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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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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 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 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 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 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 《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忧“天乳”〔1〕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
〔2〕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3〕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4〕,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5〕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
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6〕。有人以不得樊增祥〔7〕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 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 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 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 《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 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谈“激烈”〔1〕
带了书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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