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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征服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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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时又收复3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户。同年钱叔以吴越归宋，得550680户。次年平北汉，得35220户。共得737878户。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户数，约为380余万户，再加上至太平兴国末年的自然增长户数，约为400万户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记》的统计却是6499145户，七八年间竟然猛增200多万户，增长率为6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定有异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记》是各种户数统计最详细的，表中所列户数，是当时宋朝版图之内州郡的户数，相当可靠。那么，这就意味着宋太祖朝的户数有问题。事实上果然有问题。
上文说到建隆元年的户数过低，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与后周户数相比得出的疑问。赵匡胤陈桥兵变，继承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周显德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卷146《食货志》）则显德六年的总户数为2309812户。显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仅1年，但宋初的户数为何仅仅96万余呢？
一个重大问题就这样被揭露出来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户数，如前文所说，目的是“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故而先制定的是“以四千户以上为望……”，再公布各等县的数量和户数，最后公布的是总户数。＇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问题的关键在于，县望等级的确定，依据的并不是总户数，而仅是主户。《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与上文内容相同，但讲的更具体明确：“今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云：“应天下县据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6＇（卷10《户口》）；《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也载：“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取四千户已上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诏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方得结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货》11之2、69之78）特意强调必须是纳税的主户才算数，并要地方官结罪担保，违者即受法律制裁，以示严肃性。宋神宗熙宁七年，梓夔路察访司向朝廷提交申请报告说：“遂州青石县、合州赤水县主户各及三千已上，昨并废为镇，人不以为便，乞仍旧为县。”遂获批准。＇1＇（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主户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县的标准，因而重又恢复县制。表明以主户数量升降县等是切实长期执行的。以上情况证实，建隆元年的户数只是主户数，根本不包括广大客户，而后周显德六年的户数才是总户数，也可视为建隆元年的宋朝总户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建隆元年的主户也不是全部州县的户数。我们已知，宋初统计的户数是从重新升降天下县望而来的，而当时明确诏令“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并统计主户数的是其余5等县，凡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共431县。但当时实有638县，＇2＇（《方域》7之25，《食货》69之77，《职官》11之75、58）；＇4＇（卷85《地理志序》）也即还有207个为赤、畿、次赤、次畿县的户数没有统计，因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户数而确定等级。一般而言，这些地望高的县多属大县，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属县，至少可以说，还有32％的户数不在总数之内。因此宋初的户数非但不是总户数，也不是主户的总数，与应有户数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义不大。＇2＇
接下来的户数比较复杂。我们发现，平定诸国的户数与《太平寰宇记》相应州郡的户数相比，差距很大。请看下表（收复时户数据《宋史·地理志序》）。
表中显示两种情况。其一，《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少于收复时的户数，荆南、南汉、漳泉、吴越4地即是。这种现象，与灭国后户口逃亡、迁移有一定关系，各国当时所报户数也可能有虚夸，或者可能有误。如据《隆平集》卷一二载，漳泉户数为110021，吴越户数为334932，与《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户数差距很大，但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倒是前后相适应。暂此存疑，更俟详考。其二，《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大高于收复时的户数，湖南、后蜀、南唐、北汉即是。其中与湖南、后蜀的户数相距20余年，与南唐的户数相距10余年，与北汉的户数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记》所载的主户数，则接近而且都高于收复时的户数。也即这4国收复时的户数，极可能是主户数。
《太平寰宇记》中，指明是主户的有3625366户。另有主客不分户390510户，按当时主户占总户数的58％计，其中约有226495户应属主户。则当时约有主户3851861户。此数与宋太祖末年的总户数接近，也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00余万户较适应。下列两条史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户口》：“开宝末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
道末户四百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记》的户数是主客各类人户的总户数外，宋初两朝的户数尽管有的标明是“主客户”但实际上都是主户或主要是主户数。这样，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户是总户数，除去上述主户，另有2638346户为客户。表中显示的另一个奇怪现象也得以解开：宋太宗至道三年户为4132576，至宋真宗咸平六年却为6864160，6年间猛增2731584，增长率为66％，年均增长455430户，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后者是总户数而前者并非总户数。而从《太平寰宇记》的6499145户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户，约19年间增长365015户，增长率约为5．6％，平均每年增长约19211户，便是正常态势了。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与海外交往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紫矿、鍮［to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高丽人民从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cn。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南宋还造过很多车船。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南宋时，车船已在水军建制中大量使用。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四轮、六轮、八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水军攻打洞庭湖起义水军杨么，出动八车战舰两艘，小型车船海鳅舰20艘。交战中，沚江水落潮，宋军来不及撤退，大小车船及造船工匠高宣等一起被俘。从此，杨么起义军有了造车船的技术，就仿造了大小车船数百艘。其中有24车的扬州载，32车的大德山等巨型车船29艘。宋代最大的车船“船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船高两重或三重，可载千余人。上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拍竿击碎之”。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到采石犒军，他能在危难中组织、鼓励将士，分军队为五，其二傍东、西岸，其一驻守中流，载精兵为战。其二藏于小港。这时，金主完颜亮已挥小红旗指挥部下数百艘船渡江，转瞬间已至江南岸70余艘。虞允文鼓励将士，中流以海鳅船（车船的一种）冲击敌船，大获全胜。完颜亮至瓜洲镇。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金兵败退，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80里海中），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也驻于此。元军步步紧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1279年1月，元军主帅（宋降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2月，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1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府规定，对西方贸易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周去非著）、《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é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这些国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最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主要码头、港口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中国至苏门答腊岛东南）。广州到三佛齐用38天。三佛齐古称室利佛逝国，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国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饶超过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阇婆的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中国至印度）。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班达亚齐，扼孟加拉与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白锡等。从广州至蓝里40日，过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个月到故临（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带）。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中国至阿拉伯）。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中国远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常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中国”（《岭外代答》）。
（6）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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