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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皇帝-第2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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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停顿。他又补充道：“汇率提高固然短期内不利于出口，但却有利于我国进口物资，扩大在外投资和国内的内需，而此都是帝国之根本。综合利弊，内阁可能为此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臣下有这个责任力推此事。”
既然他心意已决，宋彪也就不再劝说。
只要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本身也不愿意干预内阁的正常政务。
帝国政治的稳定性要远胜于日本，相比于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的长寿和中央政策的稳定性，日本内阁首相基本都是短命鬼，中央政策也经常性的波动。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皇帝同样拥有最高权威的情况下，宋皇帝对于维持内阁稳定具有定海神针一般的功效，只要内阁总体是完善和正确的，哪怕国内有比较多的反对力量，皇帝的支持也能让内阁稳定的推行新政。
既然顾维钧心意已决，宋彪能做的就只能是支持了。
皇帝啊，也要有甘愿为鲜花做绿叶的觉悟。
就在临池阁的湖畔边，宋彪同顾维钧这位帝国临时内阁总理大臣商谈组织上海会议之事，大部分的时间里，宋皇帝只是静静的听着，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设想和倡议，大体而言，顾维钧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
在顾维钧将自己的想法都阐述一番后，宋彪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他回内阁召开大臣例会共同商议细节，具体的事情，他这位当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说。
言多必失。
……
顾维钧毕竟是外相出身，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能敏锐的把握到，在国际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后，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便迫不及待的试图组织上海自由贸易会议，各国对此的反应也都很积极。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国的共同倡议下，总计42个国际和地区齐聚上海黄浦国际特区，就重新恢复世界自由贸易展开会谈。
关于中圆汇率的问题，顾维钧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中圆在1935年直接提高汇率15％左右，二是中圆在未来五年内，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达成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就必须增加黄金储备和外汇，以维持货币储备率，而英美法三国必须保证汇率稳定。
随着中国在工业出口上的竞争力过强，现在只有两个办法来恢复世界自由贸易，一是彻底否决中国在一战后同各国签署的通商协约，重新洽谈新的协约，二是中国提高汇率。
当年同各国签署协约之时，中国是受扶持的一方，条约整体都对中国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国洽谈新约，一是周期太长，二是未必就能争取到过去的条款，所以，中国宁可适当提高中圆的含金量，用提高汇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决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英美各国对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决现阶段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英美都认为中圆汇率至少应该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圆汇率提高70％。
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圆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就会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而且，中圆汇率增加到这种程度，中圆对外输出的力量就会更强。英法也受不了。
各国从1934年的12月一直讨论到1月中旬，最后才各让一步，中圆承诺将名义含金量增加23。25％，这个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国对华转入一部分黄金储备，承诺中国国家银行在未来五年拥有更高的黄金储备优先权。三国还要增持超过20亿的中圆作为外汇储备，减少中圆在外的净流动资本比例。
这和广场协议不同，中国不是英法美三国能够压制的对手，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绝对的地区霸主地位，三国也无法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要想让中国同意将中圆含金量从每圆0。7505克黄金提升到0。925克黄金，英美是必须要付出同等巨大的代价。
如果英美不愿意退让。中国宁可就保持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情况整体上对中国更有利，中国毕竟有亚盟和中法同盟两个固定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让中国提高汇率。各国就必须在上海自由贸易会议中同中国签署一揽子的协约，保障中国在黄金储备吸收上的优先权，确保中国能有效维持中圆的新汇率和货币储备率，欧美和其他各国市场对中国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国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国贸易待遇。
其实在中圆汇率提高23。25％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通过政府内部合理的减税政策，也能进一步弥补成本优势上的损失，关键是将整个市场扩大。
在中圆汇率的问题解决之后，各国想要在上海会议上签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贸易公约就比较容易了，作为会议的主要召开国和主席国，中国也优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国和美国的方案，各国表决和修订之后，最终采取了中美联合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将各国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对应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低发展国家，主要评断标准就是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就首先要签署《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国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法案，限制最低工资，根据这一原则划定四等国家，确定各国的劳动成本，世贸协会的各成员国在关税制定上必须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对应待遇。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级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级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级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日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日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日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日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自由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日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日本，日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游行。
日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23。25％，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自由贸易公约》、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自由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未完待续。）
第275章 彻底乱了
对于中圆币值增长23。25％的这件事，即便从整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长期有利，宋彪仍然充满警惕，他既支持顾维钧以临时总理的担当推行此事在国内外统一意见，又严厉的督促中央内阁政府和国会出**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针对受冲击较大的矿产业、农业制定大幅度的减税政策，提高国内基础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利用英美增持国债的机会，在全国提前推进农村电网和乡镇电网的全面建设，出**《国家科技工业优待法案》，加大对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企业的扶持。
在上海会议召开期间，宋彪一改前几年逐渐减少训政会的惯例，连续每周主持中央训政会，加紧要求中央内阁政府重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对国家第六个五年规划作出全面的调整，提前加快国家电气工业革命的推进力度，在全国继续增加小水电和灌溉工程的推进。
此外，宋彪也临时调整1935年的庐山夏宫会议，将全国工商联合协会、世界华商总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和国内主要的著名企业家、中小企业家代表都召集到庐山夏宫，鼓励企业家调整产业投资方向，增加对亚盟成员国的基础工业、工矿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增加对国外基建工程的投入，以利于同步扩大国内工业出口的需求。
过去因为汇率低估，国内的矿产业资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国际市场的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些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中央政府可以征收较高的营业税收，随着币值的增加，成本的提高。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营，中央政府就必须出**法规大幅度的削减相关税收。
顾维钧的这一任临时内阁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有可能让顾维钧丢掉总理的职务。
……
整个1935年，中华帝国就处于这种汇率提高的特殊经济状况中，因为税收减免政策和中央财政支出的再次增加，使得经济相对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中。国际资本涌入国内和国内资本向外投资的规模都在放大。
随着基础原材料价格下滑，矿业、基础工业利润下滑，在自由经济的原则下。企业财团的投资开始更多的涌向更高水平的工业领域，随着中国和欧美在上海世贸协会的公约之下重新达成自由通商协约，各公约签署国陆续取缔在大萧条期间实施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出口也将重新恢复，并且有可能创造新的高峰，特别是在中国所占据绝对优势的电气、电子、航空、冶金、机床等领域，对于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也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而帝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投资也将持续稳定的良性增长，再由市场推动人才和教育在相关领域的进步。
当然在1935年还看不出明显的大幅波动，但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这种趋势已经体现出来，所以从长远来说。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矿工收入高于技术工人，甚至高于技术工程师的局面会被很大程度的改变。
到了1935年底，在各国签署了《上海世贸公约》之后，总部位于上海的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将负责对全球的各成员国进行gdpm1m2统计，根据这一系列的统计，在1934年，中国gdp规模已经占据世界28。7％，美国约在19。5％，预计在1937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5％，总量超过1340亿美元，约合2180亿中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真的无法扭转和超过了，那也就只能学会接受，对于这样的正式国际组织的官方公报和预测，不管是英法美德，各国都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
同样是在1935年，就在这个帝国时代大变革的一年里，帝国中央军部的陆军正式跨入全面换装的浪潮中，加上海军和空军的军费增长，中央军费开支增长超过7亿中圆，而中央政府财政又面临大幅度减税政策和中央基建开支的扩大，帝国中央政府在1929年之后再一次遭遇了规模惊人的财政赤字，虽然在英美等国政府和国际资本大幅增持中圆国债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暂时没有明显的危机，为了减少赤字，中央政府在1935年12月，还是决定通过四大中央信托公司出售部分在欧美等国的信托资产，这些资产大多数都是在大萧条时期的1929年和1933年之间购入，如今随着国际世界的经济复苏，通过低买高售的政策，也确实能为中央政府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支持。
其中仅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在1930年4月出资购买新泽西标准石油股份，以及在1931年7月兼并德国蒂森和克虏伯两家钢铁巨头的交易，总投入不过2300万中圆，现在的国际市场估价则在5。5亿中圆以上。
……
1935年12月7日。
宋皇帝在中央军部召开中央国防委员会例会。
时光如梭。
从当年的东北新军参谋例会，到后来的中央军部总参谋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例会，再到今天的中央国防委员会常委例会，从东北军到昨日的中国革命军委员会，再到今天的中华帝国中央国防军，一路多少豪杰如长江之浪，前赴后继，前辞后就。
一代又一代。
帝国的24名国防委员中，和皇帝同一时代的已经只剩下7位，蒋雁行正式在今年4月以陆军上将的军衔退役，虽然继续留在中央军部担任特殊顾问官，还可以继续参加国防委员会的例会，却没有了表决权。
蔡锷重新调回军部，恢复军职和陆军上将军衔。补入中央国防委员会。
如果再有战争，未来真正要负责挑起重任的也将是傅宜生、卫立煌、潘兆勤、陈厚甫、陈季良、黄百韬、白崇禧、薛岳、刘亚昭、刘景桂、郭玉谦、徐尉……这一代中高级将领，而如赵庭柱、陈其采、张孝淮、张亚虎、傅良佐、张鸿逵等陆军上将们。他们需要做的就不再是冲锋陷阵。
历史成就名将。
此时的傅宜生并没有获得成为守城名将的机会，但在帝国陆军，他依然是有着很高的名望，被视作治军极严。指挥调度严谨的上将之资。
退休归退休，即将退役也归退役，名望毕竟是名望。
陈其采、赵庭柱、张孝淮、张亚虎、傅良佐这些人在中央军部的地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他们也是陆军大机械化的极力推动者。
一点一滴的进步慢慢累积，到了1935年，帝国在陆军装备上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升级换代，为了节省军费支持海空两军的建设，陆军此时还保留了很多一战时期的坦克服役。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帝国中央陆军从今天开始就将全面换装新型的mbt33型坦克，这一型坦克是在mbt30型坦克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完善而成。1933年正式服役，与之配套的步兵战车是bv2，t系列的t151820作为最新的轻中重型坦克在这两年间都将陆续服役。
因为帝国的mbt系列坦克直接具备取代t1820的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性能，这两型坦克的产能都不会太多，具备轻中型坦克水平的t152型坦克将会配套生产较多数量。和mbt33、bv2组成大机械化陆军。
陆军第一代的直升侦察机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进入部队，但是数量和规模并不大，而这时的直升机也缺乏稳定的性能，只是考虑其军事价值，国防部一直在支持东北重工旗下的西科斯基直升机设计所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沈阳扶持相关产业的长期发展。
因为直升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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