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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开始积极自学，也因为距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不远（约3华里）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章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决心潜心认真读一些书。他坚持每天到馆阅读，如饥似渴地抓紧每一分钟。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国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决心为强国富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在列强林立的世界有自己应有地位而奋斗。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维持了一年时间，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家里经济来源发生问题，会馆环境恶劣等），他只好中断自学，考入一所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在毛泽东入学后的翌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也可以说毛泽东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对毛泽东说来，可谓人生一次重要契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第一，比较起毛泽东此前上过的所有学堂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求学的时间最长——1913年至1919年——长达5年半。其间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给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一点喘息机会，政治文化上也给民主主义思想一定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发生和发展。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好是一所氤氲着民主教育空气的学校，从校长到教员（多数）都躬奉民主思想，力行民主主义他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影响广大学生，毛泽东置身其中，所受影响之深，激励之大之强，自是不言而喻。此时的毛泽东，充分自觉地利用学校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刻苦学习，顽强锻炼，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查，主办工人夜校，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在说到这几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曾深情地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见斯诺：《西行漫记》）

　　　　还有第二，应该提及也必须提及，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在此执教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当时一师数一数二的老师。学问好，人品好，从校长、同事到普通学生都对他十分敬重，口碑极好。他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知识面广，眼界开阔。

　　因老家居长沙板仓，人们又称他为“板仓先生”。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后，有官不做，决心为国家培植人才，常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勉。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有深究，同时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抉择、批判、融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更难得的是，他一眼看中毛泽东是个好苗子，说以毛泽东那样基本务农的家庭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又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按：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由此加以呵护有加，并热情把他介绍给一些好老师。杨昌济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喜欢读《新青年》杂志，还分送一份给毛泽东阅读，并热情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到《新青年》发表。为此，毛泽东不但在一师读书时即很钦佩杨昌济，也一直感激他对自己的厚爱、帮助和教诲。他后来在说到自己在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就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斯诺：《西行漫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认识了杨昌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教诲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杨昌济的厚爱，一直关心毛泽东，想着毛泽东，杨到北京任教后不久，就特意从北京写信到长沙，召唤毛泽东到北京学习和发展。为他提供了生平第一次走出湘省的机会。而且，杨昌济还不是一般性地要毛泽东来北京，而是一切都由老先生亲自安排。考虑到毛泽东到北京后，人地两生，一开始就让毛住到杨家；接着又把毛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让这个初出乡关的小青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而进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切身感知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潮流。而且，正是在这里，他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爱，不久与之结成连理。在一师认识杨昌济老师并受到他的青睐，对毛泽东来说，无疑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里的伢子正一步步往前走，就像一只十分普通的雏鸟，正逐步羽毛丰满，准备冲天高飞。

　　●二、沙湾镇上的娃儿

　　就在毛泽东出生前一年，在与湖南邻省却距数千里远的四川省境内出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出生时也谈不上有多大动静，与一般孩子出生没有多大不同，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大戏。此男孩不是别人，而是以才华和学问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并且，最初任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男孩会和前面说到的毛泽东走到一起，不但有了交往，而且一起在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的角色。

　　与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不同，郭沫若出生在着名的峨眉山大渡河之间。此处风景倒是相当秀美，虽然早不见有什么海棠，但古时称这里“海棠香国”，说明这里自然环境好，大概是不错的。

　　在大渡河流经峨眉山第二峰（绥山）的山脚处，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朴小镇沙湾。沙湾属乐山县治。现在旅游发达了，不用说许多中国人，就是一些外国人也知道乐山，因为在它那里有一座依山而凿与山齐高的大佛，可谓世界闻名。

　　乐山旧名嘉定府，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小镇，那就是沙湾。

　　旧时沙湾的市面只有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镇上住家只有一百八十余户，平常街面异常清静，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街市才热闹了起来。

　　就在这条市街的中段，背山面街，有一幢一列三间四进穿逗木结构的平房，门首挂着一块“郭鸣兴达号”的招牌，第一进是经营的铺面，二进以后便是住家。1892年月11月16日（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一阵“恭喜添丁”的欢乐声中，店主又喜添了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据说他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只豹子咬住左手虎口，便为他取了一个乳名“文豹”。“郭沫若”是他后来到日本留学，人误以“开贞”为女士，他就为自己取名“沫若”，即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合而名之，也表示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

　　郭沫若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本来，郭沫若的祖父已经有了相当家产，过着殷实富足的生活，因为仗义疏财家道日渐凋零。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853―1939），为人正直，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靠自己的能力拼打，未过多年又挣得富实家业，重振了门庭。他还懂一点医术，因为受其父影响，为人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所以深得乡人敬重。

　　他常谆谆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上。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人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事无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家的家风。

　　郭沫若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母亲尽管没有读过书，但出身州官门第，为人聪颖，自小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暗诵许多唐宋诗词。她常领着蒙瞳的幼儿郭沫若念些旧诗，什么“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什么“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郭沫若是极好的文学熏染和启蒙教育，日后郭沫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恐亦不无关系吧。

　　郭沫若幼年早慧，四岁半就开始上学。不过那完全是旧式塾馆。当时的教育，并不像后来现代正规学校，入学有规定年龄，在校有规定年限。所谓塾馆有的其实就是家塾，即由一家延师设馆，学生基本是自家子弟；即使稍有扩大，也不过是远亲近邻。郭家的塾馆就设在郭家屋后。塾师是一位廪生，乐山邻县犍为人，姓沈名焕章。这位先生学问渊博，执教严格；之前曾教过郭沫若的两个兄长，乡里人很尊敬他。

　　沈焕章先生教的当然都是些旧书，如《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在塾馆里，还有些书是郭沫若很爱读的，其中最爱读的要算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后来关于诗的见解，大体是受了它的影响。此外《唐诗》也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还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他喜欢读的书，其“标榜性情”，对郭沫若对“摆脱羁绊”的性情也很有影响。此外，每天晚上他还欢喜独自翻阅《资治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史事，他越读越有兴味，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为此父亲很不放心，不是叫人去催他就寝，就是亲自到他房里叮嘱。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因而他的眼睛开始近视。总之，几年塾馆上课，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为郭沫若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旧学的基础和熏陶，郭沫若小小年纪已经开始会写诗作文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入馆几年，郭沫若还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哼”诗了。一次课余，他和小伙伴出门到附近一条叫茶溪的水边钓鱼摸虾，兴奋之余就“哼”出过一首“五言诗”，那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诗虽有点大白话的味道，“闲钓”“临风”也不免强学成年人的痕迹，但全诗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生活，表现了一些盎然童趣，展示了幼年郭沫若的天赋和才华。

　　当时正经历维新之变，清廷在教育方面开始有所改革，旧学之外，引进一些新学。塾师沈焕章为人开明，锐意革新，努力带领学生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此时的郭沫若，除了学做八股文，也学做策论。他一面读《左氏春秋》（旧学），一面就读《东莱博议》（新学），新旧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尤深，可谓他后来注重文学关心社会立志投入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开文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每天晨起，都要习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也为他后来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5年秋，郭沫若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27，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11，引人刮目相看。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由草堂寺改建，学生的年龄悬殊大，一半以上的学生在30岁上下，不少已为人父。郭沫若时未满14岁，被排在小字辈里。可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发榜竟名列第一，为此还引起一些大龄同学妒嫉，跑到监学那里闹事，要求把郭沫若的名次降低。第二年，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转学到嘉定府中学堂。

　　但在这里，郭沫若也并没有感到心情舒畅，纷乱的环境，沉闷的空气，低下的教学水平，令他很快产生不快情绪，不能不考虑远之他处。他真的感到守在这窒息的一隅，不如奋起跳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1910年2月，一条小船从沙湾悠悠驶出，前往嘉定府城。船上一名青年时时眺望船舱外，看两岸树木缓缓向后退去，心中不胜怅然。此时，从他有时闪亮有时凝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既有兴奋又有疑问，既怀着希望，又有几分茫然。他嘴里不停地吟诵着什么，那是一首诗：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这就是英姿焕发的少年郭沫若。转天又马不停蹄由旱路奔往省城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成都平原的中央。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府雄区”之称。城内街道整饬，商业繁荣，城外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清丽的锦江在城南流过，这一切，都使初来的郭沫若感到新鲜和喜悦。

　　郭沫若在亲友帮助下很快升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插进了该校三年级丙班。这所学校在省城颇有名气，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许多人把升入这所中学看作和秀才及第差不多。对郭沫若来说，事情是如此顺利，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可是入学不久，郭沫若就大失所望了。他发现这里其实是徒有其名，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他由希望一下陷入失望。焦虑和悲愤之情一时令他难以解脱。虽然，郭沫若常和三五友人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痛砭时弊，可以倾吐满腹的牢骚，但又苦于找不到解救的有效办法。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宏伟肃穆的武侯祠，清幽深邃的草堂寺，宁静旷荡的望江楼，晶莹秀丽的浣花溪，虽曾给他以慰安，但也只能求得暂时的忘忧。

　　就在他感到失望苦闷之时，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轰然奏响，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然兴起。郭沫若清楚记得那是在他来成都的第二年，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四川的志士仁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奋勇赴死，为的是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紧接着，武昌首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人们一片欢腾！

　　在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尽管年纪小，不可能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但他把发生在身边的保路运动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他甚至把能够亲眼目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看成是自己在成都几年间的最大收获。他后来在《反正前后·少年时代》文中说：“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什么收获、什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