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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边上的思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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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艘。清政府“剿抚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诚受招安。徐亚保投诚后，因其曾杀死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被港英政府起诉判处无期徒刑。但“徐以不甘受辱，竟于四月二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这段文字出现在马沅撰写的《防御海盗事略》中。中国海盗至此绝迹了，大清帝国也开始走向崩溃。
剿灭海盗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和平相处。海防暂时无虞，陆疆陷入危机。十九世纪后半段，中俄就陆地领土签订了许多条约。在谈判中，清政府有许多创新，比如在给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国人自行治理。这种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保留九龙城归中国人治理。
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保证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英国政府以九龙城寨内的清军妨碍武备为由，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城寨，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战败，百多名平民被驱逐。
五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抗议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要求撤军。但英国毫不理会，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甚至由英国枢密院颁布新界敕令，单方面宣布九龙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并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上公布，将其占领合法化。一九○○年，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的主权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只是将掳掠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九龙城寨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为什么英国人在清政府抗议中占领的九龙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国陷入内战、无人关心九龙城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城寨，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盘呢？和火烧圆明园相比，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抢掠的强盗，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我搜寻各种历史资料，找不到明确答案。从时间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
从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对教育也没有兴趣。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废科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国精英，谁掌握了中国精英，就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国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的善举背后是帝国的雄心。比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呼吁“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在香港设立大学，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二十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冯可强：《帝国大学：从历史看香港大学的本质》，转引自《香港教育透视》，206—207页，下引此文只标明页码）三天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一九○七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
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引者），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208页）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卢押的第一次演讲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讲是对港大师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205页）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一九一一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的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我们（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转引自谢家驹文，51页）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养出这样的“小英国人”，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共同“搞好民族关系”。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为此，他们于一九四九年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崇基、联合等书院，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钱穆等人认为，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理应创立中文大学。一九五八年，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的发展。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使其成为抵制内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转变立场，推动新亚、崇基、联合等书院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其目的当然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当初，在钱穆坚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香港中文大学”，其实质是要通过汉语语言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港英政府的操纵下，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大成立两年之后，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郁郁赴台。
中大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试图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脉络中发展儒学，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从而试图在香港保留并传播儒家文化，但他们忽略了儒学的根本在于中文，由此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的文化工具。由此，新儒学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基本上被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所蒙蔽，丧失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对立的根本问题，更忽略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文明冲突。新儒家知识分子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培养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但香港中文教育却在左派基层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掀起了“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认同内地政治的“国粹派”，还是对内地政治采取批判立场的“社会派”，都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并推动了“法定中文语言”的运动，迫使港英政府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这就构成了香港回归之前文化斗争的基本格局。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圆明园，它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西方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唯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因为中国文明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西方，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因此，高扬西方文明同时贬低中国文明，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题，也成为大英帝国所要担负的文明使命。创办殖民地大学来传播西方文明无疑属于大英帝国公开的政治教诲。然而，就帝国的使命而言，除了这些公开教诲，我相信还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政治教诲。比如说，香港会（Hong Kong Club）和马会等曾在香港政治中发挥怎样的功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九龙城寨也是另外一个秘密。就在创办香港大学时期，英军自动撤出九龙城，将其变成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方。此时内地忙于革命，没有一个政府真正管理过九龙城，整个城寨一直保持着清王朝招牌和传统风俗，由此成为传统中国活的标本。由于九龙城寨属于“三不管”地带，自然被黑社会所把持，很快成为色情、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一切与人类美好追求相背离的东西都聚集到这里。于是，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港大、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最高成就和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堕落的内容。而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不言而喻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哪一种文明，选择哪一种文愚公移山化认同，在港英政府提供的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一清二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儒家复兴的儒学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能变成港大、中大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大学中的文化点缀。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治理从军事与经济手段转向经济与文化手段，其核心就是通过文明征服来培养“小英国人”实行“间接统治”。从文明征服的效果看，九龙城寨发挥着不亚于香港大学的作用。
政治的力量在于文明，文明的力量在于人心。人心的培育才是政治最高的艺术。华人政治家李光耀就颇得英国人的政治真传。当香港中文复兴运动以广东话为母语、以繁体字为标准中文时，李光耀在新加坡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和简体字，因为他的眼光已掠过历史投向了中国文明遥远的未来。我没有去过新加坡，听说新加坡有一座风景独特的印度城，这突然让我想起了香港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史话》，鲁金著，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香港教育透视》，一九八二年刊于香港《广角镜》）
主权：政治的智慧与意志——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六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4期
一九七七年，被港督任命为“经济多元化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立法局议员罗德丞开始思考关于香港地区前途的方案，因为对新界土地的开发涉及租约，他设想港府把新界土地租约续签到“九七”之后，造成英国继续租借的既成事实，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无论是不是与这个方案有关，两年后麦理浩访京确实提出了续签租约问题。这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他当即表示中国届时会收回香港。为此，他责令中央尽快组织力量研究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准备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就发展为中央对港方针的“十二条”，“一国两制”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当时，中国的国际战略着眼于联合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抗苏联霸权，以便减轻北方大陆边境的军事压力，从南方发起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由于中美关系缓和，邓小平借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还不在当时的决策视野中。然而，英国人提出续签新界土地租约，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问题，把解决香港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范例。这种决策的转变加速了香港问题的提前解决，无疑不利于英国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从土地租约问题入手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假如按照“澳门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
其实，英国人当时选择在租约这个法律细节上偷步，是幻想着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这种思路由于一九七九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进一步强化。
其时，冷战格局发生了有利于英美的转变：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议，中越战争和邓小平访美，使得“铁三角”不利于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则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里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力图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撒切尔夫人则通过马岛战役来重振大英帝国的雄风。然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遭到唾弃的时代里，撒切尔夫人必须为战争寻找新的理由：
福纳克（即马岛——引者）的人民和英国的人民一样，是海岛民族……他们人数不多，但一样有权利过和平的日子，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想要效忠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它们的效忠对象是英国皇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这些权利，这是英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责任。（《戴卓尔夫人回忆录》（上），122页）
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的这段演说的理论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觉”理论。这既是威尔逊的原则，也是列宁的原则。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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