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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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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好体育，他带领考察团出国考察，考察苏联的体育建制是什么样的。回来以后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这就是群众体育。设立了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的编制。
记者：1962年中国运动员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建国以后新中国体育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贺龙元帅亲自组织、安排的。那时候他还找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专门批了外汇到瑞士购买所需的物资，投了巨额资金。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贺晓明：了解一点。当时大家都很奇怪，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登山。在很早以前和苏联有一个计划，苏联后来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去找刘少奇主席，详细汇报了这个项目。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1962年，刘主席批了很大一笔外汇，专门派飞机到瑞士去买设备、衣服、靴子、帐篷。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只有几十万，但1962年，就是巨额投资了。
登顶成功了，那种心情，我现在刚刚体会到一点，很像申办奥运成功的那种感觉，高兴极了。
父亲认为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我们体育成绩上去了，就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中国人。登山是有死亡界限的，高过多少米，就是死亡界限，你不可能不用氧，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很高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后来人民大会堂组织了报告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各行各业学习登山运动员的这种精神。
乒乓球运动，国家体委也是打了很重要的一仗。当时的对手是日本，还有匈牙利，一个东方，一个欧洲，是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父亲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绝对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不是“*”，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的体育情况还会更好的。
记者：贺老总这么爱体育，那时候您、哥哥、妹妹都是朝气蓬勃的小孩，是不是在体育方面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贺晓明：那是绝对的。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哥哥打篮球、踢足球，这些项目他都很优秀。他还一直是三铁运动员，标枪、铅球、铁饼，他是有纪录的，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在北京市他的标枪纪录连续好多年都没被打破。冬天就滑冰，打冰球，在院子里搞一块冰，看见电视里有冰球比赛，就买来冰杆，学着打冰球。夏天全家一起游泳，游泳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是一种求生的方法，所以他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打乒乓球呢，父亲年纪大了，他又很好胜，就拿起球在桌上颠，颠起来又高又慢，然后他一拍子挥过去，叫抽球。我当时打不过他，还说他赖皮。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6）
我记得1954年在北京，冬天我们都买了冰鞋到什刹海去滑冰，很好玩。在冰上可以做各种动作，有各种游戏。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北海散完了步，就走到冰场边上看我们玩。我们就拉爸爸也下来滑，他也很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上冰。我说，爸爸你别怕摔跤，前面放一个枕头，后面放一个枕头，摔不着你。因为当时我从动画片上，看见一个小熊滑冰怕摔跤就这个样子。他也想试试，但荣主任不让他滑，怕他摔坏了。
爸爸这辈子有一个他最爱的活动——钓鱼。他迷得不得了，还带好多人去钓鱼。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钓鱼，好多外交部的同志出国回来给他送鱼线、鱼漂。父亲有时候外出，到山里头，他看到竹子好，就自己砍竹子做鱼竿。所以他的渔具特别多。
父亲钓鱼很有耐心，鱼食也特别讲究，他钓的鱼也不是自己吃，他一路钓，一路都送完了。说这鱼大，给总理送去。就这么沿路送，各家都送。
记者：听说您游泳很出色，是怎么学会的？
贺晓明：我不太记得谁教我了，我就跟着游，就这么会了。后来真是有名师指导，那时主席经常在北戴河游泳，他那么大年纪出来游泳是应该有人陪的，因此爸爸就从体委调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陈教练，是个女的，是我的老师。她除了陪主席游泳以外还教教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从头教，一招一式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游得很不错了。
1965年我在北京大学，9月1日开学，天气比较热，课余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儿去游泳。我在游泳池这么一游，体育系的老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游得不错，专门学过吧？我说是，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游泳队。
我当时玩心很重，不愿意参加。我要参加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老师说明年大学生运动会，你准备一年，参加全国比赛好吗？为了要让我参加游泳队，这个老师很花心思。他找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就这样我就去游泳了。后来“*”开始了，这个运动会就没了。
十年浩劫中的贺龙一家
十年浩劫，贺龙没能幸免。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病情再次恶化，连续摔倒7次。6月9日7时许，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送往301医院。当日15时04分，含恨而逝。
记者：“*”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老总接到家中保护起来，但您父亲还是被*、“四人帮”逐出了中南海，你们一家完全落入了*、“四人帮”的魔掌……贺老总受到不公的待遇，长期被关在西山。那时候您父亲有糖尿病，听说当时造反派还给他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7）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抽了两包烟。我现在想女孩子流眼泪，男孩子的眼泪都变成汗了。
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先看到了妈妈。那是六月份，北京很热，妈妈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因为她的身体太弱了。妈妈一边拉着我，一边拉着哥哥，那时候我妹妹黎明还在陕西插队，没通知她。姐姐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过去，病房两边的门都打开了，病号在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知道了，都在看。妈妈就使劲捏我的手，不能哭。
从那一刻起我就没眼泪了，好奇怪，就没眼泪了。到了病房，床上就是一个白被单压在爸爸的胡子上面，头发也梳过了。一看我就知道是他，但什么都不能说。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负责记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们都很吃力，确实很吃力。后来妈妈很冷静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吧？就带着我们出来了。
（贺晓明哭了……）
贺晓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在贵州东南部某县教育局工作，后到山西卫生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北京，调任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
威严的父亲
贺黎明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从懂事以后她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
记者：您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懂事以后您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跟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知道您父亲习惯留胡子，非常威武，您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对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8）
贺黎明：我父亲本身结婚就比较晚，父亲和我妈妈相差了25岁，我妈妈那时是延安县长，也是组织介绍的。他们一天到晚地打仗，南征北战，根本没时间找对象，当时是彭真同志介绍的。
父亲留着小胡子，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允许留胡子的人，非常威武。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人。但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见了他，有的时候说话，舌头都有点僵硬，打不了弯。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的父亲？他威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很亲切。
比方说，我15岁的时候入了团，我妈妈就很高兴，就告诉老爷子说咱们“幺女”入团了，老爷子一听就很高兴，把我叫到一边去，拿了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说，这是你入团的一个奖励，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我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搞物质刺激。我们老爷子就笑一笑，家里气氛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家孩子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我妈妈名字后面有一个“明”字，当时毛主席就说，将来你们要生一排小龙，再生一排小明。这样生到儿子就叫“龙”字，生个女儿就应该叫“明”字，所以就叫晓明、黎明，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人家解释，我哥哥贺鹏飞的小名就叫小龙，我姐姐的小名叫小明，我的小名叫幼明，意思是我们家又来了个女儿，延续我妈妈那个名字。
记者：您看到您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说话做事都很融洽，能通过什么事情表现出来吗？
贺黎明：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彼此互相关心。我妈妈脾气比较温和，性子比较慢，处理问题也比较周全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我爸爸是我们家的司令。
如果我爸爸生气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我妈妈当时不会说什么，等到我父亲气消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就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做爸爸的思想工作，在跟我爸爸聊天。妈妈都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和我爸爸谈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过。在家里，爸爸他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个好爸爸。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夜里我给弄醒了，我眯缝着眼，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比较重，在笨手笨脚地给我盖被子。妈妈出差了，他来给我盖被子。我没出声，假装睡着了，因为我一醒了就证明他失败了，你盖被子都给我盖醒了。因此我就没出声，其实当时心里很感动。
吃饭时爸爸要求我们不许掉一粒米粒，饭碗要吃干净，什么菜汤啊，菜叶子啊，绝对不可以掉在饭桌上。我们家除了自己家的成员，还有烈士的孩子，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孩子，吃饭时通常是两桌。我们吃完饭自己收拾碗、盘、勺、筷子。谁吃完，谁就把自己的拿走，桌子上干干净净。
爸爸讲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28道程序，你们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1965年，我爸爸主持国防科委工作，那一年他带我们去东北，我想就是去玩。夏天去东北挺凉快的，是个好事。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天天跟着他一起参观军工厂、飞机制造厂，天天开会。爸爸要求我们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听人家给我们解释，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走神，他胡子就翘起来了，拐棍就要上来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9）
这个拐棍是用来敲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威风，就连我们家的动物都知道要怕谁，要欺负谁。比方说我们家一般都会养一些狗、鹦鹉什么的，还养过猴子，这些动物见了他都很害怕。这就很奇怪，父亲从不喂它们。我们家的狗见了他就会趴在地下，猴子见了他就会献媚，拿着小爪子去勾他的拐棍。但是那些狗、猴子见了我就会欺负我，就冲着我呼呼呼的样子。只要父亲一散步走到那儿去，它们都规规矩矩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而在家里却又这么让孩子喜欢，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吗？当时去你们家的这么多孩子和您父亲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贺黎明：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其实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哥哥、姐姐还有我，但除此之外我们家还多出来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人，一些老同志的、烈士的子弟，还有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来，就住在我们家，所以非常热闹。
我记得当时罗荣桓同志因病去世以后，我父亲对他的儿子罗东进很关心，经常会问一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张鼎丞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邻居，我父亲都会问他们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情况怎么样，在政治上是不是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都很鼓励。包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父亲都会替他们去做，就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他都会想到，都会去安排。
我们家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就在工作人员的食堂里。周边住的有罗荣桓元帅家、张鼎丞一家，还有刘伯承元帅、陈老总、罗瑞卿，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他们几家都住在那个院里，还有彭真家。一到星期六，这些孩子们都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晚上演什么电影，到时候大家都过来了。
业余时间大家会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无拘无束，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玩累了，我就会跟林月琴妈妈说：林妈妈，我今天在这儿吃饭了。等于我既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也同样是这些老同志的孩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包括现在就像宋任穷的爱人，还经常来看我妈妈，他们的孩子也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注重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孩子们不怕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去北戴河，我哥哥他们那一辈的，包括像万里同志的儿子、陈老总的儿子，他们一起踢足球，跟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在一个足球场上，无意中开始对垒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孩子很傲慢，觉得他们肯定技术要好，本来是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比赛。
他们踢完第一次球以后，回去跟我爸爸讲，说他们今天是跟苏联孩子在一起踢球。还约好了下一次进行一次正式的比赛，老爷子就对他们的比赛很认真。
我记得那次正式比赛的时候，除了主席不在北戴河，在北戴河的这些常委都去看了。我们都属于拉拉队，全场给他们助威，那场球好像是踢平了，没有赢人家。但是我们敢于去拼搏，在竞技场上不能输给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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