筋串在一起,可做成为弹弓,最好配上芭乐树枝的弹弓架子,跟英雄有了趁手的武器一样的得意。女生把橡皮筋连成长长的线,下了课就跳橡皮筋玩,一边跳一边唱着口诀:“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二十一……”便是用小小的纸片,也能折出许多可以用橡皮筋打出去的子弹,子弹有许多种折法,有的让人打中了痛到不行。还可以在桌上弹橡皮筋,谁把谁的那一根压住,就赢了,这是赌橡皮筋。
一块木头,只要有一把小刀,就可以削成一个陀螺,磨得细细圆圆的,尾尖打入一根铁钉,找根细绳上下缠绕得满满的,使劲地往外一扔一带,陀螺就在地面上转个不停。别人可以用他的陀螺砸你的,砸碎了就是他赢。因此我们也学会了找木瘤子做陀螺,又滑又硬,很难砸碎。
光着脚丫,只以脚跟在泥土地上旋一个圆圆的坑,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弹珠了。怎么打,怎么样可以算赢,怎么是输,怎么又要回到出发点重来,都有一定的规则,小孩子可以打上整天,讲究的功夫是,把人家的弹珠清脆叭的一声打得离洞老远,自己的却只在原地飞快地旋转,帅极了。
还有“打野弹”,站着扔出玻璃珠,要有好眼力,瞄准了别人的弹珠使劲掷出去,务必把人家的打成两半,打碎了人家的弹珠,就有权保有那两三个碎片,装在袋子里,随时拿出来炫耀:“你看这是阿毛的弹子,我打的!”谁都会多看上两眼,分析分析,赞叹一番。
我们只要用一块石子儿,在地上划上许多方块,然后扔出一片扁平的小石子儿,踢啊踢的,那就是跳房子。单脚双脚,交叉来回,也都有一定的规则,这样的游戏,男女皆宜。
谁家里没有养几只鸡啊?把公鸡抓来,不用经过它的同意,拔掉几根尾巴上的毛,斑斓夺目,用来做毽子,再好不过了。毽子有许多种踢法,边跳边配合着口诀:“……七拐八拐飘洋过海……”巧巧妙妙,这个运动也曾发展成全校的活动,连老师都迷上了,下课的时候,老有许多老师不回办公室,就在走廊上踢毽子,小朋友看得兴奋不已,北师附小还举行过踢毽子比赛,还有老师组。我姐姐毽子踢得好,能踢出许多花样,配合口诀动作,运动之美跟体操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后来这种运动就没了?
大晴天而无处可去的话,只要趴在土地上,拔一根草心,轻轻轻轻地,插在随地可以见到的小洞里。静静地趴着,专心地看着,世界变得好小,却很怪异而真实。小草有没有动静,要靠经验,只要见出苗头,迅疾一抽,草根上便带出一只小虫,它在大惊之下,蜷缩着成一粒小球,比绿豆还小。
便只这样,也能得到许多快乐。此后,要是到了河边,见到了更大的洞,就轻易地能钓上螃蟹了。
穷于财货,决不等于穷于生命的情趣,便是在地狱里,也应该能够找到点儿乐子,我相信。
打断桎梏
至今想不出原因,也没耐性多想,怎么功课到了中学便一落千丈?是不是进入了少年的青春期,对什么事情都有反叛的意识?也许在学校里学习情绪松弛,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远非小学可比,父亲似乎也开始忙于他自己的研究,见面的机会很少。逃学更方便,上学好像可以凭自由意志,这倒是从前没有享受过的感觉。初中三年,我读了五年,分别是附中跟建中,说起来也是名校了,却没有读出一点名堂,还是用同等学力报考了高中。
附中校长是黄澄先生,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巷子里,总是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我见到他照例一鞠躬,他在车上一定欠身还礼,温温和和。他不多话,那个时候,朝会是要全校点名的,老师学生站得整整齐齐,由一位上童军课的、也是我们的班导沈老师做总执行官,总点名后,要向校长报告到会的人数,黄校长总是不声不响地受礼,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在操场上训过话。看来他也不会有什么话跟老师说。
有意思的是,他却单独召见了我一次。那次召见,也并不光彩。
我在班上担任的是学艺股长,这倒是从小常常顶在头上的名义,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让人家选上,也就算了。然而当时,有这个名义的学生却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收各科的作业,登记好了一定的表格,再让教务处的某负责人把作业交给老师。
多年之后想起此事,方才明白,这个制度,是针对老师而设计,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要使得老师不偷懒,愿意给学生作业做,学生也就无从偷懒了。存心与作为,都很好。
只是,我这个学艺股长把作业搬到了教务处,交给一位专人点收,然后,他总是要我们自己把作业拿到老师的桌上去。
这就给了我搞鬼的空间。
我不用做作业了!反正点收的时候,只管作业本的数目跟表格上所填是否相符合。我用一本空白的本子先凑数,在把全班的本子拿到任课老师桌上的途中,再抽回来。我也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老师发现我没有交过作业。整整一年,我一次作业也没有交过,就这么简单,不用做作业,习惯成自然,日子过得好到不行。
有的课程很能引起兴趣,比如自然科学,老师能用几枝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细胞分裂的过程,又快又好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鸡蛋鸭蛋所有的蛋包括立得上一个人的鸵鸟蛋,都只是“一个”细胞。从此打开一个鸡蛋,总是会呆呆地看上一阵。我可以很清楚地从外表便分辨出有孕的蛋跟无孕的蛋,煮熟了也看得出,至今依然有此本事。老师把一片叶子的解剖图也用各色粉笔画出,薄薄的叶子,居然隐藏了那么多的奥妙,光合作用就是在里面一步步这么样完成的,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真想去当一个自然科学家,这是说将来。花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变成了果子?为什么秋天叶子会红?春天会冒芽?好像所有的生命,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最初的形态都那么相像,以后又那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而且我也能够省下一点中午的吃饭钱买得起的话,我就买来读。只是,作业却依然一次也没有交。
从学校的教科书里,读到了在家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如《世说新语》的片段,《史记》的片段,《论语》的片段,我就很开心,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只是依然少了些。从图书馆里,居然借到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铜版线装二十册,里面他什么都谈,文章、思想、生活、战事、理财、待人接物,无不说得情深义重,我觉得他跟孔子没有两样,我们的教科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然后就是“国父”,后来居然是“蒋总统”,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是曾国藩呢?我想。教科书上没有曾文正公家书,初中有郑板桥的《道情》数首,非常好,然而也没有郑板桥的家书,也都是极好的文章,我一定从这些书里学到了些东西吧?
我的数学经常吃零蛋,跟这一门功课老师的缘分当然都很差。我也许很重视合理与否,数学没有把为什么的道理说给我听,就无法接受。
有一回,“教育部”次长高化臣先生莅临我们家,便忍不住当面请教了这位乡长,为什么老是把数学题目出得古古怪怪?多长的路边种了多少棵树?棵棵距离要那么讲究干嘛?多两棵少两棵打什么紧?工程算,又是出门忘了带伞或是忘了带便当回去再回来拿,这样又耽误了多少工程该扣多少工钱?一丁点儿的事情,有那么好计较的吗?最是让我不同意的,莫过于非要把乌龟跟鸡或是鸡跟兔子关在一起,然后又自找麻烦地搞出许多难题。为什么X加Y的括弧的平方就等于X的平方加2XY然后再加Y的平方?是谁规定的?我的问题其实很多。
当时高次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给我,可是他听得很有兴趣。只记得在请教次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姑妈一迭声地唤我倒茶,似乎就是要打断我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怕为难他吗?次长也该晓得我的想法啊。姑妈真的很奇怪。
有些问题到今天依然不得其解,但是对数学的本质却比当年清楚了些,数学不是算术,勾股弦是把物理世界的许多事物概念化也是绝对化的手段,是推论与想法的符号化抽象化,是在宇宙间唯一可证实的真理,可以很好玩的。要是让我们计算得出一个馒头的热量,用这些热量去爬阳明山,能爬到哪一站?用来睡一大觉又会消耗多少?这样教,不好吗?
数学可以计算出我们跟月亮的距离,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凭着光谱,就分析得出几千万光年之外星座的温度与质量?地球的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凭什么测得出地心的温度?为什么空气也能有重量?每个地方的空气都一样重吗?血流的速度跟血压的关系何在?心脏为什么总是不累?这几千几万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讨论,却只管要我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公式?
代数的代码,都可以在坐标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却要我们死记,何不先把坐标让我们搞清楚,横的纵的,可以代表什么,如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温度与湿度,那么,那些个代码的英文或是什么外文的符号就生龙活虎起来,这样教有何不可?也许对于入学考试有些不便,然而人生只为入学考试,岂不可笑?何况是在那么好的年华。
大概除了作文,必须当场交卷,我不会缺,其他的作业都没有做。举行壁报比赛,我依然是做壁报的人选,还是可以享受公假。
地理课没有详细的地图可看,只凭插图、文字、图表与口述,怎么学得出实际的东西来?现在都可以从太空拍到实际上的地球了,不知地理课有无配合?常常想,从太空摄影看地球,是多么美丽的图像,尤其是看不出国界来,只是一片浑成的大地与海洋,地理课难道不可以有如此的哲学思维吗?我得到了一长条的世界地图,是父亲出国的时候航空公司送的。除了航线、地点,上面什么记号都没有,却看到山脉起伏、江流婉转,那个时代人造卫星还没有造出来,自然不是太空摄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地球的原型,没有国界的。后来一位地理老师借了去,直到今天也没还给我。他留下了那张地图,但愿有他什么不寻常的理由。
还记得为了反共,我们的地理科非常顽强地以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版图为准,以那个时候的铁公路、农渔矿产为准,那样的地理是胡思乱想,也舍得让小孩子用去许多宝贵的童年少年去读去啃去背,政治搞得出这样的荒唐事,当时虽然年纪小,也觉得可笑。有此疑惑,如何读得好地理?历史,怎么比得上《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演义》、吕四娘、妙手空空跟血滴子等等的故事?便是电台里陈致平教授说历史,也比我们的历史课精彩得多。要是英文课可以天天听英千里教授的教学节目,我的英文也应该会好一点吧?物理跟化学,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的方程式?问题又来了,谁规定的?为什么有限的元素就能组成无限的物质世界?宇宙有没有边际?那么边际之外呢?要怎么称呼?人类的智慧有没有极限?桌脚的蚂蚁知道我们的存在吗?神之于我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之于蚂蚁?
学校里没有给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没有问老师。多年之后,我在中广工作,我主动请求让我做儿童节目的制作人。我推出了一个节目单元,唤作“好孩子”,我的主张就是个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跟主持人冯澐中小姐努力地去找不合一般通俗标准的孩子,去访问他们,访问他们的父母跟老师,也找到许多关系人谈话,尽可能地找出他们不一样的优点,之后变成我们节目中的题材。我要出出当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的气。
不用说,身兼学艺股长却作假不交作业瞒骗所有的老师,这样的事一定会被发现的。
果不其然,问题从数学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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