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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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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自己肩上所负使命，实在感到责任重大。
10月9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又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晚餐时，大家谈到郭沫若今后在文化界应取的态度，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本人的看法，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又一再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郭沫若是更用心听，也全部听进了耳朵的。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着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必须“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并宣布双方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尽管国民党方面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的灭共之心并未因签订了《双十协定》而丝毫消减，内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给当时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和欢愉。雾都重庆也因为毛泽东的到来，一时显得阳光灿烂。
次日（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群。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机场。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毛泽东又特意与郭沫若握手，期望下一次的相聚。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9时45分，飞机顺利起飞，毛泽东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郭沫若送的那块手表，然后向送行的人们再一次挥手，似乎还说了一句“谢谢，再见”之类的话话。郭沫若虽然听不见，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身影，是深深印在郭沫若的脑海之中的。
●三、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件本来是文化界朋友之间的事，未想到在他离渝回延安后不久，不但在文化界，且在政治界也闹得沸沸扬扬，展开了文化思想界以及政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事情是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引起的。
当时，他向毛泽东索诗求字，毛泽东便将他1936年刚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抄赠。按理说，这只是一般友人之间诗词唱和，未想到竟然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风波、政治风波和社会风波。而从此这一首词也名扬天下，不但确定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成为革命文学艺苑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故旧”，早在20年代北伐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已结识。
柳亚子原名慰高，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15岁起就开始写作宣传民主主义和反清革命的诗文，后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1904年加入国学保存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成了“双料的革命党”。1909年与友人创建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并任书记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出任《天铎报》主笔，积极撰文抨击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14年当选为南社主任（社长）。1926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他团结左派同志，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会后，他当面警告蒋介石，要其改弦易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遭蒋介石通缉和搜捕，脱险后流亡日本。1928年4月，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卓越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被人们誉为“国（国民党）党三仁”；又因为其写有大量爱国爱民的诗作，被郭沫若赞为“活屈原”。
柳亚子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撰文说自己“醉心于马克司（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之主义”。1922年，他撰《乐国吟后序》成，自署“李（列）宁之私淑弟子”，明确表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敬仰之忱。1926年他又作了一首自己十分满意的《空言》诗：“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私淑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表示对“空言私淑”已不满足，而是要真正信仰和以实际行动贯彻马克思主义了。
柳亚子和毛泽东结识是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那时毛泽东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们思想趣味十分相投，以至后来柳亚子在诗中反复说“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品茶”，而毛泽东后来在诗中也说“饮茶粤海未能忘”。但他们二人也和毛泽东同郭沫若一样，从20年代北伐战争后就一直天各一方，暌隔有年，直到这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才有机会与老友重见。这不但在二人的革命生涯中是十分不易，在一般的人情中，也是极可宝贵的。
柳亚子极重感情，天性真挚，平生也相当自负。他不容易佩服谁，但若有人一旦为他服膺，他则矢志不渝。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孙中山，毛泽东就算得上是一位人物。这可以从他写于1929年和1932年的两首诗中看得出来。
1929年的一首诗是：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的最后一句之后，作者自注“两列宁”指孙中山和毛泽东。此时孙中山已逝世四年，毛泽东则正坚持转战在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情况极其艰难。据说，当时传言毛泽东正遭不幸，柳亚子闻之心恸，怀念旧友，故写下此诗。诗的第一句“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陵墓所在地也。
1932年，他又写了另一首诗：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首诗是听说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击溃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的第三次“围剿”，快慰有加而欣然命笔的。“登坛旗鼓看毛郎”一句轻松快慰，连注释都不用。只不过，如果说为两首诗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即两首诗中所写毛泽东的处境恰好应该反转过来，因为前一首是有感毛泽东正遭不幸而写，但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并未遇到什么不测；后一首诗有感于毛泽东胜利击败蒋介石的“围剿”，却不知道毛泽东正遭党内“左”倾机会路线的排挤，恰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而，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中可见柳亚子对毛泽东是怎样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对柳亚子也是怀有浓厚的感情，并且对其深表钦敬。他曾在一封致何香凝的信中，称柳亚子为“有骨气”的人，是“人中麟凤”，一直希望能有和他见面的机会。这一次到重庆来和国民党谈判，没想到能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其中就有这位“人中麟凤”，他当然是感到分外高兴的。
在毛泽东飞到重庆的当天，柳亚子也参加了欢迎的人群，只不过当时人多时间紧，没顾上和毛泽东说上几句话。第三天，毛泽东亲赴柳亚子住处，单独和柳亚子谈了一次话。在如此繁忙的时刻，毛泽东居然挤出时间，欣然命驾，实在令柳亚子感动不已。在分别多年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多年政治斗争的风雨和艰苦的人生考验之后，两位老友居然能够在国共两党和谈这样一个特定时机，并在重庆这样一个特定地点相聚，他们能不感到格外激动，格外兴奋吗？
当天夜里，柳亚子失眠竟夕，便在枕上做了一首诗送给毛泽东。诗曰：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去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此时的心情，不仅是老友相会，而是从全国全民族的前途的角度，从建设新中国的高度来看毛泽东的到来以用与他的见面了。他当时满腔热情，一片诗兴。在毛泽东到重庆的日子里，差不多每一次见到毛泽东，或接到毛泽东的信，他都要作诗一首。
毛泽东看出了柳亚子的真挚和天真。10月2日，又约这位老友到红岩中共办事处晤谈，对时局、和谈以及中国的未来向这位老友作了详细的分析。柳亚子听了十分佩服，更尊敬自己这位老朋友。回家后即赋诗二首，其中一首曰：
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
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诗中对毛泽东的政治眼光政治分析钦佩备至，对毛泽东给予自己的启发，更是至为感激。
就在这次会见时，柳亚子要求毛泽东题赠他一首诗。他点名要的是《七律·长征》。柳亚子知道毛泽东这时正忙，不敢让他劳累写什么诗；他也不知道毛泽东过去写过些什么诗，但没有想到过去毛泽东曾经写过许多首诗。他只知道毛泽东那首《七律·长征》，还是从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的，所以就点名向毛泽东要求题写这一首。
毛泽东答应为他题写，但告诉他不题写这一首诗，而题写另一首词，并且待过几天再写，这几天实在太忙。
柳亚子觉得这已经有点强人所难，于心有所不安，只要毛泽东答应，对他来说，无论哪一首都行。
真的过了几天，10月7日，柳亚子收到了毛泽东的信及附词一首。信中说：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随后是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八行笺亲笔书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这就是几年后毛泽东另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提到的“索句渝州叶正黄”的情形。这首《沁园春·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当然是柳亚子未曾见到过的，更主要的是这首词丰厚的内容，雄伟的气势，铿锵的声调，实在非一般词人所能写出。面对着这首词，柳亚子真是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反复吟哦，一直到都快完全能背诵下这一词了。他想到毛泽东信中说到他的“诗格”与自己的“略近”，不仅有些汗颜。的确，自己也喜欢写旧体诗词，也确实写了不少，且对自己的诗作颇为自负，觉得虽不能说篇篇满意，却有些篇什自我感觉还是不错。说起“诗格”，自己也确实喜欢苏（轼）辛（弃疾）一流的豪放派。但是，且不说自己，就是苏辛，拿来和毛泽东的这首词相比，又岂是气魄不够略逊一筹之类几句话可以说清的呢？所以他立即评曰：“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不过，柳亚子毕竟是个胆大气壮的诗人。在反复读了毛泽东的这首词后，实在觉得技痒，忍不住，赶忙铺开纸，拿起笔，凝想了片刻，步毛词原韵，也填了同一词牌的一首词。原词如下：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
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
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拢剑难平块垒高。
伤心甚，哭无双国地，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竞折腰。
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祗解风骚。
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平心而论，柳亚子填的这首词，单独地看，无论遣词用字，声韵音调，以至思想意境，比之一些八股旧套，陈词滥调，都不知要高几许。但是，如与毛泽东的词相比，则实在显得匠气逼仄，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做作，欠缺自然。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敢说自己“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颜耳？”
没有想到，这原本朋友之间的题赠，在毛泽东离渝返回延安后不久，即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的编者辗转得到这首词的抄本，最早在其副刊《西方夜谭》中发表了出来。并且还加了一段编后记，说“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一下，就在山城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过去国民党把毛泽东说成是“土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现在国统区的人民这才知道，毛泽东不但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而且是个文采斐然的诗词大家。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为毛含英咀华的才气所折服，一时赞赏性的和韵之作接连载于报端。
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恼火，对发表这首词，真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不舒服。虽然国民党内一些学人也都承认这首词实在是上乘之作，但国民政府新闻局却指责《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为共产党张目”。陈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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