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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
　　1619年的辽东战役黄仁宇
　　附录三
　　英文版序言　　富路特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　　欧蒲台
　　皇帝只是个牌位　　黄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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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1）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这一年，“文革”终于结束了。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在黄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而他却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遽归道山了。
　　为了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增订纪念本”。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两年之后再版时，增入两段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后者是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书品》杂志约稿而写作的。此后，本书多次重印。
　　此次出版“增订纪念本”，我们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和注释，细检了标点和体例，改正了多处错误，使全书文字更趋完善。
　　附录是重新编定的。两篇《神宗实录》编为附录一。附录二则收录了黄先生的两篇文章，除《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之外，另一篇是黄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
　　附录三收入了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寿的富路特先生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虽短，但见解精辟。第二篇是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的长篇书评。他在给黄仁宇的信中说：“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它代表了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对此书的看法。第三篇文字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写的。这是一篇对《神宗实录》中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对话纪录的读后感。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提到，“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并希望可以发表。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时，插入了十六页的图片。中文本初版时，因为技术原因，未及插入，为此，黄先生深感遗憾。实际上，在他着手写作此书时，就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光是文字，还应该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甚至他还为无法得到明代的“听觉材料”而遗憾。为了了却黄先生生前的愿望，此次新版，我们依据英文版的图片资料和说明文字，配合全书的文字内容，重新精选了一部分图片，分别制为随文插图和彩图。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插图，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
　　此次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得到了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富路特序言和欧蒲台书评，由徐卫东翻译，王瑞玲、胡永华校订；随文插图说明文字由徐卫东从英文本转译，在此一并致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引用《万历十五年》的原文，与中文本文字不尽相同，是因为引文所据为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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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2）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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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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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此人官至吏部尚书，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见本书第一章。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十六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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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3）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有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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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危机”（1）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①。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