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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地说出温室效应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必须使用风险和概率的语言。80万年前的冰核给出的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指示性指标强烈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有多高。
　　每个科学家都有话语权，每个非科学家同样都有向科学家提问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出愚蠢论断的人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我们还是能听到如此许多愚蠢的论断，他们差不多都在试图否认基本科学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又无话语权。
　　当下，我们需要关注新技术的研究，需要大大提高能效，最终获得“零碳”的技术；需要研究把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提走的方法，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更多才能保护自己。在我看来，浪费时间证明已经充分了解的基本的科学关系和科学现象是十分愚蠢的，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人是在浪费人们的时间。
　　赵忆宁：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可以告知在《斯特恩报告》出版后，相关学术讨论和事实验证方面有了什么进展？
　　斯特恩：《斯特恩报告》出版后，我在今年4月份出版了一本书，在英国的书名是《星球的安全蓝图》（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在美国的书名则是《全球协议》（Global　Deal）。我在书中讨论了年底在哥本哈根有望达成的全球协议，我从全球协议的角度延伸了我的观点，核心是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并创造一个增长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的问题。书中我也反驳了持有否认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荒谬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既不明确也不清晰，所以，一般我们现在不再听他们说什么了。
　　我在《斯特恩报告》中所做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气候变化潜在的损害，低估的主要原因是排放增长已经超过了原来的预期，而调控力度却比想象的要弱。这也进一步支持了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成本高于采取行动的成本的论断。
　　在政治方面，过去的3年中已经有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编制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中国已经编制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方案，正在准备中的《十二五规划》将包括减排在内的相关内容；奥巴马总统对承诺气候变化行动方面与他的前任非常不同。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过去3年里，欧洲承诺要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0％、中国的国家行动方案、奥巴马的新政策、日本上周的公告将在2020年之前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有力承诺。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为全世界大部分人认同的高效且公平的全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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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伸男：需足够高的碳价吸引10万亿的投资
（2009年12月14日）
　　12月14日，国际能源署（IEA）总干事田中伸男（NobuoTanaka）在哥本哈根接受本报专访。田中伸男就投资界关注的“碳价格”问题做出了预测，并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号。
　　田中伸男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总需求将达到10万亿美元，“必须有足够高的二氧化碳价格保证，才能吸引这样投资的规模”。
　　这些投资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田中伸男认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包含着巨大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政策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
　　商界需要明确信号
　　《21世纪》：最近两天，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应该奉行单轨制还是双轨制，从国际能源署的角度看，这将对会议进程有何影响？
　　田中伸男：我们并不是直接参与谈判的组织，我只能说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通过减排将碳价格提升至足够高的水平，向私人投资者传递明确的信号。根据我们的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需求总量会达到10万亿美元。例如，2020年一年，我们需要4000亿美元投资，其中一半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这样的投资规模来讲，清洁发展机制（CDM）、各国减排承诺、碳价格的信息都非常重要，是对于商业投资的一颗定心丸。
　　从这个角度讲，与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领导人传达清晰的信号，指明方向。如果延迟或无所作为，带来的损失将是每年5000亿美元。
　　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今年的排放量与去年比有了大幅下降，需要在2020年达成的减排目标要比去年更加容易完成。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达成一些协议呢？
　　《21世纪》：你知道现在会场上的争论很激烈，你还相信能够达成商界需要的明确信号么？
　　田中伸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美国总统、中国总理等100多名政府首脑都将来到哥本哈根，如果没有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他们怎么回去跟民众交待？所以总会有一些成果的。
　　最后的协议不会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但我希望是一个很强的政治信号。全球的政治领袖能告诉大家，我们将要向哪个方向走，这对于投资者已经够了。
　　碳价至关重要
　　《21世纪》：你刚才说希望这次会议能将碳价推到足够高，你是否计算过，要达到什么水平，能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
　　田中伸男：如果想得到足够的私人投资，那么到2020年OECD国家二氧化碳价格要达到50美元/吨，到2030年，应该升至110美元。
　　但我们要将CDM和其他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分开。对于CDM来说，到2020年，价格应该是30美元/吨，到2030年达到50美元/吨。
　　《21世纪》：说到碳市场，目前美国反对建立一个全球性碳市场，这会如何影响碳价格？
　　田中伸男：我们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建立起在OECD国家内的碳市场。之后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中东国家也应该加入全球碳市场。但是印度除外，印度仍然很贫穷，而且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也没有那么快，我们仍然可以等待。
　　中国需要CCS
　　《21世纪》：能源价格对于商业投资来说非常重要，你认为这次大会对于能源价格会有什么影响？
　　田中伸男：总体来说，能源价格肯定会增长，石油、电、天然气的价格都会上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廉价能源价格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论是政府政策还是商业模式，都应该为此做准备，两者应该互相合作应对变化。所以能源效率、节能项目都非常重要，其回报率将非常好。
　　《21世纪》：你如何看中国的减排目标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田中伸男：我认为中国还需要巨额的投资，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公司。这些投资应该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能效以及煤炭领域。我认为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未来，中国能源使用对煤炭的依赖仍然会很高。这个领域还非常昂贵，所以需要有技术转移，而且还应该增加对中国这个领域的投资。中国将在CCS上扮演领导角色。
　　

叶普：哥本哈根峰会将取得富有雄心的成果
（2009年12月9日）
　　丹麦驻华大使叶普12月9日在接受经济之声独家专访时说，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将取得全球性的、富有雄心的成果，而且这种可能性相当之大。
　　冬日的午后，北京的天有点灰蒙蒙的。下午2点半，丹麦王国驻华大使叶普，准时回到了他在北京的家里。摆放着很多中国书籍的客厅里，一杯茶，一杯咖啡，开始了我们共同关心的哥本哈根话题。
　　叶普：这次气候大会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全球性的、有雄心的新协议，这能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让全球温度下降2摄氏度。而且应该是全面性的协议，要涉及所有的问题，让每个成员国都知道自己承担的义务。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以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作为大会的主办国，丹麦对达成最终的协议表示乐观。
　　目前我们对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协议还是很乐观的。而且作为主办国，我们和许多国家也在进行双边的协商，其中也包括了中国。我们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最后是需要192国家一起说YES的。
　　记者：中国提出了到2020年比2005减排40％…45％，美国同日也宣布减排17％。有人评论美国只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4％，认为它缺少诚意，您怎么看待中美的减排目标？
　　叶普：首先我认为各个国家把自己的数据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数据的不同反应了各国处于不同的现状和减排不同的阶段。中国的数据反应出，中国虽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会议主办国，我们不便于去赞扬一个国家或者批评另一个国家的减排目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替听众问的。我们听说这次大会有几百家的私人专机和世界各地的政要、专家云集，一下子多了几万人。大家会担心哥本哈根这两天的压力会很大，碳排放会飞速向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普：正如您所说，这么大一个会议是会带来很大的碳排放量。但考虑到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性，那么排放是很小的。另外丹麦政府也会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关援助和投资，能使这次峰会的碳排放量达到中和。
　　在愉快的谈话面前，一个钟头是非常短暂的。临别之时，今年47岁的叶普大使告诉记者，在他幼年的时候，丹麦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每个周末家里汽车都不准开出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渐渐体会到了，地球和环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期盼着这次哥本哈根峰会取得成功。
　　

布劳恩：哥本哈根绝不能忘记农业
（2009年12月9日）
　　“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之时，显得如此脆弱。最新研究显示，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人类粮食安全问题或将更加严峻。
　　为此，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CBN就气候变化与农业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m）。
　　CBN：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农业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布劳恩：农业问题必须被包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讨论和以后签订的协议中，因为农业是缓和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农业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种植稻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依靠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市场来出售自己的产品。所以如果把农业排除在气候变化讨论之外，贫困农民也就被排除在一个好的协议之外。
　　CBN：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影响有哪些？
　　布劳恩：气候变化会造成水资源稀缺。此外，气温升高就会对亚洲国家的稻米生产造成破坏。最新调查显示，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并且，海平面上升还将影响一些亚洲国家的良田。
　　CBN：在你看来，气候变化主要威胁的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哪些地区和国家受威胁最严重？
　　布劳恩：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仅那些气候状况本来就糟糕的国家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受影响最严重的还包括很多偏远的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亚洲的越南受影响也比较严重，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CBN：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应对气候变化、公平贸易，农产品定价等方面工作是否已经到位？
　　布劳恩：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的粮食项目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现存资源有限，而且需要更多的改革，他们需要加强同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
　　CBN：全球农业应该采取哪些主要的步骤应对挑战？
　　布劳恩：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同农业有关的协议，同时要在增加对农业资金投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应该鼓励各个国家在应对减少气候变化方面增加投入。三是有必要建立国际公共研究系统，促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发展方面的科技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CBN：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农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能得到保证吗？
　　布劳恩：在我们研究所做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粮食减产的地区”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未来粮食产量会有所减少，但北方的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且，除非出现重大突破，小麦的产量会下降。中国未来粮食产量的情况，我们还要进行研究。
　　在过去的30年来，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其粮食生产在大体上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只要继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中国是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的。同时，如果中国增加同其他的国家在农业知识和技术上的共享和交流，中国还会对养活世界其他的人口作出贡献。
　　对中国来说，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应该注重对水的管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赫泽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钱由谁来出？
（2009年11月26日）
　　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只有不到20天了。为促进各方达成有关协议，大会主席和主持人、丹麦气候和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正利用最后的机会向各国游说。回答《世界博览》杂志的问题时，她正搭乘飞机从埃及飞回哥本哈根。
　　世界博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联合国已经召开五次气候变化谈判，谈判各方并未在减排目标和资金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您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协议吗？
　　康妮·赫泽高：我们目前的确面临严峻形势。但是我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抱有希望，我们看到，各国领导层已经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意愿——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份雄心勃勃、非常明确的全球性协议。
　　在过去两年的谈判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议题明显成熟，比如对采伐森林的限制、如何在技术方面实现减排等。目前，我们仍在减排的份额、资金等少数关键性政治议题上受阻，需要各国的领导层拿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气候大会的议题才会得以“开锁”。
　　世界博览：美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其态度决定了整个气候大会的结果。之前的布什政府曾退出《京都议定书》。根据您的估测，奥巴马政府是否会支持并签署新协议？
　　康妮·赫泽高：首先，我相信奥巴马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积极，并且有抱负成为未来全球气候领袖。丹麦政府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美国一些内阁成员和州长也表达了他们参会的愿望，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一份全新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协议。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并未被严格执行。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提升一份新协议的执行能力？
　　康妮·赫泽高：目前来看，一些国家的减排执行力度的确落后于预定计划。但是也有执行非常好的地区。以欧盟为例，欧洲环境局最新的报告显示，欧盟近期将实现《京都议定书》中2012年的既定目标。
　　从国际法的角度，议定书的条款必须更为合理和牢靠。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想要的成果，即各缔约方遵守承诺。此外，所有缔约方在协议下的行动与承诺必须是公平和透明的。缔约方的参与、协商和检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对协议的遵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行动比协议书本身更重要。
　　世界博览：在减排问题上各方的争议集中在，如何界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于现在的和历史的责任，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保护。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康妮·赫泽高：即使是“巴厘岛路线图”也没有对你的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种更有远见的思维方式，所有的减排努力必须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完成，尊重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符”原则。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行动，目前大多还是国家自筹经费，但是有些确实需要外部支持。谁来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占其GDP中～1％的资金，即每年总计达4000亿美元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