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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威尔逊再次受到热烈欢迎，但与英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一开始并不顺利。威尔逊总统对劳合·乔治及英国高级部长没有前往巴黎欢迎他而耿耿于怀，对于和会因英国大选而推迟也感到很恼火。和众多美国人一样，威尔逊对英国的感情复杂，一方面很清楚美国伟大的自由传统来自英国，另一方面又警惕甚至妒忌它的国力。威尔逊对克雷孟梭的亲密同僚安德烈·塔迪厄说：“如果英国坚持在战后维持其海上霸权，美国可以并将会向它展示如何建设海军！”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威尔逊直截了当地对一位英国官员（这位官员立刻把话传给了上司）说：“你们不能说我们是以堂兄弟的身份来的，更不能说是兄弟，我们之间什么都不是。”他接着说，谈论共同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会误导人，因为许多美国人来自其他文化；过分强调两国都讲英语也是愚蠢的。“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两点可以建立和维持英美两国的密切关系，即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而当英国国王向美国总统敬酒称赞美军同时表扬英军时，威尔逊没有回敬，这让英国人更加震惊。劳合·乔治评论说：“我们是患难与共、风险共担的事业伙伴，但我们的会见却没有任何友谊的光芒和愉快的气氛。”
　　但是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于是劳合·乔治开始讨好威尔逊；双方第一次谈话时，关系已经开始解冻。劳合·乔治轻松地对同僚说，威尔逊似乎可以在英国所关注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海域自由以及德国殖民地的前途等问题。他好像只关心国联问题并希望和会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劳合·乔治同意了，他说，这样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其他问题。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会议的议程问题。按惯例，他们大概会与德国以及其他战败国坐下来谈判，签订条约。
　　以往的经验对威尔逊想要建立的新秩序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在欧洲历史及以前的战争中，胜利者和征服者所拥有的权利根深蒂固——例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可以随便占领土地，占有艺术瑰宝，并且战败国还要支付战争费用，有时还要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在最近这场战争中，大家不是对此表示反对了吗？双方都在讨论没有附加条件的公正的和平，都要求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协约国的呼声比同盟国更大，更具有说服力。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民主、正义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是战争目标了。威尔逊利用会议议程，把它制订成一套有关美好新世界的许诺。当然，他允许战胜国的一些赔偿要求：法国可以收回其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德国赔偿其给比利时造成的损失。然而，法国人还有更多的要求：可能的话，希望德国割地赔偿，但一定要得到不再遭受其进攻的安全保证。英国人想要几个德国殖民地，意大利人想要巴尔干部分地区，日本人则想占领中国的部分地区，这些符合新外交政策的原则吗？此外，中欧的所有国家，有的已经建立，有的还在酝酿，都有各自的要求。还有殖民地人民、女权运动者、劳工代表、美国黑人宗教领袖和人道主义者。相比之下，越南国会显得比较简单低调。
　　克雷孟梭和劳合·乔治在与威尔逊的第一轮讨论中都指出，在前期会议上，让协约国成员表明各自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威尔逊没有促成此项提议。如果所有预先制订好的和平条款都得以实现，那么和会就是徒有虚名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准备举行几次非正式会谈，以促使协约国达成共同立场。劳合·乔治对同僚说：“这其实是一回事，但总统先生还是坚持己见。”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在巴黎会面进行初步探讨——最多几周时间——然后再坐下来与敌人进行谈判。此时威尔逊认为或许该返回美国了。
　　在与这些他即将亲密共事的人初次接触后，威尔逊前往意大利，受到了更加狂热的欢迎。但是欢呼声、招待宴会以及私人会面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是有意的。他觉得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但统治者却故意拖延，迟迟不作决定，其邪恶的动机不得而知。法国政府试图安排他参观战场，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对一位圈中密友说：“他们想让我去看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地区，让我看到鲜血，以使我倾向于英、法、意政府。”他不能受其影响，制订和平方案必须冷静，不能感情用事。“即使法国被炸成空壳，也不能改变最后的方案。”法国对此怀恨在心，甚至在三月份威尔逊到法国短暂访问时，依然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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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印象（3）
威尔逊总结，他和法国的意见并不像豪斯所说的那么接近。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详细的会议议程，并把国联问题置于要讨论的重大事宜的最后。阅历丰富的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凯姆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和会的任务是结束与德国的战争”，国联问题完全可以往后推。许多法国官员认为，国联只是战时同盟的延续，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实施和平条款。一份内部文件说，难怪许多法国民众天真地认为“国联对我们有利”。克雷孟梭公开对此表示怀疑。威尔逊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强调，国联是为成员国提供安全的最佳方式。讲话第二天，克雷孟梭在议会发表演说，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他明确表示：“有一种旧的联盟体制叫均衡权利——我并不拒绝，它将是我在和会上的指导思想。”他还不无恶意地提到威尔逊的“Candeur”，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直率”，但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可怜的天真”［官方记录上把这个词换成了Grandeur（庄严）］。美国代表认为，克雷孟梭的讲话是对美国的挑战。
　　那次讲话以及美国的反应，埋下了最终演变为暴烈持久的戏剧化局面的导火索，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思想行为纯粹的高洁之士，照亮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另一方面，畸形丑陋的法国怪兽，满怀愤怒和恶意，一心想着报复。一面是和平，一面是战争，听起来可以编成一个好故事，但这对双方都不公平。两者都是自由党人，都保守地对巨变持怀疑态度，但性情和经历把他们截然区分开。威尔逊认为人性本善，克雷孟梭却表示怀疑，他和欧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曾经对威尔逊说：“请不要误解我，我们也是带着你常说的崇高的本能和理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塑造了我们。我们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强硬坚韧。”而威尔逊却生活在民主环境中，“我生活的世界是孕育美国民主党追随者的好地方。”威尔逊确信武力最终会失败，而克雷孟梭却看到了它的频频胜利。一次午餐时，他对劳合·乔治的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我发现运用武力是正确的，这只鸡为什么在这儿？因为它不够强大，敌不过想杀它的人。武力的确是个好东西！”克雷孟梭不反对建立联盟，只是对它不抱有太多的信任。他本来也许支持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但近代历史清楚地表明了时刻保持武装以防万一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忠实地反映了民众的观点，法国人始终对德国极度怀疑。
　　1919年1月的第二周，威尔逊返回巴黎等待前期会议召开。他下榻于法国政府提供的一套私人住宅，非常舒服（威尔逊曾开玩笑说，美国通过给法国贷款间接地支付住宿费用）。缪拉酒店属于拿破仑时代一个伟大战士与拿破仑妹妹的后裔，后来借给了法国政府。随着美法关系恶化，缪拉公主将酒店收回。因此，威尔逊一行人，包括其私人医生以及威尔逊夫人的社交秘书，不得不住在堆满古董、冷清却金碧辉煌的房间里。一位前去采访总统的英国记者看到，威尔逊身穿灰色法兰绒西服坐在一张宏伟的帝王桌前，头顶悬挂着一只铜制巨鹰。
　　美国代表团的其他人住在稍远一些但同样非常豪华的克里昂酒店。一位美国教授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分到一间很大的房间，高顶，白色镶板，有壁炉、宽敞的浴室和舒适的床，全部用鲜艳的玫瑰色装饰。”美国人非常喜欢那儿的食物，对周到的服务也非常满意，而且觉得缓慢的老式液压升降机非常有趣，它有时会突然悬停在楼层之间，直到足量的水从一个水箱流到另一个水箱。由于酒店较小，办公室只好分散在附近，有的就在马克西姆昔日的私人餐厅，那里依然散发着陈旧的酒味和发霉的食物味道。几个月间，美国人为克里昂增加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家理发店，私人电话网络以及一顿丰富的美式早餐。当然还有门卫及在屋顶巡逻的哨兵。曾生动地描述过和会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说：“整个地方就像一艘美国战舰，味道很怪。”到访的英国人也对美国人严肃的等级观念惊诧不已；与英国人不同，美国的重要人物从不与下级一同就餐。
　　兰辛及其他两个全权代表怀特和布利斯的房间在二楼。但真正的权力中心却在他们楼上，即豪斯居住的防守最严的大套房。他喜欢坐在那儿，制订计划并吸引权贵前往。总理、将军、大使以及记者纷纷去拜访他。他与总统的关系始终最为密切。他们每天都要交流沟通，要么当面谈，要么通过军队技工安装的专线。有时，威尔逊会漫步到克里昂，但他从不在二楼停留，总是直接去楼上。
　　

巴黎（1）
1919年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调停人员齐聚一堂，当时的巴黎悲伤而美丽。人们情绪低沉，神情悲哀，但妇女依然格外优雅。一位加拿大代表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这儿，经常可以遇到似乎从《巴黎生活》或《时尚》中走出的身影。”有钱人依然可以买到漂亮衣服和珠宝。有物资供应时，饭店依然令人赞叹。夜总会里，舞伴们欢快地跳着新式狐步舞和探戈。天气也异常温和，公园里青草依依，有些花依然绽放。由于前阵子下了很多雨，塞纳河河水猛涨。河堤两岸挤满了观看涨潮的人群，街头艺人欢歌笑舞，庆祝法国的伟大胜利，高唱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然而，刚刚结束的大战的迹象无处不在：来自北部废墟的难民、缴获的德国大炮、德军炸弹所到之处成堆的瓦砾和用木板遮挡的窗户。一个巨大的弹坑印在杜拉瑞宫玫瑰园。由于人们把树砍了当柴火，林阴大道两旁成排的板栗树不时出现空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也因安全起见被存放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淡黄色的玻璃，温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照射屋内。煤炭、牛奶和面包严重匮乏。
　　法国社会也满布创伤。虽然胜利的旗帜在路灯杆和窗户上高高地飘扬，但到处可见四肢不全的人及退伍军人身穿破旧的军装在街角乞讨，几乎每两个妇女就有一人服丧。左翼媒体要求革命，右翼要求镇压，罢工和抗议接踵而来。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满街都是身穿法国蓝色工装的游行示威的男女以及反游行的中产阶级。
　　英美都不希望和会在巴黎召开。正如豪斯在日记中写道：“公正的和平很难达到，而在交战国首都的氛围中就几乎不可能了。结果也许还不错，但也可能是个悲剧。”法国人易激动，由于遭受的苦难太多，对德国深恶痛绝，所以很难营造和会需要的冷静的氛围。威尔逊一直希望在日内瓦举行，但来自瑞士的警报说日内瓦正处于革命边缘并饱受德国间谍之苦。而克雷孟梭坚决要求在巴黎召开和会。后来，劳合·乔治非常恼火，他说：“我从来不想在他的首都举行和会，豪斯和我都认为在中立国举行会更好，但这个老家伙哭哭啼啼，反复抗议，使我们不得不让步。”
　　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克雷孟梭临终前要求正对着德国而葬。他倾其大半生警防法国之强邻，这样说毫不过分。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年仅28岁，是法军战败后依然战斗在巴黎的青年共和军的一员。他目睹了城市的饥荒、法国政府投降及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代表，他反对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作为一名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并最终作为总理，他一直发出相同的警告：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由于德国对法国的罪恶行径，我一生所有的恨全部给了德国。”1871年之后，他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只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说，问题不在法国，“德国认为主宰他人意味着胜利，而我们不认为战败就要受奴役”。
　　为了争取胜利，克雷孟梭始终认为法国需要联盟。1914年之前，德国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其工业、出口额及财富都在增长，而法国则停滞不前，且出生率下降。现在，纯粹的士兵数量在决定战争胜负时影响力变小，人们很难想像在当时召集大规模军队前往战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许可辩论中，克雷孟梭对法国参议院说，对德和约“没有明确指出法国人必须多生孩子，但这却是包括在内的首要大事”。这些劣势是法国人求助于其宿敌——东部的沙皇俄国和海峡对岸的英国的原因，他们需要借助俄国的人力和英国的工业及海军力量抵抗德国。1918年，形势大变，但内在的不平衡依然如故。德国人仍然比法国人多，基础设施大体完整的德国多久能够恢复经济呢？而且，现在法国也不能指望俄国了。
　　和会期间，法国盟国对法国的顽固、贪婪和强烈的报复心非常恼火。他们没有遭受过法国所经历的苦难。列有一战和二战死亡名单的战争纪念馆遍布每一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向人们讲述着法国的惨重损失。四分之一介于18岁和30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死于战争，共有130多万。而战前法国总人口是400万。法国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交战国都高，而且还有260多万士兵在战争中负伤。在北部，大片土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带有一排排十字架的战壕纵横交错。在战斗最惨烈的凡尔登周围，生灵涂炭，鸟声绝迹。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动力的煤矿被淹；工厂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被德国抢走。6，0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战前曾出产法国20％的粮食，90％的铁矿和65％的钢铁，现在完全被毁，如果威尔逊早点去法国亲自看看这些损失，或许更能理解克雷孟梭的要求。
　　和会中，克雷孟梭想把所有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代表团动用了法国最好的人选，但在和会最初四个月却根本没有会面。令他们气恼的是，克雷孟梭很少咨询外交部的专家。他曾邀请来自大学的专家起草法国经济及领土索赔报告，并出席和会中多如牛毛的委员会，但对他们也不重视。来自伦敦的聪明的老头保罗·康邦抱怨说：“他的想法毫无组织，工作不讲方法，所有工作及责任都集于一身，因此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这位78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每天接待50个人，日理万机，而这些本应该交给部长大臣们处理的……我在战争中都没有像现在和谈时这么难受。”
　　

巴黎（2）
克雷孟梭的外交部长毕勋和蔼、懒散、优柔寡断，他每天早晨接受指示，从未想过不服从命令。克雷孟梭非常喜欢他，但却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喜欢。有一天，他突然问：“谁是毕勋？”有人回答说：“你的外交部长。”“原来如此，”他说，“我都忘了。”还有一次，毕勋和一帮专家在幕后耐心等待会议开幕，克雷孟梭嘲笑鲍尔弗的顾问太多，鲍尔弗反讥道：“他们的工作和与你在一起的更大的一帮人做的事一样。”克雷孟梭气急败坏。转过身向毕勋说道：“统统出去，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克雷孟梭也讨论问题，那就是晚上在他房里，与包括忠实助手亨利·莫达克将军，聪明但令人讨厌的安德烈·塔迪厄以及实业家路易斯·卢舍尔在内的一小群人。他让警察看着他们，让他们时刻保持警觉。每天早上，他都会给他们发一份材料，里面详细记录了前一天的活动。他总是尽可能忽略他讨厌的雷蒙德·庞加莱。
　　在漫长的一生中，克雷孟梭坚持自我，不可战胜。他的敌人声称他歪斜的眼睛和残忍的性格是匈奴人遗传的。他于1841年出生在法国某地一个小绅士家庭，该地区环境优美，却有暴力历史。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总是站错立场；在天主教胜出的宗教战争中，他们是新教；法国革命中，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皇派，克雷孟梭一家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共和党，激进而且坚决反对教士。克雷孟梭觉得小市民都是傻瓜，但他经常回到家族阴暗的庄园宅邸，这里是石板地面，壕沟环绕，陈设简朴。
　　和父亲一样，他学医出身，也和父亲一样，他从不看病。对他来说，学习始终是位于写作、政治活动和恋爱之后的。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被吸引到激进的知识分子、记者和艺术家云集的巴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