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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博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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杌惚ǎ骸耙桓隼眯挛琶教濉⒑１ê�###发动的猛烈运动正在德国悄然兴起，以期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合法基础：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外交部设立了特别的战争罪部，以发表批评论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城，年轻的希特勒响亮地谴责“可耻条约”的声音吸引了人群。
在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认为和谈者对德国非常不公平。在随后的十年里，回议录和小说如德国的《西线无战事》（英文版发行第一年就售出了25万册）都反映了交战双方的士兵遭受了同样的战争痛苦。战前秘密文件的出版打破了德国应该独自承担战争责任的预设。这些书从战争根源上，将战争责任平均地分配给了已瓦解的俄国政权与奥匈帝国、武器制造商及资本主义。
德国的无数民族主义者时刻将冤屈牢记在心，他们使数百万操德语的人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在波兰，在自由之城但泽。他们认为裁军条款是伪善的，禁止德国与奥地利联盟是违背自治原则的，赔款则是“惩罚性的”和“野蛮的”，因为德国无权知道赔偿金额，但必须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在德国，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强制条约）将为经济失常负全责：高物价、低工资、失业、税、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赔款负担的话，生活将恢复正常，阳光灿烂，啤酒城、酒窖和公园里也将充满欢乐。德国人没有意识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是高昂的，而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无法将这种代价转嫁给任何人。他们也没有领会到，没有人能够履行条约，偿付赔款从来就不意味着什么，正如公众舆论中提到的庞大赔偿金额一样。
1921年，在伦敦，最后金额确定为1320亿马克（相当于66亿英镑或者330亿美元）。事实上，按照严密的公债体系和复杂的条款，德国最终被许可只需偿付这个金额的不到一半。剩余部分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偿付，比如德国出口得到提高。德国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良好的信用，比如赔偿了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烧毁的比利时鲁汶图书馆的图书，以及将波兰领土上的德国铁路移交给波兰（波兰试图要求获赔在斯卡珀湾被毁坏的军舰，但没有成功）。虽然多次修改偿还计划，德国仍申辩赔款难以承受。事实上，与魏玛政见难得地完全一致，所有的德国人都感到他们承担的实在太多了。德国周期性地不履行偿付责任，1932年，它最后一次也永远没有再履行这个责任。1919年奥兰多曾对此有过警告，他说还债能力与债务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这将是很危险的，”他补充说，“采用这种会导致不良信念和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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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账单来看，在1918年到1932年期间，德国大概偿付了220亿金马克（相当于11亿英镑或者45亿美元）。这大概只些微小于1870年1月的普法战争中，经济薄弱的法国赔付给德国的数额。可以说是数字问题，也可以说它们根本不相干。无论如何德国人确信赔款正在损害他们。如果德国不打算再偿付赔款，协约国也不打算再强其所难。当他们还拥有《凡尔赛条约》所赋予的制裁权时——特别是延长对莱茵兰的占领期——他们一定要使用。但是在1930年代，英法政府都未在赔款问题上这么做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是依据《凡尔赛条约》建立的、监察德国履行军事条款情况的组织。1924年，它的一个英国成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德国军方有组织地阻挠他们的工作，并普遍存在违背条约裁军条款的问题。对于这种中伤，德国爆发了一场抗议风暴（多年后，希特勒当权后，德国将军们承认那篇文章是正确的）。德国人说，在什么地方全面裁军被如此频繁地讨论？为什么德国是惟一被要求裁军的国家？批评国联并显然退出国际事务的美国也不能不这么认为。英国也是如此。当指责德国不履行军事条款时，法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
其实，在那时即便是法国也没有完全了解到底情况是怎样的。飞行俱乐部突然就大行其道，并极具影响力，从而当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顷刻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一支空军。德国最大的普鲁士警察部队的组织和训练越来越军事化。该部队的军官常常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德国军队。1918年冒出来的自发组织自由军团解散后，其成员独辟蹊径地与劳动群体重新组合，从事比如自行车代理商、巡回马戏团，以及侦探社等工作。有些则成批地进入军队。《凡尔赛条约》规定军队军官数在4，000人以内，但没有规定士兵的数量。所以德国军队里有40，000军士和下士。福煦是对的，自愿军可以为迅速扩充提供支持。
曾经制造坦克的工厂现在反常地生产重型拖拉机；相关的研究只能为将来服务。在柏林的酒店里，人们开玩笑地说，一个婴儿车厂的工人从厂里偷带零部件回家，准备给自己新生的孩子组装一辆车，可是当他把零部件组装到一起才发现是一架机关枪。在欧洲安全的中立国，如荷兰和瑞典，由德国最终所有的公司在继续生产坦克和潜艇。远离控制委员会的探查视线并且最安全的地方是苏联。1921年，两个被鄙弃的欧洲国家认识到两国可以互助。在获得秘密的坦克、飞机和毒气的试验空间后，作为回报，德国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当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其他细节，德国被一个报复性的和平条约所击垮的图景难以再自圆其说。德国失去了领土，这是战败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它赢了这场战争，不要忘记，它当然要拿下比利时、卢森堡公国，还有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大部分的荷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反映了德国最高司令部对东部边境的意图。即使是失去了那些领土，德国仍然是战乱中苏联以西最大的欧洲国家。它的战略地位比1914年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新兴的波兰现在成为挡住原德国威胁的屏障。奥匈帝国崩溃，德国东部边境只有一连串弱小而纷争不断的国家。1930年代，德国在这一区域很好地拓展了政治经济，并在这些国家中居主导地位。
东普鲁士从德国剩余领土中分裂出来是个刺激，但这对于普鲁士历史没有任何新意，历史上普鲁士的领土大多是由分散的地区捆绑而成。难道这样的分裂必然会带来麻烦吗？阿拉斯加就是从美国分离出来成为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华盛顿和渥太华最后一次为权力移交而相互抱怨是什么时候？关于波兰走廊的真实问题是，因为对波兰人的态度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憎恨等种种原因，两次战争之间许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接受它。如果波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的话，边界问题就不会如此棘手。但泽成了一个自由城，但它仍然对德国投资和德国海运开放。
在西部，德国也面临有利形势。战争使法国严重衰竭，到1930年代，虽极不情愿，但已难以重振雄心与德国对抗了。在被美国众议院否决后，美英的担保已经毫无意义。法国与欧洲中部弱小而纷争不断的国家建立联盟的尝试是孤注一掷的办法。法国从英国那里没能寻找到支持，英国表明大英帝国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和谈者并没有削弱德国的最好例证在1939年后才出现。
西方民主政治中有不同的领导阶层，魏玛德国也有强势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大萧条的破坏，一切将会截然不同。并且如果希特勒没有在德国大众中煽动仇恨，在民主政治中掺入许多罪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会这么快就爆发第二次战争。无需去谴责《凡尔赛条约》，因为它从没有被坚持强制执行，或者充其量只是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没有限制德国破坏欧洲和平的力量。1933年，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德国拥有了一个致力于破坏《凡尔赛条约》的政府。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但泽对获胜的德国人说：“你们并没有做什么，只不过是补救那些严重的后果而已，这些后果是由历史上强加于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欧洲的各种毫无道理的指令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是去补救不是别人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家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镜厅（10）
尾声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巴黎的世界政府自然解散。威尔逊当晚离开，留给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的是第二天早晨的火车专列（后来英国政府恼火地发现法国政府给他们寄来了金额巨大的火车费账单）。奥兰多的政府已经垮台，他也已离开。四巨头中只有克雷孟梭继续留在巴黎。他用整个夏天使《德国条约》在国民大会上获得了通过，并且一直在督察7月的国庆日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惟一的停歇是对北部被毁坏地区的短暂访问。记者和代表们都已离开，巴黎的酒店恢复往昔的经营状态，而妓女们却抱怨生意都跑了。这个夏末，英国离开了马捷斯特。20年后，它成为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的总部，这次占领巴黎的是德国军队。
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1月，后期的状况就像明星早已离开的戏剧表演。外交部长和外交官接管工作，但他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自如地掌控外交关系。重要决定通常还要上交在罗马、伦敦或华盛顿的上级来做最后决断，并且棘手问题会由特别会议一再推敲，然后再决定，1919年到1922年间，劳合·乔治曾33次单独参加这个特别会议。
1919年1月到6月期间，和谈者们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成立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分配了委任托管权，签署了对德条约，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条约也几乎完成——但仍有许多未尽事宜。俄国边境仍然动荡不定，并且它周边还有哪些国家会独立仍不明朗，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欧洲中心，那些受创帝国的边界也还存在争议。草率允许希腊登陆士麦那的决议引发系列的抗议，直到1923年才结束。
然而，一些重大问题在和会初期就被和谈者们搁置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或许暂时被牵制了，但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之间漫长的对抗刚刚开始。德国问题仍困扰着欧洲。协约国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德国仍然很强大。
民族主义势头还很猛健，一直在积聚能量。它在欧洲中心、中东和亚洲仍然有广泛的基础。很多时候，和谈者们发现自己只是在应对一些既成事实。南斯拉夫、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巴黎和会前就已存在。和谈者们所能做的，只是设法阻止欧洲的分化以及中东接连不断的民族分裂，并且尽可能地划定合理的边界。建立以一个民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国家在1919年还没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让欧洲所有波兰人都到波兰去，所有德国人都到德国去，这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有30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他们是国内人反对的目标，又被国外同民族的同胞寄予厚望。
1919年寒冬，维也纳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接待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中年人代表团。他们的小镇有60，000人，700年前就开始说德语。现在斯洛文尼亚将要成为新国家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他们很担心，不愿意被“劣等人”统治。美国愿意收留他们吗？伟大的泰迪·罗斯福年轻的堂兄弟尼古拉斯·罗斯福将这一要求向上级做了汇报，但没有任何结果。然而，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年长的德国人都不会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部分欧洲中心区德国人被强制驱逐出去，他们这个群体注定要消失在其他民族之中。
1919年，驱逐少数###仍然让世界担忧，这些少数民族拒绝被强制同化。对此多数民族似乎只有容忍，而这恰好是许多国家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品质。和谈者们尽最大努力将优待少数民族的责任强加给各国政府。欧洲中心的新国家和小国家必须签订条约以约束其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且承认他们使用自己语言等权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提出抗议。罗马尼亚的玛丽亚女王质问威尔逊，美国黑人或是英国爱尔兰人在国内被同等对待了吗？罗马尼亚首相布拉蒂亚努要求知道为什么他的国家被挑选出来，意大利有少数民族为什么不用签约。东欧是不一样的，克雷孟梭毫无意义地对他说。虽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终还是签了这个条约，但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少数民族条约一直显得软弱无力。1934年国联放弃监督执行的尝试，并且与棘手的少数###相比，各大强国还有更多烦心的问题。不过也有可喜迹象：爱沙尼亚自愿让少数民族独立。以瑞典语居民为主的奥兰群岛1919年后继续由芬兰统治，但是一个特别条约保证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屠杀讨厌的少数民族。1945年，在希特勒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结束后，欧洲只剩下不到全部人口3％的极少的少数民族人口。
1919年，和谈者们感到他们已竭尽全力，他们已不再幻想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6月28日离开巴黎时，威尔逊对妻子说，“好吧，小姑娘，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是的，一切也都在那些将要统治这个世界的人的掌控之中，他们中一些人曾在巴黎见证这一切——比如日本的近卫王子或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些人则远远地观看了这一切。在意大利，当旧的自由主义秩序在邓南遮等人的攻击之下分崩离析之后，墨索里尼从民族主义政治中快速脱颖而出。那年6月，在慕尼黑，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也为德国历史增添了荣耀，而给世界、犹太人带来了不幸。他已发现自己作为思想家和演说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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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1）
劳合·乔治当政三年多，在被迫辞职后，尽管一直是国会成员，但是直到1945年去世，再未担任任何公职。他关于巴黎和会的回忆录很有趣，常常有不准确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件错误的事情他总会谴责法国和美国。1919年末，克雷孟梭很不明智地参与角逐法国总统。原本希望获得欢呼喝彩，可是当他清楚地发现将遭遇反对时，一怒之下退出竞选，并马上离开了法国。随后的一年，他都在旅行中度过，并继续写作，这是一项双重的庞大得几乎不切实际的工作，一方面是有关哲学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短期研究。德摩斯梯尼警告文明而博爱的公民们，他们正处在来自马其顿王国的野蛮人菲利普的危险之中。他拒绝出回忆录，并于1928年销毁了大部分文章。他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不屑对过去妄加评论。福煦去世后出版了一本抨击他的书，使他备受刺激，最终他又拿起笔应辩，以捍卫自己在战争以及巴黎和会中所做出的贡献，但直至1929年11月他去世时，仍未完成。所有与他在巴黎和会内部工作相关的秘密成了永久的悬案。
威尔逊的结局最悲哀。回到美国后，他就陷入了一场与参议院就批准《凡尔赛条约》以及国联问题的斗争中。他获得了多数人支持，但不是所需的三分之二。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对手一直在活动：西部的孤立主义者，认为他背叛自己原则的进步论者，认为他会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英国对抗的爱尔兰美国人，不信任美国民主党的共和党人，不信任威尔逊的美国民主党，因为他们被威尔逊冷落多年，但他一直得到不安分的共和党参议员洛奇的支持。
威尔逊可以建立自己的联盟。他本可以将美国的保留意见包含在对国联盟约的表决中，这样就能赢得反对阵营里的较温和者（当然他的同盟者是否会同意这种改变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他拒绝做出让步。他说他的对手们被最低级的本能所左右着。“他们将在历史上刻下最为可鄙的名字。”他决定转向人民。1919年9月2日，他离开华盛顿开始横穿祖国。
威尔逊最亲近的顾问恳求他不要离开。从巴黎回来后，他就马不停蹄，条约在参议院悬而未决，穿越全国的长途劳累使那个夏季漫长而艰难。威尔逊义无反顾，即便不得不献出生命也要挽救条约。“目前世界面临巨大灾难，”他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去筹划个人的未来。”登上专列时，他开始抱怨持续不断的糟糕的头痛。
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一直向西前进，一场接着一场地演讲。听众人数越来越庞大，热情也越来越高，但他的头痛也愈发严重。这时从华盛顿传来不幸的消息。仍因俄国之行被批判而痛心的布利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列举他在巴黎的桩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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