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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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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倒转，父亲指挥十五兵团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攻打薛岳部。
当时主席给四野发电报，要求吸取金门战役的经验，一次渡过一个军的兵力；主要用机帆船；争取在二月份解放海南岛。但是前线指挥部研究，这三条实现起来都很有困难：第一，时间问题，四十军、四十三军打完广东、广西，又回头挥师向东在雷州半岛集结，已经是12月底了，这一两个月训练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再一个机帆船的问题，普通船都没有，机帆船就更没有了。当时提出到香港去买船，四野也派人带了几十万银元到香港买船，结果买不到。第三个问题是一次过海一个军，要需要几千艘船，不可能有那么多船。后来反复研究，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席也同意了，就是以准备好为前提。
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北方来的兵一看到海浪，都吓得往后退，还晕船、呕吐。后来战士们就在海上练，在陆地上练，训练荡秋千。同时还训练吃饭，有三个班吃饭，一个班吃饱，一个班吃半饱，一个班不吃饭，看哪种情况下不晕船。再一个改装机帆船，他们从十轮大卡车上把发动机拆下来，安在机帆船上，做土炮艇。这个土炮艇起了很大作用。在大规模渡海之前，有个叫鲁湘云的渡海英雄，驾驶土炮艇碰到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等着国民党的炮艇接近以后，突然开火，结果把国民党的炮艇打跑了。关于作战的样式，他们提出分批偷渡。当时海南有个琼崖纵队，先小部队偷渡，和琼崖纵队配合上。第一次两个营偷渡，第二次是两个团，第一次偷渡的部队接应上了，第二次偷渡也成功了，后来考虑到再晚季风就要反向，因此决定4月17号大规模登陆。当时国民党上头有飞机，下面有军舰，最后强行登陆。但是他们不是蛮干，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 想看书来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5）
父亲提出，在陆地作战，一次不行，还可以组织第二次进攻，海上就不行了，第一次进攻不顺的话，就没办法组织第二次，必定全军覆没。他要求兵团、军，都成立气象站，了解海水的潮汐、气象情况。第二次偷渡的时候，有一个加强团，一开始顺风，到敌人的海军、空军火力之下。这个师长当时动摇了，就问司令部是不是回来，我父亲就说：“继续前进，否则我就枪毙你！”可见当时渡海，指挥员的决心一定要坚强，部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过去。
第三次大规模渡海的时候大概有几万人，有一两千条船。
记者：当时邓将军的作战决心是非常大的，为了准备渡海，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邓将军还亲自试航过水陆两用的汽车？
邓穗：当时部队通过关系，买回一些水陆两用汽车，直接运到了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杨迪看了以后觉着不错，但是得试航，就和我父亲准备把水陆两用汽车开到珠江去试航，父亲说他要亲自去才能体会到底行不行。试航的时候，他们感到这个车还是比较差的，遇到风浪就摇摆很厉害，下潜以后通风不行，很快就缺氧，里面的人都很难受。当时十五兵团副司令洪学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杨迪，说你怎么能把邓司令叫过去，多危险啊。
记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解放海南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邓穗：大举登陆以后，我们占领了海口，部队继续向全岛发展，我父亲带着前指挥部从大陆到海口。杨迪讲，当时我父亲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杨迪站在旁边就想邓司令的心情，这几个月他承担了多么大的重担，现在的心情该是多么高兴啊。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哪一步棋走不好，就会影响全局。实际上解放海南这一仗打得特别好，两次偷渡成功，最后大举进攻，时间也选得特别好，4月17号大举进攻，5月1号全岛解放，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7月底美军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海南岛如果晚两个月解放，可能就成为第二个台湾，对咱们整个东南沿海就是威胁。
记者：因为海南战役打得特别好，邓将军很快就被调到东北组建边防军了，刚刚从北方打到南方，立刻又从南方转回到北方，这种军人的生活你们能适应吗？
李玉芝：那个时候我们把这就当家常便饭。他在前线打仗，打来打去，我们家属带孩子在后方。打仗总是要休息，休息就到后方，休息完了就又走了。我们那个时代，对于革命，我们只想到光荣，为革命牺牲、挨饿都是应该的，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
邓英：我们5个兄弟姊妹出生地都不一样，我大姐是在延安生的，我二姐是在辽宁本溪，我在天津生的，我弟弟是在广州，而我妹妹又是在沈阳。这也可以反映出，我父亲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南征北战这么一个历程。
为彭德怀拍案而起
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常务副总参谋长邓华站了出来：“同志，请不要诬陷好人，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事情很简单，他和苏联人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
记者：1959年，庐山会议打出一个“彭黄张周”集团，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邓洪万钟”，都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邓华将军被划到了彭总那一边，并因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军内所有职务。他为彭总打抱不平，平时他同彭总的关系怎么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6）
邓穗：彭总当志愿军总司令员的时候，我父亲是副司令员，他很欣赏我父亲的作战才能。彭总脾气很大，谁都骂，就是没有骂过我父亲。父亲作战很细，所以彭德怀说邓华是个好帮手。
庐山会议后，1960年我们被发配到四川，1963年彭总到成都，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实际也是闲职。彭总去理发，理发员对他讲，听说邓华也在这里，彭总就想去看我父亲。走到我们家的楼门前，彭总就在门口来回踱步，最后没有进来就走了。可以想象彭总的心情啊，他既想见我父亲，又怕再连累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医院，彭总的夫人去看他，就拿了一个镀金的烟盒。那是我父亲访问南斯拉夫时人家送给他的一个烟盒，我父亲把它送给彭总作纪念。彭总落难的过程中，这个烟盒还一直留着，最后还写了一个条，说：“这是邓华同志送给我的。”彭总的夫人拿着这个烟盒看我父亲，专门讲这个事，说彭总让我见到你再给你，当时我父亲很感慨。
记者：就因为和彭总的关系，“*”中*进一步排挤打击他，他被下放到四川，又分管自己特别不熟悉的工作，他怎样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邓穗：当时我父亲是沈阳军区司令，被撤了职。后来*在军委会上讲，邓华这个人我反复考虑，留在军队上我不放心，要把他开除军籍，分配到地方。当时*是书记处书记，说你到四川吧，四川是个大省，到四川当副省长。
他原来是搞军事的，打仗几十年，对军事很熟。到四川让他分管农业机械，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闲职，让他休息就行了。但是他又从头学农业机械。我记得很清楚，他学着看拖拉机制造、柴油发动机制造等方面的书，认真地学习这些农业机械知识。有时候带着我一块儿下乡，小四轮啊，小拖拉机啊，他自己也去试一试，并没有觉得自己蒙冤就怎么样了。四川农机厂的技术员、工人，只要一说到他，觉得他确实是为四川的农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玉芝：他那时经常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是其一；第二，我是为革命，虽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处理，但是我仍然为人民做工作。虽然他不在军队了，对毛主席还是忠心耿耿。
记者：邓将军对军队有种特殊感情，对吗？
邓英：我父亲一辈子都跟着军队打仗，所以跟军队的感情很深厚。受彭德怀案件的牵连后，他也感到冤屈，明明自己为党为革命，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却落得这么个结局。离开军队了，他就把他所有的军装都染成黑色的了，包括上衣、裤子、帽子全部都染成黑色的。将校服那种，没法染，他就全都装到那个包裹里，放在箱子底下，不愿意再翻出来。
虽然黄军装染了黑颜色，或者染了深蓝色，但从他那个角度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在里面：军装虽然染成黑色的，但它还是军装，我还是要穿它。对军队那种割舍不下的感情，我觉得还是一直存在于他内心里的。
记者：后来他终于又回到了军队的怀抱，黑色军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一定很高兴吧？
邓英：后来是毛主席又说话了。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坐在凳子上和我哥哥说话，父亲就特别高兴地给我说：“英英啊，我要回部队了。”当时我一听，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父亲受冤屈*了，我也替他高兴，他自己也特别高兴，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那么发自内心的高兴，喜笑颜开的那种样子。
邓穗：那是在成都，他正准备买衣服，想买个单帽。后来他说，不要再买帽子了，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回部队军装、军帽就全部都有了，不再需要地方上的那种便帽了。
“我就是不死”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一次昏迷之后，70岁的邓华不断背诵着陆游的这首诗。他对守护在旁的妻子说，我刚才梦到打仗了。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不断呓语：“可惜啊，可惜啊。”
记者：1978年，邓将军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部队，离开那么多年，他还是像从前那样热爱军队！
邓穗：当时军委下令让他重新回北京，重新回到军队，他很高兴。回到北京以后，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他很认真，虽然离开军队很多年了，但他还是抓紧时间看书，看资料。有时候他跟院里的干部谈话，讲现在的军事科技，国外发展得很快，美国的飞机怎么样，坦克怎么样，装甲指数怎么样，说得很细，以至于装甲有多厚，飞机的战斗半径有多大都说得出来。
开军委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在电梯上，看到他和洪学智一块儿讲话，我父亲当时笑得很开心，我父亲说你要抓国防工业，在朝鲜我们是光着脑袋打仗，要抓飞机，要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记者：但是回到部队没多久，他就病倒了，到他1980年7月去世，他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两年的时间，他后来一直说“可惜”，他可惜的是什么？
邓穗：他昏迷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当时在旁边，我想他还是在想着军队的工作，想着他给军委写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设想，他一直还想着为军队工作。有时候半昏迷状态他自己讲：“可惜啊！”他可惜的是离开军队十多年，回来不长，就病重了。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心里很着急。有时候他昏迷了，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打也打不死，斗也斗不死，整也整不死，我就是不死。”
邓华的部下、当年作战科长杨迪一直记得这样一个场面：1950年登陆海南岛以后，邓华来到海口，他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1）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长女李宁、次子李力
采访时间 2002年4月
采访地点 北京复兴路
采访对象 李 宁（时年84岁） 李克农长女 原陕西省公安厅厅长
李 力（时年77岁） 李克农次子 原总参通讯部副部长
采访记者 王 哲
1955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李克农。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
“他桌上的东西，斜着眼看都不行”
恐怕全中国再也难以找出这样的家庭：属于爸爸的东西，孩子们统统不准碰，动一动就会挨一顿责骂。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叫李克农。
记者：许多将帅都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同于普通人，李克农将军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您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在您看来，父亲有哪些独特的生活习惯？
李力：父亲的工作纪律是非常严的，他长期养成了一个保密的习惯。我们住的是四合院，老式的房子，办公带会客都在他的房子里面，拐进去就是他的卧室、卫生间。所以我们回家去的时候只要他办公，我们就尽量不进他的办公室。他要会客，我们更躲得远远的，他们讲话我们也不听。
有时候礼拜天他不办公，我们就带着小孩子坐到他办公室桌上。小孩子有时候把办公桌上的东西拿来玩一玩，回来他一看马上就发现了：“谁动我的办公桌了？”他的办公桌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他都清清楚楚的。他的铅笔、砚台这些东西放的位置他都知道。他的那串钥匙牌的号，哪个钥匙开哪个锁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别人不能动他的东西，要不他回来马上就发现了。
我母亲去世以后，有一阵子我们怕父亲的哮喘病发病，就轮流睡到他的房子里照顾他。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亲自把所有的房间检查一遍，看门窗都关好没有，锁好没有，一定要亲自检查一遍才睡觉。
记者：您家里保存了那么多老照片，其中有很多都是您父亲的，将军生前是不是很喜欢照相？我看到过一张照片，他揽着一些小孩子。
李力：父亲爱照相，我们带着孩子去了以后，他一搂搂四五个一块儿照相。有一次他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照片，我们一看，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半身照，戴着徽章，也没什么。这样的照片多了，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们都把照片收着，这个照片的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讲。他去世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照片的事，照片上的人是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个很有名的革命家。因为那时候日本共产党还不是合法的政党，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通过工作上的关系，把他秘密地带到北京。
父亲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要谈话，要开会，小孩子都不能吵，都要离得远远的。他办公，我们不能看他的办公桌子，他桌上东西不能看，斜着眼看都不行。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问，他搞隐蔽战线好多事情我们是以后才知道的。
记者：一般来说，老人都很怀旧，喜欢跟晚辈们念叨一些往事，将军本人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2）
李力：我们家有两件事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这些当子女的长到十几岁不知道父亲什么样；第二个是我父亲在社会部工作，社会部是管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但是地下工作究竟做了什么，他本人作了什么贡献，从来不跟我们说，我们也从来不能问，我们不知道父亲做过什么事，包括中央特科这么大的事，他生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记者：父亲过去的那些经历你们做儿女的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力：我们知道这些是在他逝世以后。有书中说他在上海和几个同志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知道，他本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也没地方去问。隐蔽战线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过去不知道。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很惊讶。朝鲜金日成派了代表团来参加悼念，团里除了大使以外，还派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的人来，这可能是因为朝鲜停战谈判，我们还能理解。胡志明发表意见，我们也能理解，因为胡志明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父亲是俱乐部主任。我们就纳闷儿，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怎么也发来唁电呢？
记者：将军去世以后，随着很多原本保密的事情渐渐被揭开，是不是您心里的一些疑团也逐个破解？
李力：对。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我就知道胡宗南的部队进了延安之后怎么跟傻瓜一样。我们是彭老总带着2万多部队，胡宗南的部队30多万人，怎么我们打他们很容易，他们打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呢？我们离他们很近，就两里路，为什么我们能把他的部队打懵呢？那时候就知道是毛泽东指挥用兵如神，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事先都知道。
共产党的“大特务”
一次毛泽东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席间，他还跟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我们都在小说或者故事片里看到过许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工作的一些情景，您了解他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的一些细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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