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铡Ｓ止�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五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攘夺府邸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逭，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
　　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没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没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的估计。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十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三十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抄没后的财物一百一十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她正在为她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悼不已而无心置问。李伟死后被封为国公，并允许长子袭爵。要是张居正还在，这种本朝前所未有的殊荣旷典是决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会用爱惜朝廷名器这一大题目出而作梗。仅凭这一点，慈圣太后也不可能再对张居正有任何好感。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士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四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九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皇帝掌权（1）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二十四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十五年了。对他来说，这十五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七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至于房屋或卖或租，对国家大事则无关紧要，就不必琐碎饾饤地加以记录了。
　　【注释】
　　*本书中所叙皇城及紫禁城的轮廓及各宫殿的名称，所据为《春明梦馀录》。宫廷中的生活，以《酌中志》所记为最详，《宛署杂记》也有记载，《菽园杂记》所记各节，则在本书所叙述的时代之前。
　　①见《神宗实录》页3398，《万历邸抄》卷1页349所记与《实录》稍有出入。万历并没有举行这次午朝。《大明会典》卷44页10所叙万历午朝，实际上是张居正当国时代召集少数大臣在御前询问，和一般的朝会不同。参见《实录》页1568。
　　②据《大明会典》卷39页1～7；《春明梦馀录》卷27页5；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48、184。
　　③《穆宗实录》页1537～1543、1585～1586。
　　④各种仪式的记述，可参阅《大明会典》及《春明梦馀录》的有关章节。献俘的详情据《涌幢小品》卷1页18～19所记加以描述。该书所叙献俘的时间稍后于1587年。
　　⑤《神宗实录》页1432～1434、3339。
　　⑥《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00、4948。
　　⑦《神宗实录》页3100～3101、3117～3118、3131。
　　⑧《大明会典》卷60页1～31。
　　⑨《明史》卷49页555～556；《大明会典》卷51页1～6；《春明梦馀录》卷15页16～18；《宛署杂记》页116。
　　

皇帝掌权（2）
⑩《大明会典》卷44页11～12、22～32。
　　《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14。
　　《孝宗实录》页2449。
　　《武宗实录》页3689。
　　《穆宗实录》页246；《春明梦馀录》卷23页27。参见《病榻遗言》卷1页14、19。
　　《神宗实录》页145～146。
　　《神宗实录》页3341、3375、3455。
　　《神宗实录》页4104。
　　《明史》卷213页2479，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60。
　　《明史》卷14页1483；《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神宗实录》页1369、1529；《酌中志》卷5页29、卷22页195。
　　《神宗实录》页151～153、1009、1040、1465；《大明会典》卷52页5～6。
　　《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90、4948。
　　《神宗实录》页229～230；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卷3页425～426。
　　《神宗实录》页2、279、606、774、1737；《酌中志》卷7页30；《春明梦馀录》卷6页13；《宛署杂记》页179。
　　《神宗实录》页520、778～779、139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1。
　　《春明梦馀录》卷6页15～17；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8～9、256、359n。
　　Hucker，Traditional　State页11、31、56；“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4～25；又见《神宗实录》页186、392、3415、4172。
　　《春明梦馀录》卷6页60；《酌中志》卷16页98、卷22页198。参见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野获编》卷6页35～36。
　　《明史》卷300页3367；《神宗实录》页838、1449；《张居正书牍》卷4页18。参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53、296。从这些记载来看，李伟事件之被揭露与处理，张居正是幕后的主持人。
　　《神宗实录》页618、628、685～686、726、1461～1462、1753、1761、1784。
　　《春明梦馀录》卷13页2和页23、卷28页30、卷25页1、卷49页1～4；《酌中志》卷16页97；《野获编》卷2页46。
　　《神宗实录》页810～811、814～815，1017、1023、1043～1044、1051～1053。参见《明史》卷229及富编《明代名人传·刘台》。
　　《春明梦馀录》卷6页51；　Hucker，　Traditional　State　页8～9、13；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8。
　　《国朝献征录》卷3页47。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9；杜乃济著《内阁制度》页197～198；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64～170。
　　《神宗实录》页933。王世贞曾批评这一做法，见《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明史》卷304页3417～3418。参见《太祖实录》页1848，《神宗实录》页2821。以宦官参与税收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47。
　　《酌中志》卷13页67～68、卷16页97、101、卷19页161、卷22页193、卷23页301。
　　《明史》卷213页2479、卷309页3422，卷305页3427；《国朝献征录》卷17页65；《酌中志》卷5页29。
　　《大明会典》卷11页2。
　　《神宗实录》页1473～1476、1524～1525、1506；《明史》卷213页2480、卷225页2595；《国朝献征录》卷17页77～78；《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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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掌权（3）
《神宗实录》页1480～1486、1490～1491、1501～1502、1506～1507；《明史》卷243。
　　《神宗实录》页1476、1555、1586、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5；《张居正书牍》卷4页16、卷6页17。
　　《明史》卷213页2481；《神宗实录》页1051、1586、1631～1632、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8。参见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有关章节。
　　《神宗实录》页1430、1528、1556；《明史》卷114页1483；《酌中志》卷22页196。
　　《神宗实录》页2052～2054、2081～2083；《明史》卷114页1483、卷305页3428；《酌中志》卷5页2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6。张居正责成万历悔过的两件奏疏载《张文忠公文集》，《皇明经世文编》卷326曾加收录。
　　《大明会典》卷46页24～36；《神宗实录》页2276；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0。
　　《宛署杂记》页125。
　　《春明梦馀录》卷6页61；《宛署杂记》页77～78；《酌中志》卷16页114。
　　《明史》卷114页1483；《先拨志始》页1；《神宗实录》页2332、2364、2373、2389、2397；《光宗实录》页1。王氏于1582年阳历七月三日册封恭妃，八月二十八日生常洛。
　　《神宗实录》页2321、2329、2334～2335；《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0～101；《明史》卷213页2482。
　　《神宗实录》页2797；《酌中志》卷22页186～187、196。
　　《酌中志》卷1页1～2；《神宗实录》页3683～3684、4104。
　　《先拨志始》页1、2、27；《野获编》卷3页39。
　　《神宗实录》页2404。
　　《酌中志》卷16页112。
　　《明史》卷219页2534；《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明史》卷77页819；《湮林续纪》页30；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301。
　　《神宗实录》页2435、2436、2438、2440、2454、2460。参见《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国朝献征录》卷17页75。
　　《神宗实录》页1884。
　　关于陵墓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神宗实录》页2520～2522。
　　《神宗实录》页2442、2451、2471、2489，并参看页2393。
　　《神宗实录》页2438。
　　《酌中志》卷5页29～30；《明史》卷305页3428。
　　《神宗实录》页2436、2438、2473；《明史》卷305页3428。冯保积赀巨万，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记其事，傅衣凌著《商业资本》页23～24曾加引用。
　　《神宗实录》页2440。
　　《神宗实录》页2607、2814、3117。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9。
　　《明史》卷305页3428。
　　高拱的《病榻遗言》，有《纪录汇编》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见子部小说家存目一，卷27页2929。
　　高拱自述其与张居正的冲突，见《病榻遗言》页32，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3；《明史》卷213页2478～247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54。高拱免职经过，见《神宗实录》页34。申时行当日曾目击其事，《赐闲堂集》卷40页22于高拱之骄慢与冯保之恶毒均有批评，但未归罪于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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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掌权（4）
《神宗实录》页332、338、356、2494。此事高拱于《病榻遗言》中曾详加说明，见该书页37～42。参见《国朝献征录》页17、24、39；《明史》卷213页2478、卷214页2487、卷305页3428；《赐闲堂集》卷40页23。据史料所载各种迹象，张居正曾间接牵入。高拱墓志铭为郭正域所撰，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6～40。
　　《神宗实录》页2440、2460、2509、2610、2713～2714、2756～2759、2771、2778～2779、2797～2798、2802、2805、2816～2817、2819。
　　明代“追赃”的程序，详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247～249。
　　《明史》卷213页248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
　　《神宗实录》页2756～2759、2771、2819。
　　《神宗实录》页2778、2796、2801、2859、2975。参见《明代名人传》页1109～1110。
　　《神宗实录》页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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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师（1）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十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①，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十三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②。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一把、菖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③。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④。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万历起居注》书影。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