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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敌忾:黄埔将帅浴血抗日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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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七二团,其先头部队刚进至设伏地域,就与井径的出援之敌遭遇,随即改变伏击计划,实施运动歼敌,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400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径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日军警备部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汽车5辆,少有缴获,我两个团也伤亡近百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起及时总结了战斗经验,刘伯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一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徐向前指挥游击战的节节胜利,使日军感到后方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调动主力部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徐向前针对日军“扫荡”行动特点,要求八路军部队灵活采取游击战术,并强调到:
一是要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
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
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
2.创游击战经典(4)
反九路围攻战斗,正是按照徐向前的这些指示,抓住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主力一部给予沉重打击的,共毙伤俘敌2200多人,进而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也开始向着平原地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根据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三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六###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南。徐向前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时,曾预言日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做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
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部队进至冀南后,他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一定要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
(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
(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
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了。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第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心腹地带南宫合围。敌人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进攻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补给。紧接着,化整为零的八路军,又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多人。敌人不但找不着、也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反而还一次次地遭到八路军的袭击,饱尝了深入我根据地的苦头,“扫荡”被迫终止,主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2.创游击战经典(5)
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没有改变。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区域。为此,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地,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已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冀晋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万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日军虽然撤出了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仍被敌人占领,而且这种态势已经构成了对我冀南中心区三面包围的局面。徐向前估计到,这种局面预示着日军很快又要对我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扫荡”了。
1939年1月,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果然开始了。这次“扫荡”,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共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过来,所采取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摧毁抗日根据地。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徐向前与他们分析研究后,还是决定采取基本的游击战,具体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主动放弃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使敌人疲惫或兵力分散之后,再转入反攻,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去打击分散之敌,给敌以重创,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区分为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进攻的日军一开始就以其咄咄逼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不断受到阻击,140华里的路程3天才能达到,而且还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能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被歼。在香城固的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艘全部被消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艇9艘,被击沉一艘,30多人毙命。被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徐向前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有效地实施了平原地的游击战,有效地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2.创游击战经典(6)
一年前,毛泽东还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打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望而却步。
徐向前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作战指导,充分反映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游击战的战法。正如他对冀南平原地作战利弊条件分析的那样:“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战,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的确,徐向前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一套十分经典的平原游击战争战法,这就是:
(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
(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六)无固定后方作战。
(七)开展麻雀战。
(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战法,也完全有别于其他平原地游击战战法,而是完全符合冀南这一特定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战法。所以,运用这些战法,使得冀南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节节胜利。打得敌人寸步难行,连连败退。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一经奠定,新的使命又将徐向前调到了山东战场。来到山东战场之后,他仍然是首先了解分析山东战场的实际,研究山东战场反“扫荡”作战的新特点,由此制定相应的作战指导。
徐向前在研究山东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时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摩擦全面化。
根据这些特点,徐向前要求根据地的全体军民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扫荡”不断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还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要以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2.创游击战经典(7)
军事打击是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主要手段。所以,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徐向前提出粉碎敌人新“扫荡”的原则和战术是:
第一,基本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游击兵团,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数路敌人“扫荡”围攻下,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机动以集中兵力击破敌人一路,或机动地来打击敌人。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所暗算。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防御。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进攻的方法,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如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做自处防御地位,都是不了解争取主力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
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山东军民粉碎日军新“扫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徐向前还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要求,即: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徐向前还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
一是大量培养、选拔、聘请干部。聘请各种人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树立各方面的工作。
二是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
三是加强参谋、机要工作和军需供给工作,开办参谋人员的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制定参谋工作制度,要求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
四是解决军需供给,自力更生,开源节流,这是以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的。每个干部发一块银元,规定要自买鞋穿。部队用槐树花、谷草灰染布。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要只收集自己的,而且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
正是在徐向前的正确领导下,他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6月至7月间部队的数量是万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万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万人。”
3.响堂铺伏击战(1)
“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域。”
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其间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一〇八师团重兵侵犯上党的后方交通线,黎城是重要的补给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
根据总部这一指示, 副师长徐向前决定在这段公路上以伏击战的手段,积极打击日军运输增援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狠狠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为此,徐向前派出侦察人员,对作战地城的敌情进行反复连续的侦察。由此发现,黎、涉这条公路线上,每日都有敌军的汽车来往,运送兵员和军用物资。根据这种情况,进而查明了敌在近期将有180辆军车从黎城开往涉县的情报。
查明了敌情,摸准了去向、时间和掩护兵力以后,徐向前亲自到沿途去选择伏击地域。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地。其中响堂铺附近的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的地形。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一番现地勘察,认为响堂铺南面是高山多悬崖,北面是起伏地。鉴于伏击的目的是大量歼灭敌人,伏击的对象是敌人的汽车运输队。如果在这种蜿蜒于山间谷地,直到小河底狭窄的汽车路上组织伏击,我们居高临下,进退自如,而敌人则处于既无回旋余地,又无依托招架的地形,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后路,守无凭藉,且此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所以,在这种地形上,我们可以从南北两侧依托高地摆兵布阵,以南北两侧的夹击钳住敌车队长龙,东西两头拦堵住敌车队的头尾,180辆汽车,就能让他一兵一车都无法通过。
伏击地形选择好后,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的战斗定于3月31日。这时,又传来了刘伯承师长在神头岭指挥陈赓旅和第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这对参加伏击战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3月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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