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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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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围绕这一首词，各种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郭沫若针对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恶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着文给予正确阐释，并且用该词原韵填词二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应该说，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创作艺术的海洋里（但当时也是在政治的风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并有他给该刊主编及其他编委的信。当时也引起全国轰动，一时各地书店门前排队购买《诗刊》，成为壮观一景。接着，1958年，他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蝶恋花游仙》词（后改题《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二首》（后改题《七律二首·送瘟神》
），时值国内处于大跃进热情高涨和文艺界正热烈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革”创作方法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三首诗词，更为国内人民的高涨热情增添了催化剂。
就在毛泽东发表《蝶恋花·答李淑一》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这首词。他说：
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像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这一段话，除了有的词句稍嫌绝对，总的说来，对于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认识和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情绪是容易沟通的。
不过，郭沫若诠释毛泽东的诗词，有时也不一定恰当，免不了有主观臆测强加解释之嫌。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七律·送瘟神二首》中其一的解释。他开始在回答《诗刊》编者问时，对“坐地巡天”和血吸虫卵的孵化问题有所穿凿和遗漏，不久发现自己所答不妥，便又立即着文《坐地巡天及其他》予以纠正。在这篇文章中，他坦诚地说：“我发现有两处不妥的地方，须得由我自己来改正，免得以讹传讹。”
关于“坐地巡天”的问题，郭沫若原先解释说是指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天都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当然是对的，但又进而解释说，这主要是指“坐在地上不劳动的人，或者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在天空中的逍遥游”；还牵扯到周穆王八骏周游、唐明皇畅游月宫的故事。这就未免过于穿凿。因为，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坐地巡天”，并不是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他在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就说：
坐地日行8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经约1万2千5百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千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诗人自己的解释当然更具权威性，因为那是他最原始、最实在的创作意图。郭沫若在意识到自己的强解后，还检查了自己“之所以生出这种不妥当的解释的原因”，那就是“拘泥在一个‘欢’字上，想在诗中求出‘欢’字来坐实。”最后他重新解释说：
至于坐地巡天的主体究竟是谁，细看全诗，实际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称主语省略，在诗中本是常事。作者在慨叹了血吸虫的为害以后，想象自己坐地巡天、遥看星河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前身是农民的牛郎（牵牛星），可能被问起故乡的情况，被问起瘟神是否还在肆虐。作者在想象的对话中这样回答：在牛郎离开人间的几千年中，时间之波尽管逝去，阶级社会悲者自悲、欢者自欢的老样子却一直继续着。但是这一切都是说过去。第一首诗的结束也结束了旧时代的景象。当作者看了《人民日报》的报道而“遥望南天”的时候，正如旭日临窗，春风也已吹遍了大地。六亿人民自己做了主人，这一群挥动铁臂银锄的舜尧终于赶走了瘟神，创造了幸福的新生活。他们虽然不是医学专家，但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伟大的力量比之“华陀无奈小虫何”的前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应该说，郭沫若这一段诠释是比较切合诗的原意的。至于他对血吸虫的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郭沫若能够发现自己在诠释毛泽东诗时的“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分析为什么会有“不妥”的解释，重新作出更切合原诗实际的解释，不但可以看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还是大有裨益的。
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一年，大跃进的余热尚未散尽，但有些消极后果已逐渐显露。以毛泽东伟大政治家的敏锐，他不可能一点没有觉察，但是，正是因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又不可能完全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他不仅要算经济账，还需要算政治账。他必须面对他作为掌舵人驾驭的这条航船何时拐弯和怎样拐弯。所以，这时，他一方面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与此同时；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六、七月间，他先到离别了32年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以其所见所感，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后又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认真讨论1958年的形势和问题。
在刚上庐山时（此时尚未想到开八届八中全会）又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
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当然能够反映作者一时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诗这一文学样式，不过这里说“反映”包括直接地或间接地，且更多的是后者，即曲折的和折射的）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自然也就反映了他在写这两首诗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
前一首七律《到韶山》，写了诗人在阔别家乡30多年后所见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思绪万千。在这首诗中，诗人写了过去的斗争（“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更写了现在的情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不但表明当时诗人所见，大跃进的热情尚未消退，而且诗人对此十分高兴，十分欣赏。正为此，全诗表露的才是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后一首七律《登庐山》，写作时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尚未召开。就是说，使毛泽东原想反“左”后来却一变而为反对右倾，把冷静面对现实、客观思考问题的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尚未发生（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及对它如何评价，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看到大跃进遇到的许多困难，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象得那么顺利（否则就不会有“冷眼向洋看世界”这样的诗句），而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决策有悖客观之处，暴露出偏差和失误，还想迎风而上，不放弃追求理想中的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无论从其歌颂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历史发生的伟大变化，表现出全国人民不畏困难，坚持英雄主义的追求等方面，也无论是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都应该说是上乘之作。而且更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这两首诗的修改，及由此而表现出他对郭沫若的艺术修养的尊重和信任，表现出二位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来毛泽东在写好这两首诗后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们给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请郭沫若提点意见，以便作些修改，使这两首诗在各方面更臻完善。于是，9月7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说：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信里的话不多，确表现了毛泽东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谦虚和成熟。
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即将这两诗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读后极为高兴，即于9月9日和10日，非常认真地连写了两封信给胡乔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9日的信上说：“主席《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上又写道：“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不敢怠慢，立刻将郭沫若的信迅速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信，对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并不觉得合适，但认为郭的意见颇有道理，觉得给了他以启发。便顺着郭沫若的思路对两首诗又改了些字句。
如对《登庐山》的第二句的“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葱茏，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此指山顶。这样一改，原诗给人的“踟躇不进之感”没有了，而比郭沫若拟易的“坦道蜿蜒”又显得更为恰当、更富有诗意。又如对《登庐山》第四句的“热风吹雨洒南天”，毛泽东觉得郭沫若拟易的“热情挥雨洒山川”似乎太直，诗意不是很浓，便将“南天”改为“江天”，全句前数字均不动。这样一改，不但与上句的“冷眼向洋观世界”谐协，而且诗的意境更开阔，诗味更浓。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按郭沫若的意见改，但确实是考虑了郭沫若的意见，吸收了他的建议的。而且，毛泽东在对这两首诗作了修改之后，为慎重起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由这封信更可以看出在作诗方面毛泽东对郭沫若是如何尊重。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于1963年12月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定稿：
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五期上发表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作的诗词6首。发表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将这6首诗词抄送郭沫若，请他撰写诠释文章。郭沫若见到后，十分高兴，并致信毛泽东，对编排次序和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即复信郭沫若，同意他对6首词的次序编排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郭沫若在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写出了诠释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5月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把郭沫若文章的清样送与他本人校阅，他又转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加以删正”。对于郭沫若这篇诠释文章，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明他对郭沫若的诠释基本上是同意的。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的诗史”，指出“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诠释毛泽东“词六首”的文章中，郭沫若为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诗词是如何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不断加深和准确理解，还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忆秦娥·娄山关》的全文是：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沫若很自信地说了三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诗中所写）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的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郭沫若的推论从一般事理上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不要说毛泽东写诗词不至于不顾时令，一般人也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郭沫若忘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般书本知识和坐在书房中推论所能认定。事实上是，遵义地方有一点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时存有“西风”、“雁叫”、“霜晨”、“残阳”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话时，发现郭沫若说的还是不对，不符合原词中的本意，于是将它们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另写了一大段：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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