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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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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都泪眼汪汪的。这样子挨打,心理上的恐惧更大,因为在别人挨打时,自己已经害怕不已。就是没有挨打的同学,看着一个个红着手心回座的同学,听着鞭子咻咻咻的声音,在座位上也给吓得要命。

记得有一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不见了,便报告老师,班导决定要好好查一查,就要全班同学都站到教室四周去,所有的座位全都空了出来。

老师先准备好了要打小偷的大棍子,记得一共两根,就是打算可以打断一根。足足有李小龙的双节棍那么粗,放在高高的讲台上。然后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桌子搜查。终于,在某位同学的桌子里搜了出来。老师命令这位同学站在讲台前,用大棍子痛打,连衣服都打破了,我看简直会把他给打死。小朋友站在教室四周,一如死刑犯执刑时的陪斩,个个脸色发白。

多年以后,我在国外遇到这位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却不认得我,后来又听其他的两三位同学说,这位同学也不认得他们。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再面对。

打人的老师早已作古,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为,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伤害有多深。

但是小孩子也不见得对此有不同意的想法,老师打学生的藤鞭永不缺货,因为总有小朋友会找到很合用的呈献给老师。老师得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一边称许一边摸摸他的头。同学也很少会恨这样的同学,只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就是没有人专诚送鞭子给老师,老师自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直到中学还挨打,我上建中的时候,一位英文老师,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他写过一本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辅助教科书。他会打人,随手带着一根细细的藤条,谁让他看不顺眼,他就叫上来抽他几鞭。班上有一位胖胖的同学,不记得什么事,他叫这位胖同学上台,二话不说抽上几鞭,边抽边以一口京片子骂道瞧你肥的,台北都让你吃穷了!

这位同学却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任他一鞭又一鞭地上下地抽。后来这位老师大概想想也不是事儿,只得停止。我对这位同学从此刮目相看,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做了许多在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事。

但是我在学校中挨打的机会很少,记不起来有哪位老师打了我,虽然我也不是个好学生。大概看起来我总是安安静静、斯斯文文的吧?

我遭遇的是一个长期的暴力家庭。

也许我说暴力家庭不太贴切,姐姐就不会挨打,她有一种天生的娇贵气质,让人打不下手。就是真的挨骂,姑妈骂她的语句好像也会文雅些。重要的是,她也没有让人为她读书跟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操过心,她不会逃学,不会不做作业,不会撒谎,不会考试不及格,更不会留级。她太柔顺,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完成,没有人找得出打她的理由,连骂都不必,对她把话稍稍说得重了点儿,她就会流泪。这也证明有的人挨打真有个人的理由,虽然也不可因此就可以把体罚合理化。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

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问我对于打过我的父亲、姑丈、姑妈,我会原谅他们吗?我的回应就是,要是当时,我说在当时,我有能力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反抗!一直挨打的不一定是我。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

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姑丈姑妈家,后来他们全家住在我们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教育就从姑妈那里得来的,算不算家教很可以质疑。连同姑丈跟姑妈的孩子,一共六个,大家吃得饱就不容易,还要讲究其他也许过分。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孩子比我们更穷,却没有打骂孩子的父母尊长。穷困也不必然可以成为打小孩的理由。

长辈总是相信为了什么理由,一定要打打孩子,否则将来会不得了。其实,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挨打的经过,至于为何挨打,记得住的很少。姑丈跟姑妈联合起来打我,总是在父亲出门之后。他们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方便另一个人用棍棒痛打。我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怎么可能反抗?我忘不了被提在半空中挨打的恐怖,简直是天崩地裂,巴不得当时我不在这个世界上。恐怖不是从挨打才开始的,挨打之前,风雨欲来,我全身的细胞个个紧绷,我的房间是在一处无路可逃的小屋,只有任其拖出痛打。

我死命地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想要拖延挨打时刻之到来,一分钟半分钟也好,但是依然徒劳。我被即将承受的痛苦吓得不知所措,甚至于装疯卖傻,也许那个时候真的已经疯傻了。我看着我的姐姐,她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觉得靠得住的人,然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打,我就像在大海中即将淹没的人,只有一根太细太短无法承荷我的浮木,我依然被淹没在恐怖的鞭挞中。我姐姐只能不声不响地在一旁流泪。我至今还要说,想起来我依然愤怒,我不会原谅任何以暴力加之于我的行为,只是无可奈何地放过了便是。打我的人都老了、死了,我又能怎么计较?纵使我依然痛恨那样的岁月。

以后我读书读到了孙庞斗法,其中孙膑曾经使用过装疯卖傻的“诈疯魔”一计,我总怀疑有用没用?人是会让人给逼疯的,我非常相信。

那一年,我应当还在小三,跟姐姐两人,都还在姑丈姑妈家一起生活,就已经开始挨打了。

有一次,挨了打回到房间,只有姐姐陪着我。我一边流泪一边说,人生这个样子,还不如自己出去流浪,姐姐只有陪着我哭。这该是一个才八九岁的小男孩说出来的话吗?常常挨姑妈打,她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十岁吧?梳一个四边往里卷的发型,后来我在东京买到一本早年的人物摄影集,手工染色的,那个时候方才发现,她那时的发型,跟早年日本女子是一样的,那种发型给我的记忆相等于恐怖。至少有一阵子,我想要减少这种恐怖的感觉,在准备考试或是做功课的时候,常常幻想姑妈变成小小小小的,像小人国里的人那么小,小到不及半根铅笔高,我相信她缩小了之后,就不会那么恐怖了。我的想象越来越具体,我看到了许多的小小的姑妈从窗沿爬上来,到了书桌上,一个接着一个,站满了一桌,然而,猛然间,我打了个寒战,那么多的姑妈!我的天啊!

姐姐马渝光(左为台大毕业之前)

最早挨打的记忆是父亲的暴力。

也许还没有满六岁,我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几句小孩子不该说的脏话,那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懂。我在厨房里跟我们家的女仆锦娘说,反反复复地说,开心得很。锦娘要我别说,我却偏偏要说,十分快意。

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回来了,锦娘顺口就跟父亲说我讲脏话,父亲只随口应了一句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啊。

当时的心理状况,现在终于可以理得清楚些。

我只是一个还不满六岁的小孩子,在跟锦娘说话的时候,正享受着叛逆的快乐,小娃娃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跟言行。越是不让我说,越是说得高兴。刚刚好父亲也给了我一个可以继续叛逆的机会,我的叛逆享受还没有过完瘾呢,锦娘的反应,父亲的言语,都伤害了正在得意的小家伙的自尊,于是我就跟在父亲身后,拿着鞋拔子在他背后打了一下。

父亲回身把鞋拔子夺了去,放好了公事包,返身抓住了我,轻轻松松地提起我来,痛打了我一顿。我哭得天昏地暗他也没饶一下子。这是我记忆里头一次挨打,到死也忘不了。想当然耳,父亲也好,锦娘也好,甚至于现在许多人也会这么想,这个孩子再不打真的不行了,连对老子他都能动手,怎么得了!趁早教训教训还来得及。因此在我挨打的时候,锦娘也没有来救我。他们哪有什么儿童心理的分析能力?或是意愿?

父亲打我最凶的一次,让我深信我可能让他给打死。

好像是为了逃学吧?反正我的罪过太多,弥天盖地的。当时我应当上中学了。我睡在一间榻榻米的房间里,晚上得挂上一方大大的、日本式的、快要跟这间屋子一般大的蚊帐。半夜里好梦正酣,忽然间帐子整个地掉了下来,覆盖全身,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小腿骨忽然遭上一记猛烈的敲击,痛入骨髓,登时酸麻得无法挪动,还没有来得及醒转,碗口粗的大棍子上下左右不分头脚地只顾一记记地轰轰然炸了下来,困在网中,我连闪避的气力都使不上,只得蜷缩成一团,任父亲打到他住手为止。

以后许多年,要是我先睡了,只要父亲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传来,我会霎时清醒得透透明明,一直要听到他也睡下,才能再度入梦。

后来我离家出走,终于可以安睡到天亮。

还有一次,我正在打盹,忽然之间耳边响亮的一声爆裂,接着类似金属相击的回声不绝,满眼金花,原来我挨了一记耳光,就在我准备考试,支撑不住,打瞌睡的时候。给我这一记的是我姑妈。第二天我就带着脸上五指的红印子上学去,当时恨不得死掉算了。至今我依然相信,会那么样在孩子睡着的时候,狠狠地来上一记,心态很不正常。要是大多数的长上都这样,那么,我曾经经历过一个狂人充斥的世界。我一直怀疑,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家,就像是个疯人院。

要是闯的祸太大,姑妈就要亲自跟父亲说,然后是父亲亲自教训。

怎么打都不在话下了,更让我忘不了的是,父亲说,要一边打一边叫我数数儿,该打一百下,就按倒了一下一下地打,要脱掉我的裤子来打。挨打的我要亲自数数儿,数错了就重打。但是并没有真的实施过这样的打法,然而便是这么说说,也没有把人当人。有一天到了天堂或是地狱,遇见父亲的话,我会说出那一句来不及跟他倾吐的言语:

“爸,那不该是你讲的话!”

有一阵子,父亲的床底下总是放着打算用来收拾我的藤条,看到那一两根藤条棍棒,就觉得在他心目中我只是个畜牲。在天堂或是地狱,只要能遇着父亲,我还要跟父亲说:

“人,应当做人的父母,不该当畜牲的父母。”

这一部分,我至死也不妥协。但是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不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说?我只能回应,后来我发现他已经一天天地衰弱了,更苍老了,俗务不断纠缠,我照应他都来不及,哪有机会谈这个?面对那样的生命,天生的不忍之心油然而生,只得作罢。然而这可不是说,我同意他们过去加诸我的行为。

姑妈打我的时候,一定要我说出下次不敢了,或是说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等等才罢,要是我哭得厉害,她一定逼我自己亲口说我真没有觉得委屈才罢。这其实跟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又有什么不同?她从不看戏,看戏的话,她会常常看到她自己,那些个酷吏。而且,把小孩的自尊心摧残殆尽,这又是什么家教?我如果有一点点教养,自己也有不小的功劳,未必都由家庭长上而来。

也许有人会想,因为你不是谁谁谁的孩子,所以他们这样地虐待你。说真的,未必如此,我的大表妹挨打的次数一点也不比我少,劲道同样的重。她偷了钱,就会放一点在我的抽屉里,这么一来,我就陪上一顿打。姑妈不是不爱我,几十年后,小表妹跟我说,当年,她从报纸上读到了我的作品,就会去买了好几十份报纸,挨家发放,引以为傲。我去纽约看她,事先没有告知。当时她病在床上,灯影黯淡,见了我如梦如幻,一直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做梦?接着抱着我放声大哭。她真的爱我,我常常想,她爱我也许更超过爱她自己生的孩子。但是,她总是以她深信不疑的方式来爱你,让你吃不消。年纪渐渐大了,我终于明白,要爱一个人,一定不可以用对方不会同意的方式去爱,否则与恨无异。爱谁都好,至少得让对方同意你的爱法才行。人间许多悲剧,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专横,太霸道,爱得跟冤冤相报没有两样,人生苦短,何必如此苦苦折磨?

一九八八年,我到了北京,见到了四十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在一次闲聊中,提起小时曾经挨打,只这么说了一说,八十岁的母亲登时声泪俱下。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个不忍打我的长辈,只是缘分太浅,无由相聚罢了。

多年以后,我终于想清楚了,父亲也好,姑丈、姑妈也好,他们以为打我是给我惩罚。做错事就该有惩罚,天经地义。我却有了自己的定义,他们给我的不是惩罚,而是凌虐,惩罚该有轻重,讲求效果,他们哪里做过这样的评估检讨?没错,他们加诸我的是凌虐。

我的童年总共只有三个长上,父亲、姑丈、姑妈,记忆中没有享受过什么慈爱。棍棒之下出孝子?别扯淡了!我庆幸没有让在这个世界上我仅有的血亲长辈给打得屈服了,幸好心智一直健康无碍,天生的好学深思没有折损。我还是我,没有让他们打成他们要的什么样的孩子,多么庆幸我依然读我自己想要读的书,从来没有因为是个功课差、不列名又留级的学生而自卑自贱。我知道他们为了我好,但是却用了我无法接受的方式。我知道他们活着也不容易,但我却从来没有同意过,这就可以成为打孩子的理由。

现在我也老了,经历了一些人与事,一向最爱的就是小孩子,每次看到小孩子排着队过马路,或是老师带着在美术馆参观,我就什么也别看了,只会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孩子出神。孩子们多么可爱!每一个都是,而且个个的可爱不一样,便是看一眼也情趣盎然,怎么会有人舍得打他们呢?

据姐姐说,我小的时候好可爱,到老听到这一句话时,我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好多年了,当时依然暗吃一惊,因为对自己常常挨打,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当年一定非常不可爱。

后来我自己有了孩子,他们开始也要上学了。在第一次跟孩子的老师说上话的时候,我一定会跟老师讲,我们没有教好孩子,请老师多多指教,但是,真是顽劣不堪的话,请跟我讲,我会带回家来自己想办法,拜托千万不要打他们。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人打我的孩子,不管他是谁,我一定开戒打人,我要为孩子报仇,什么民事刑事在所不顾。那个恳求老师好好地给我打孩子的时代,早就该扔到历史文明的垃圾车里,搅碎了立刻烧个精光。

上学与考试

小孩子所知有限,我要从国语实小转学到其他的省立小学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从青田街到南海路远了些,而且原来管接送的黄包车夫秀桑也不见了。

在台北市,一般的小学是市立国小,大部分学生都依学区分配,只有三所省立小学是要考试及格才能入学,这是我的理解。在国语实小期间有没有考过试?不记得,但是有印象我是班上第十二名。

起先去考的是女师附小,父亲要齐邦媛姐姐带着我去。

习惯成自然,一遇到问题,就会问齐姐姐。考试时,我坐在第一排,遇到了一个难题:那个母鸡的母字,只记得个大概,东南西北怎么摆却搞不清。

抬头一看,齐姐姐正在门口隔着玻璃,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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