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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几次全国性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批判运动来看这一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激起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大家决心按照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热心讴歌劳动人民，写工农兵，演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

　　我国电影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电影界，可以说自开创以来，在革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好电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怎么能够不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呢？

　　1950年底，一部由孙瑜编导、名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上映。影片竭力表现和赞扬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能上学，有书念，有饭吃，不受人欺侮，而行乞不止，兴办义学。为了行乞兴学，他不怕吃苦，不怕受人侮辱，表现出“至仁至勇”的精神。影片上映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仅京、津、沪的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肯定影片和歌颂武训的文章。这表明，人们的看法和评价相当一致，武训的事迹和精神确实感人。

　　几乎就在和影片《武训传》发行的同时甚至略早，还有三本关于武训的书在全国各地发行，它们同样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其中一本就是由郭沫若题写封面并作序言、由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

　　毫无疑问，正如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郭沫若对武训的为人和办事是充分肯定的。他不无感情的说：“在吸吮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武训精神”虽然可嘉，但在当时的时代，“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应该说，郭沫若这些话今天看来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应该特别指出，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写封面并作序，他的身份又是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由此也可想见他的思想感情观点，更不用说《武训画传》因他题写封面并作序而造成的影响。

　　然而，大家都想不到，未过多久，即1951年3月，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武训其实是“不足为训”，说武训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以至于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影片《武训传》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有一篇文章甚至查旧账查到我国着名的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他当年表扬武训也是不对的，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恐怕很少会有人表示同意。

　　没有想到此人的看法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岂止注意，可谓是十分重视。他当即表示同意批判者的观点，认为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即不去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反而完全肯定在反动统治面前奴颜婢膝、极力宣扬封建文化的武训。

　　此后，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投降，并语气严厉地质问他们“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社论还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经刊出，立刻在全国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事件。这种形式，这种语气，显然超过了一般的不同意见。当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发表这篇社论的内情，更不可能知道这篇社论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至少猜得出和看得到这可不是一般的来头。

　　这篇社论的发表，首先使郭沫若等一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感到难堪和惶惑。当时，除了郭沫若说过武训的好话，为《武训画传》鼓吹过外，已经离开人世的着名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和民主斗士李公朴不算，像柳亚子、潘梓年、邓初民、黄炎培等国内知名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人士都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形式多多少少说过武训的好话，推崇过“武训精神”。实际上，武训也是一位值得为他说好话的人。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期也曾在一些讲话中称赞过“武训精神”，并以此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到底。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以这样高的调门批判武训和反映他行乞兴学事迹的电影，郭沫若等一些人又一时怎能转过弯来，怎能完全接受社论的思想和观点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发表社论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中还发表了一篇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短评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对于这样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并且，党的组织还要对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的党员“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如果说社论中还多少有点客气地说“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而短评则已经是直截了当地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显然，除了“批判”，并没有什么可以商讨的余地。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和直接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对《武训传》以及武训作了全盘的否定。许多批判者说武训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指责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内容是反历史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是一种“公开的反动宣传”，是有意识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是“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

　　毛泽东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还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成一个以自己的夫人江青（化名“李进”）参与领导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的故乡山东去实地调查。但这次说调查，从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结果看，调查工作完全是从预先做好的结论出发，对于所搜集到的“事实”，经过筛选、加工、改造，为事先作好的结论服务。调查团将调查所得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报毛泽东，毛泽东又对之作了多达十几处的修改，并根据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调查材料把武训定性为“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剥削”；所谓“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商人办学。这些结论，显然是与武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但《武训历史调查记》既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就为武训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作了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除了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批判，不可能说些别的什么话。如果说他和别人还有点什么不同，那就是得先作一番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观点”先批判一通。因为，他为武训说了“好话”，为《武训画传》作了“吹鼓手”。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6月7日）刊载了一篇自己的检查《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赞武训及为《武训画传》题签作序的“错误”。而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于8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査记〉》，再一次为自己曾经歌颂过武训作“深刻”检讨。并且充分肯定这篇违反历史事实、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它“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了。毫无疑问，武训是有缺点的，他虽然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要求摆脱苦难，但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不能清楚认识当时的封建制度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显得有些愚昧，有些落后。电影《武训传》也是有缺点的，它把武训一些听任愚弄甚至有些自我作贱的行为作为好的品格来歌颂，不能不说是有些失之过当。但是，无论如何，武训是一个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历史人物，电影《武训传》也基本上是一部好电影，是想歌颂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说话的电影。且不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对待这个人物，即便是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人物，也不至于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也许正如当时社论和短评所说，毛泽东是要通过这一事例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想借武训这个具体的人物及其艺术形象，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什么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在已经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来，武训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能丝毫触动反动阶级的统治，甚至还会加强它们的根基；武训要改变劳动人民无权受教育的现状，只靠行乞兴学，至多不过是改良主义，是决不能作为正面事物来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反历史的观点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正面教育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这次建国后第一次发动的大范围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刚刚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当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风细雨地帮助他们学习并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而开展对于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的发号施令的方式，　显然是粗暴的，简单化的，这对于一些刚刚接触或尚未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徒然给他们增加思想上较大的压力。而且，这样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也为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学习运动”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在这里，郭沫若的表现很可以说明问题。

　　说实在的，以郭沫若这样的一位具有深厚学养，早在多年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他能很快转而认为武训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并且轻而易举就同意《人民日报》社论和短评的观点吗？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学生，他的思想修养决不至于如此幼稚。但是，他不能不跟着说武训是混蛋，自己为混蛋说好话，实在太不应该。

　　怎样来解释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确实有些懵了，来不及分清是非正误；二、当时的情景由不得他“张扬个性”，而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当时的指挥棒是握在谁人手中。从公来说，为了服从最高领导，从私来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过，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阅郭沫若的历史档案，在此之前，他还从未作过诸如此类检讨。以他那样的性格，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检讨”是怎么回事。这一回，看来有点“栽面儿”。他或许会想，为了组织，为了集体，为了老朋友，只要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有好处，自己就牺牲一回吧……于是对于武训和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完全是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未用多少时间，就极其顺利地结束。

　　让郭沫若没有想到（更不用说更多一般知识分子）的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不过是毛泽东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厉害的棋还在后面。

　　对《武训传》的批判“结束”未过多久，接着就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发出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在文化思想战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

　　事情是由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所写对俞平伯的学术着作表示不同意见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着《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可谓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以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写一本甚至多本专书，不属于我们这里应该叙述和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说一说因此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本身。

　　俞平伯对《红楼梦》如何看，如何评价，他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别人（包括李希凡、蓝翎）又如何看，如何评价，以至各个研究者观点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一起。

　　但1954年间发生的由对俞着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批判运动，却不是如此。

　　事情的发生，是李希凡、蓝翎二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艺报》未见答复，转而在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文发表之后，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未予同意。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在转载时却加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研究《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现在看来，这篇“按语”对李、蓝的文章在肯定他们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同时，也说文章“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对青年人不够重视，不够热情。且不说“基本正确”已经是不低的评价，即便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编辑部也不能和用不着明确标榜；更何况，要在学术领域开展讨论，好让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话说绝，说死呢？

　　不过，毛泽东却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他在看了《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按语”之后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